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下面是自私的基因的序言：
雖然黑猩猩和人類的進化史大約有99.5%是共同的，但人類的大多數思想家把黑猩猩視為畸形異狀、與人類毫不相干的怪物，而把他們自己看成是上升為萬物之主的階梯。
對一個進化論者來說，情況絕非如此。
認為某一物種比另一物種高尚是毫無客觀依據的。
不論是黑猩猩和人類，還是蜥蜴和真菌，他們都是經過長達約三十億年之久的所謂自然選擇這一過程進化而來。
每一物種之內，某些個體比另一些個體留下更多的生存后代，因此，這些得以繁殖的幸運者的可遺傳特性（基因），在其下一代中的數量就變得更加可觀。
基因的非隨機性的區分繁殖就是自然選擇。
自然選擇造就了我們，因此，要想了解我們的自身特性，就必須懂得自然選擇。
盡管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學說是研究社會行為的關鍵所系（特別是同孟德爾的遺傳學相結合時），但卻一直為許多人所忽視。
社會科學領域內一系列研究部門相繼興起，致力于建立一種達爾文前和孟德爾前派的社會和心理世界的觀點。
甚至在生物學領域中，忽視和濫用達爾文學說的情況一直令人詫異。
無論造成這種異常發展的原因究竟何在。
有跡象表明，這種狀況即將告終。
達爾文和孟德爾所進行的偉大工作已為日漸增多的科學工作者所發展，其中著名者主要有菲希爾（*），漢密爾頓（*on），威廉斯（*ms）和史密斯（*d Smith）。
現在，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把根據自然選擇的社會學說的這一重要部分，用簡明通俗的形式介紹給大家，這是第一次。
道金斯對社會學說中這一嶄新工作的主要論題逐一作了介紹：
利他和利己行為的概念，
遺傳學上的自私的定義，
進犯行為的進化，
親族學說（包括親子關系和群居昆蟲的進化），
性比率學說；
相互利他主義，
欺騙行為
和性差別的自然選擇。
道金斯精通這一基本理論，他胸有成竹，以令人欽佩的清晰文體展示了這一嶄新的工作。
由于他在生物學方面的造詣頗深，他能夠使讀者領略生物學文獻中的豐富多彩和引人人勝之處。
凡遇他的觀點同已發表的著作的論點有分歧時，他的評論，就象他在指出我的一處謬誤時一樣，無不一箭中的。
同時，道金斯不遺余力地把據以論證的邏輯推理交待清楚，俾使讀者能夠運用這種邏輯推理再去擴展這些論據（甚至可以和道金斯本人展開爭論）。
這些論據可以向許多方面擴展。
例如，如果（按道金斯的論證）欺騙行為是動物間交往的基本活動的話，就一定存在有對欺騙行為的強烈的選擇性，而動物也轉而必須選擇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騙，使某些行為和動機變成無意識的，從而不致因蛛絲馬跡的自覺跡象，把正在進行的欺騙行為敗露。
因此，說自然選擇有利于神經系統是更準確地反映了世界的形象這種傳統觀點，肯定是一種關于智力進化的非常幼稚的觀點。
近年來社會學說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由此引起了一股小小的逆流。
例如，有人斷言，近年來社會學說方面的這種進展，事實上是為了阻止社會前進的周期性陰謀的一部分，其方式是把這種社會的前進說成在遺傳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還有，把一些相似而又不堪一駁的觀點羅致在一起，使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即達爾文的社會學說，其政治含義是反動的。
這種講法同事實情況大有徑庭。
菲希爾和漢密爾頓首次清楚地證明了遺傳上性別的均等性。
從群居昆蟲得到的理論和大量數據表明，親代沒有主宰其子代的固有趨勢（反之亦然）。
而且親代投資和雌性選擇的概念，為觀察性別差異奠定了客觀的和公正的基礎，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進展，超越了一般把婦女的力量和權利歸根于毫無實際意義的生物學上的特性這一泥潭中所作的努力。
總之，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學說使我們窺見了社會關系中基本的對稱性和邏輯性，在我們有了更充分的理解之后，我們的政治見解當會重新獲得活力，并對心理學的科學研究提供理論上的支柱。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必將對我們受苦受難的許多根源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特里弗斯（Robert *s）
1976年7月于哈佛大學
前 言
讀者不妨把本書當作科學幻想小說來閱讀。
筆者構思行文著意于發人深思，喚起遐想。
然而，本書絕非杜撰之作。
它不是幻想，而是科學。
“事實比想象更離奇”，暫不論這句話有否老生常談之嫌，它卻確切地表達了筆者對客觀事實的印象。
我們都是生存機器——作為載運工具的機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編制的，為的是永久保存所謂基因這種稟性自私的分子。
這一事實直至今天猶使我驚異不已。
我對其中道理雖已領略多年，但它始終使我感到有點難以置信。
但愿我也能夠以此使讀者驚嘆不已，這是我的一個希望。
在寫作過程中似乎有三位假想的讀者一直在我背后不時地觀望，我愿將本書奉獻給他們。
第一位是我們稱之為外行的一般讀者。
為了他的緣故，我幾乎一概避免使用術語。
如屬不得已使用專門性詞語的地方，我都一一詳加說明。
