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水滸傳》在藝術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寫出復雜的性格內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環境的依據，同時隨生活環境的變化而發展。
人物形象帶有理想色彩，同時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
《水滸傳》不單以情節的生動緊張取勝，還有較豐富真實的細節描寫。
小說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通俗、簡練、生動、富于表現力的文學語言。
與內容相適應，前70回連環套式的藝術結構也獨具特色。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對于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義行動，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
一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因此當他們一旦造反后,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什么統治階級的法度條例，對他們毫無約束，象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他們為了起義的正義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贊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
作品歌頌這樣一批被統治階級視為所謂“殺人放火”的強盜、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謂“不赦”的罪人，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可敬可愛，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
與此相反，作者對于統治階級的人物，則將他們寫得丑惡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
從而啟發人們去愛什么人，恨什么人。
金圣嘆評論《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不管金圣嘆主觀動機如何，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水滸傳》的深刻社會意義。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富有武裝斗爭的傳統和經驗，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民戰爭,并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的,只有《水滸傳》。
《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斗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
《水滸傳》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莊”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曾經贊揚“三打祝家莊”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
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對敵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內部里應外合的辦法，終于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水滸傳》中有關戰爭的描寫，可與《三國志演義》相媲美。
清代劉鑾的《五石瓠》里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水滸傳》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
聯系到他們“殺富濟貧”的行動，表現了人民反對封建經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宣戰，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愿望。
《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
這里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這一點，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
明人郎瑛就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于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下層人民也常講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產生一種團結御侮的愿望，這種愿望，在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異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為強烈，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于“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
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于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義”。
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滸傳》里的“義”，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
《水滸傳》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業的內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許多場合里，“忠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被放在首位，而把“義”置于次要地位，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梁山泊一些斗爭性最強、革命最堅決的人物，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義氣服從了忠君,就是《水滸傳》所寫的“義”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
《水滸傳》作者歌頌梁山義軍，卻又反對方臘起義，實際說明他同情、歌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農民起義，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義，不“僭號稱王”的起義。
所以，《水滸傳》中出現了“替天行道”的口號。
“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義，但是由于遵奉天命，這就不能突破君主觀念，因為在封建社會里，正是統治階級借天命來欺騙人民,所謂“奉天承運”,“天命所歸”，歷來帝王正是借天命來統治萬民的。
《水滸傳》中“替天行道”的意義,說的是朝廷無道時,由這些好漢來“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則是“□臣蒙蔽了圣聰”，因而他們造反便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終又不得不歸服天子腳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終于換成“順天”、“保國”了。
這也是《水滸》英雄們最終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動，關系著整個梁山事業的興衰和存亡。
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經史”,養成 “忠孝”觀念，后來在縣里作了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對于衙門里公事和官府的應酬,十分熟悉。
他雖為官府中人,卻又喜歡結交江湖上好漢,對下層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濟人貧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時雨”的美名。
這樣的一種特殊經歷，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要作個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觸中，使他較多地了解下層人民的苦難和愿望，又成為仗義扶危、同情勞動人民對官府的反抗行為的人物。
總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對人民的造反，只是抱著同情態度，或在某種情況下在行動上作一點有限的支持。
從他思想上說，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來上梁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
他是一個廣有謀略的人物,決不甘心長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著他的才能將來能夠“為國立功”，作出一番事業來。
“博得個封妻蔭子”，以圖日后 “名垂青史”。
而當時朝政黑暗，□臣當道，一些才能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
恰在這時宋江又犯了殺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題了反詩，被江州知府拿住，問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漢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這時，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組織才能，善于團結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前后有大批好漢隨他上山,壯大了山寨力量,給山寨事業帶來了一番興旺發達的氣象。
梁山起義軍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之下，接連打了許多勝仗，給予一些貪官污吏以嚴重的打擊和懲罰,并且震動了朝廷,這些勝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勞分不開的。
但由于他忠孝觀念根深柢固，雖造了反而這種觀念并未改變，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機。
他上了梁山后口口聲聲說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當道,讒佞專權。”他反復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只被濫官污吏逼得如此”。
因此他是“權借水泊棲身”，“專等朝廷招安”。
他在與官軍對陣中，總是想到如何為日后的招安預留地步。
這樣，梁山起義軍的力量越強大,梁山的事業越興旺,也就越為宋江的受招安積累資本。
他終于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打得朝廷軍隊大敗虧輸之后，光榮體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義事業斷送。
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鎮壓方臘起義軍,正如魯迅說的:“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這是對《水滸》的最尖銳的批評，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嚴重局限。
