從老舍的創作經歷可以看到,從他最初的《老張的哲學》、《二馬》和《趙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為題材,到后來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題材的《離婚》、《牛天賜傳》,再到他的代表作《駱駝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這一輩子》和《月牙兒》、《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說,他最有特點和藝術成就的作品都與北京這座城市有關。
因此,我們可以說,老舍是"京味小說"的源頭,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創作,而老舍筆下的市民世界又最能體現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觀,甚至成為一種文化史象征,一說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聯想到老舍的文學世界。
從老舍的創作經歷可以看到,他最有特點和藝術成就的作品都與北京這座城市有關。
"擅于運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語言寫作,敏于描繪北京的風光、習俗及人物個性,敢于以喜劇風格來演示悲劇故事,等等,都教文壇感受到了縷縷新氣息。
這些特點的形成,與老舍自幼濡染著的京城文化分不開。
清初以來近三百年,大批滿洲人屯居京城,他們在由滿族母語改操漢語之后,培養起了對北京話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從《紅樓夢》作者曹雪芹(隸滿洲內務府正白旗),到《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隸滿洲鑲紅旗),都是這種語言造詣的典范體現者,老舍是該傳統的現代繼承人"(黃修己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冊,第328-329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
因此,可以說,老舍是現代"京味小說"的源頭,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
老舍是北京人,卻不是京派的成員。
雖然,從老舍作品所表現出的風格特點看,老舍與京派有許多接近之處,如老舍和京派作家都格外重視為現代文明探索病源,習慣于用文化來分割不同階層的人,在老舍看來,祥子的悲劇在于病態的城市文明對人性的傷害,而在這部小說中,老舍又正是通過一個鄉下來的人力車夫(祥子)的眼光來看待城市的。
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時,又試圖以"道德審視"的角度對現代文明病的病源進行了探討;又如老舍和京派作家描寫的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命運和在文化制約中的世態人情,寫得最好的人物也都是"老中國兒女"或"鄉土中國"的子民。
但是,老舍走的卻是"俗文化"的路子,正因為老舍的"俗",由于他作品的"北京味兒"、幽默風,以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語言,使他遠離當時的"新文藝腔",在現代作家中獨具一格,成為了把"鄉土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小市民階層的命運、思想、心理用文學形式表現出來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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