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淺析《白鹿原》
論文提要：長篇小說《白鹿原》發表至今，引起了廣泛的爭鳴。
因此，本人也就在讀了《白鹿原》后試析一下自己的淺薄觀點。
一、《白鹿原》并不是一部“民族秘史”。
如果稱一部作品是“民族的秘史”，那么就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來驗證，而《白鹿原》一作本身就背離了這一驗證理論。
二、《白鹿原》中的文化意向。
文學作品應表現真實的文化心理，而《白鹿原》過分美化了傳統宗教文化，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真實。
三、《白鹿原》中“性”描寫之我見。
作者在作品中過多的性描寫是一敗筆。
小結。
陳忠實的《白鹿原》發表之初曾釋家蜂起，盛譽其深沉厚重的文化內蘊和歷史意識。
諸如：“《白鹿原》達到了一個時期以來出現的長篇小說所未達到的高度與深度”；“他不僅將以其成功藝術創作和深刻的意義開掘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而且一定會以其巨大的力量消除西方文學界對中國文學的隔膜和輕蔑，一定會激發起他們的閱讀熱情和闡釋興趣”等等。
○1同時對《白鹿原》也有一些雙向的批評，諸如：“作品中不乏模仿的痕跡”等等。
這股熱潮方興未艾，直到今天《白鹿原》仍是當代文壇上的一部爭鳴力作。
所以我也就《白鹿原》文淺析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白鹿原》并不是一部“民族的秘史”。
在當代文壇上不乏一些有識之士認為《白鹿原》是一部“民族的秘史”，是對民族深層次地揭示。
例如雷達就認為：“這是一部新時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
它對歷史人生的總體把握，人世滄桑，生死禍福，蕓蕓眾生似乎生活在不可知中，被冥冥中不可知的力量左右，成為‘天道’的玩物，但有含有內在的必然，作者悟了道，得了理，表現了他們的命運又契合了歷史必然規律。
《白鹿原》不僅是對民族歷史的反思，也是對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
然而我卻不這么認為，既然以民族的歷史為題材，那就有一個用什么觀點觀察和表現歷史的問題。
對于社會主義文藝來說，反映歷史所持的唯一正確的觀點只能是歷史唯物主義。
只有以此為指導，文藝作品才能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的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的本質，正確地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
那么，《白鹿原》在觀察和發現歷史時所持的觀點是什么呢？小說通過作者所塑造的一個理想人物朱先生之口講了這么一句話：“白鹿原成了鏊子。”這里所說的鏊子，是鐵制的烙餅器具，平面圓形，中心稍凸。
這句話的意思是：白鹿原的歷史是一部翻煎餅的歷史，翻過來，又翻過去，把一個好端端的白鹿原折騰的不得安生。
在作者筆下，白鹿原原本是個耕讀傳家，友好和諧的“天賦**”的樂園，這里東家與長工親如一家，看不到任何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一切都是那么合乎人性、人道。
然而一連串沒有因果關系的莫名其妙的事變發生了，有看不到絲毫必然性的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有**黨推翻國民黨的斗爭，它們是不合乎人性、人道的。
小說還有一處畫龍點睛之筆：在接近尾聲處，把社會歷史背景的下限從解放初一下子推到十多年后的“**”期間，朱先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明，他當然不可能預見到“**”的發生，這些語只能看作是他對歷史的總結，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作者觀察和表現歷史所得出的結論。
小說寫了國共兩黨的斗爭。
作者用不小的篇幅表現這個斗爭在一對情人白靈和鹿兆海身上的反映。
他們曾并肩參加抵御軍閥圍攻西安的戰斗。
但在參加**黨還是國民黨的問題上，他們卻以擲銅元來作出抉擇，于是純出偶然，鹿兆海參加了**黨，白靈參加了國民黨。
經過一段時間后倆人又換了個個兒，白靈參加了**黨，鹿兆海參加了國民黨。
這一對情人終于被活活地拆散了。
按小說的描寫，這個悲劇是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的結果，它是多么不合乎人性、人道啊！
小說安排了一個有悖情理的令人遺憾的結局。
白鹿原解放后，所在的滋水縣人民政府的第一任縣長竟是族長白嘉軒的長子白孝文，此人曾是偷雞摸狗、抽大煙的浪子，殺人不眨眼的國民黨保安團的營長，劣跡昭著，解放前夕在走投無路之際被迫參加“起義”。
與此相反，黑娃這個白鹿原農民運動的領袖人物，是國民黨保安團起義的真正發動者，解放后竟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槍決了，而主持公判大會的正是縣長白孝文。