火燒草料場 選自明代崇禎袁無涯刻本《水滸全傳》插圖
《水滸傳》全書可分前后兩大部分，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梁山大聚義，打官軍，受招安。
后半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征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結局。
其中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后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征遼之后緊接平方臘。
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征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一，征遼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
其次，和平田虎、王慶一樣，征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
這個看法尚有爭論。
從思想內容來說，《水滸傳》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后半則是寫忠臣反□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矛盾。
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說： “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于官兵的盜來抵抗他。”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水滸傳》的后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一背景不無關系。
而征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
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
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 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
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
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后已。”這里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
宋江投降之后，“水滸”英雄始終受□臣排擠、打擊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
這樣的悲劇結局,對于揭露統治者的罪惡,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鑒戒來說,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總之，《水滸傳》通過藝術形象表現的“官逼民反”的現象，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它所表現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有力地沖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
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后盡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于當權執政者，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也深刻地傳達了一種歷史教訓。
《水滸傳》的藝術特色
《水滸傳》作者以其高度的藝術表現力，生動豐富的文學語言，敘述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塑造了眾多可愛的個性鮮明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古代小說與講史話本的傳統特色。
故事極富傳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變化莫測。
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緊扣讀者的心弦。
如“拳打鎮關西”、“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武松打虎”、“血濺鴛鴦樓”、“江州劫法場”、“三打祝家莊”等等,數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
但《水滸傳》并不是單純為了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而迎合群眾的，而是緊緊圍繞著“官逼民反”這一思想，把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
武松、林沖、盧俊義三人都武藝高強，是梁山第一等好漢，三人都受過官府的陷害，被充過軍，而武松和林沖、盧俊義的表現卻大不相同。
林沖、盧俊義在充軍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擺布，忍氣吞聲，有時還向差人乞憐哀告。
兩人又都是受騙被捆在樹上低頭受死。
武松則相反，第一次充軍孟州，一路上反而是兩個差人服侍他。
二次充軍恩州，押解他的兩個差人被人收買，再加蔣門神的兩個徒弟，合謀在半路上害死他，四個帶刀的兇手，對付他一個帶枷的犯人，反被他輕而易舉地給收拾了。
他還不解恨,一口氣奔回孟州,殺了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惡氣。
林沖、盧俊義不是武藝不精，原因在于,他們一個是北京首富,一個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滿,重振家聲。
兩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懷怒未發，忍一口氣。
而武松，無家室之累，久走江湖，養成強悍的性格，無所顧忌，也就無所畏懼，加上他受欺被誣,不斷被人暗算,所以報復心強，手段也狠。
林沖、盧俊義和武松,表現截然不同,但他們二人也有些不同，林沖的反抗性還較盧俊義為強。
又如魯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們都是性情剛直，好打不平，不畏強暴，不避危難；但他們又各有其特點，魯智深是軍官出身，閱歷較深，富有正義感，痛惡社會的不平，他雖然性格急躁，行動莽撞，但在斗爭中有時又很細心機智。
拳打鎮關西，沒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單身一人無人送飯，于是假裝氣忿，“指著鄭屠尸道：‘你詐死，灑家和你慢慢理會。
’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這樣便脫身而去了。
在大相國寺菜園子里，幾個潑皮要算計他，故意跪在糞窖邊不起來，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沒等潑皮上身，一腳一個把兩個為頭的踢到糞坑里去了。
這些都說明他是個粗中有細的人。
武松性情剛強，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
在行動上有時表現得粗魯蠻橫，象是有意的尋釁生事，如快活林對蔣門神；有時是裝出假象迷惑與麻痹對手，如十字坡對孫二娘。
他為了替兄報仇,考慮得極為周密,從調查情況入手,到殺嫂逼取口供,殺西門慶，自首縣衙，一步步按著他的安排都作到了。
這又說明他很有心計。
而李逵則和兩人大不相同，憨直、剛強、粗心、大膽，極忠于梁山事業，反抗性最強，打起仗來，赤膊上陣，勇猛無比。
他是個真正的粗人，一味蠻干，不計后果，又有幾分天真，好管閑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奪魚和張順撕打，被張順騙到水里，淹得他兩眼發白；去薊州搬取公孫勝，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懲治；斧劈羅真人,被真人罰到薊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錫,連累柴進坐牢，差點送了性命。
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把握得十分準確和細致。
《水滸傳》對這些英雄人物個性特點的描繪，真正作到毫發不失，這就更加強了這些形象的動人力量。
武松醉打蔣門神 選自明代萬歷容與堂刻本《忠義水滸傳》插圖
《水滸傳》的語言是以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提煉而創造的文學語言。
其語言特色是明快、洗煉、準確、生動。
無論是作者的描述語言,還是作品人物的語言,許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寫景、狀物、敘事、表情,極為靈動傳神。
《水滸傳》敘事,善于白描，簡潔明快，沒有滯拙的敘事和冗長繁瑣的景物描寫。
偶有寫景文字,又極精彩。
如武松不聽酒家勸告,乘著酒興單身上山，看了廟門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為猶豫了一下，還是硬著頭皮上了崗子。
這里作者只用了兩句話襯托此時的氣氛和心情：“回頭看那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武松“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既寫出了老虎活動的時間，又寫出了老虎出沒的環境。
兩句話就把一種恐怖悲涼的氣氛和心情和盤托出，讓人感到此時此地不知什么時候會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來。
《水滸傳》的敘事，要言不煩，恰到好處,而又繪聲繪色,鮮明生動。
“武松打虎”是歷來傳誦的好文章，寫得極為傳神，寫人虎相搏，寫老虎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聲震山崗的吼聲，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躍然紙上。
幾經搏斗，老虎威風漸減，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掙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寫得活靈活現，十分逼真。
通過這些描寫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人物語言的性格化，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通過人物的語言不僅表現了人物的性格特點，而且對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養而形成的思想習慣有時也能準確地表現出來，所謂“人有其性情。
……人有其聲口。”如李逵第一次見宋江，就問戴宗：“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責備他粗魯，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紹了情況，他還說：“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說，他是個粗人，見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應酬之事，不受禮節的約束，他剛上梁山便大發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話，只有李逵才說得出，是極富個性化的語言。
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吳用的足智多謀，宋江的謙虛下人，通過他們的對話，無不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魯迅曾經指出：“《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急求水滸傳5000字讀書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