我不懂為什么我們不把一些學術性刊物里的大部分術語也刪掉呢？雖然我假定外行人不具備專業知識，但我卻并不認為他們愚昧無知。
只要能做到深入淺出，就能使科學通俗易懂。
我全力以赴，試圖以通俗的語言把復雜艱澀的思想大眾化，但又不喪失其精髓。
我這樣嘗試的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而我的另一個抱負是，讓這本書成為一本引人入勝、扣人心弦的讀物，使其無愧于題材的內容。
但這方面我能取得多大成功，心中也毫無把握。
我一向認為，生物學之迷人猶如一個神秘的故事，因為事實上，生物學的內容就是一個神秘的故事。
本書的題材理應為讀者帶來莫大的興趣和啟發，但我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不過是滄海一粟，再多我也不敢侈望了。
第二個假想的讀者是個行家。
他是一個苛求的評論家，對我所用的一些比擬筆法和修辭手段大不以為然。
他總是喜歡用這樣的短語：“除此之外……”，“但在另一方面……”，“嘖！嘖！”我細心地傾聽了他的意見，純粹為了滿足他的要求，我甚至把書中的一章全部重寫了一遍。
但歸根結底，講述的方式畢竟還是我自己的。
這位專家對我的寫作方式恐怕不會完全沒有微詞吧！但我仍極為熱切地希望，甚至他也能在拙作中發現一點新內容，也許是對大家所熟悉的觀點的一種新見解，甚至受到啟發產生出他自己的新觀點。
如果說我的這種雄心太大，那么，我是否可以希望，這本書至少能為他在旅途中消愁解悶？
我心目中的第三位讀者是位從外行向內行過渡的學生。
如果他至今還沒有抱定宗旨要在哪一方面成為專家，那么我要奉勸他考慮一下我所從事的專業——動物學。
動物學固然自有其“實用價值”，而各種動物大部又有其逗人喜愛之處。
但除此之外，研究動物學有其更為深遠的意義：因為宇宙萬物之中，我們這些動物當屬最為復雜、設計最為完美的機器了。
既然如此，棄動物學而求其他學科就令人費解了！對那些已經獻身于動物學研究的學生來說，但愿本書能有一定的教育價值，因為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所孜孜不倦鉆研的原著和專業書籍，正是筆者撰寫本書的依據。
他們如果發現原著難以理解，我的深入淺出的論述，作為入門或輔助材料之類的讀物，也許對他們有所助益。
顯然，要同時迎合三種類型讀者的口味勢必要冒一定的風險。
我只能說，對此我是始終十分清楚的。
不過，考慮到我的這種嘗試所能帶來的種種益處，我是甘愿冒這種風險的。
我是個行為生態學家，所以動物行為是本書的主題。
我接受過行為生態學的傳統訓練，我從中獲得的教益是不言而喻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大學我曾在廷伯根（Niko Tinbergen）指導下工作過十二個年頭。
在那些歲月里他對我的影響之深，恐怕連他自己也想不到。
“生存機器”這個詞語雖非實際出自他的口，但說是他的首創亦不為過。
近年來，行為生態學受新思潮的沖擊而生機勃發。
從傳統觀點來說，這股思潮的來源不屬行為生態學的范疇。
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于這些異軍突起的思想。
這些新思想的倡導者主要是威廉斯，史密斯，漢密爾頓和特里弗斯（*s），我還將分別在有關章節中提及。
各方人士為本書的書名提出過許多建議，我已將他們建議的名稱分別移作有關各章的題目：“不朽的螺旋圈”，克雷布斯（John Krebs）；“基因機器”，莫里斯（Desmond Morris）；“基因道德”，克拉頓-布羅克（Tim Clutton-Brock）和瓊•道金斯（Jean Dawkins），為此向他們表示謝意，另外，特向波特（Stephen Potter）表示歉意。
盡管假想的讀者可以作為寄托虔誠希望的對象，但同現實生活中的讀者和批評家相比，畢竟無太大實際意義。
筆者有一癖好，文章非改上幾遍不肯罷休。
為此，瑪麗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不得不付出艱辛的勞動。
對我來說，她對生物學文獻的淵博知識，對理論問題的深刻理解，以及她給予我的不斷鼓勵和精神上的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
克雷布斯也閱讀了全書初稿。
有關本書的議題，他的造詣比我深。
而且他毫不吝惜地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
湯姆森（GlenysThomson）和博德默（walter Bodmer）對我處理遺傳學論題的方式提出過既誠懇又嚴格的批評。
而我所做的修改恐怕還不能完全使他們感到滿意。
但我總希望，他們將會發現修訂后的稿子已有所改進。
他們不厭其煩地為我化費了大量時間，對此我尤為感激不盡。
約翰•道金斯以其準確無誤的眼力指出了一些容易使人誤解的術語，并提出了難能可貴的修改意見。
我不可能再找到比斯坦普（Maxwell Stamp）更適合和有學問的“外行”了。
他敏銳地發現初稿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文體缺陷，這對我完成最后一稿助益非淺。
最后，我還要向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羅杰斯（Michael Rodgers）表示謝忱。
他審閱過我的手稿，所提意見富于助益；此外，他在負責安排本書的出版工作方面，作了許多份外的工作。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