**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取得的竟是這樣的結果！這又一次證明了朱先生的“鏊子”說。
如果說《白鹿原》本身就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那么，那些連篇累牘的評論就走得更遠了。
我相信，陳忠實本人恐怕也未必同意這些論者對他作品的解釋。
但是，這些論者確實以其敏感抓住了貫穿于《白鹿原》中的非歷史的癥結，而《白鹿原》也確實為這些論者宣傳自己的世界觀、歷史觀、政治觀提供了某些形象性的思想材料。
這恐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
二、《白鹿原》中的文化意向
文學作品是人們的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能動的審美產物。
人們的社會生活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領域極為寬廣。
但是，今年來卻有一種觀點，認為寫經濟生活、政治生活都是表層的，只有寫與經濟、政治幾乎沒有什么關系，甚至是亙古不變的“文化心理”才算是作了深層次的開掘，才有思想和藝術價值。
這完全背離了文化與經濟、政治之間的辨證關系。
《白鹿原》被認為是以對文化心理作了深層次開掘特色的，那么，它所開掘的是什么樣的文化心理呢？作者以濃墨重彩謳歌了傳統的宗法文化。
這種文化突出的體現在他著意刻畫的兩個理想人物身上。
一個是白鹿原的族長白嘉軒，他的經歷幾乎是一系列善事義舉的延續。
他是“生活秩序，倫理原則的化身”也是一個“肯定的正義力量的化身”。
他修復祠堂，開辦學館，并讓長工的兒子黑娃去上學。
他對長工鹿三待如家人，尊為三哥。
他雖在農民運動中被戴高帽子游街，但當農會骨干后來慘遭反攻倒算時，他卻不計前嫌反而跪下來為他們求情。
黑娃一伙打折了他的腰，他卻以德報怨，竭力營救被捕的黑娃。
在他的倡導和影響下，白鹿原簡直成了仁義之鄉，形這一方地域上人們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
作者反復描寫了他那挺得又直又硬的腰，以此作為他的人格和力量的象征。
盡管作者也寫了他的某些缺點，但這個傳統宗法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大大地被理想化了。
比白嘉軒更高一籌的另一個理想人物是在白鹿書院講學的朱先生。
在他身上，中國傳統的宗法文化被褒揚得淋漓盡致，成為白鹿原上的圣人。
他撰寫的包括“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等內容的鄉約，成了白鹿原人把它視為圣人，奉為事實上的精神領袖。
在朱先生形象的塑造上，作者的敬仰與欽佩之情溢于言表。
在傳統宗法文化面前，別的一切都顯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蒼白無力。
它的叛逆者或是造成災難性的后果，或是最終皈依到它的名下，拜倒在它的面前。
作者極力渲染的黑娃回鄉祭祖的一幕就充分顯示了這一點。
它是傳統宗法文化的凝聚力和征服力的象征。
如果說《白鹿原》過份美化了傳統宗法文化，那么，那些連篇累牘的評論文章就走得更遠了。
有的說，“寫大氣凜然的封建村族人物，寫得最深刻最成功，這是《白鹿原》最獨到的東西，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大戰績。”這就是說，在清末民初起碼到解放這數十年間，中華民族的脊梁不是站在時代潮流前面的革命英雄和志士仁人，而是封建村族人物。
這里，論者直截了當地把一切災難都歸咎于**革命的深入和完成，歸咎于這個革命對封建文化的否定。
應當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并不反對描寫文化心理，但反對遠離現實中人們豐富的社會生活和真實的矛盾沖突的“文化心理開掘”。
一部反映中華民族近現代歷史的文學作品，從中只看到傳統的宗法文化的作用，卻幾乎看不到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的影響，這不能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真實。
三、《白鹿原》中“性”描寫之我見
人有自然屬性，如食欲、**之類，但它僅是人性存在的物質前提。
人之所以區別于其他動物，其本質特征并不是自然屬性，不是生物本能，而是人的社會性。
在文學創作中，究竟是表現人的社會性還是人的生物性，這是現實主義文學與自然主義文學以及某些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區別。
**之類不是不可以進入文學領域，但對于現實主義文學來說，寫它的目的是為了揭示人的社會關系，而不是為了表現人的動物本能。
像《紅樓夢》這樣堪稱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的偉大作品，對于性行為也有幾處稍稍涉及，但也只是點到為止，正因為如此，它才是現實主義的曠古精品，而不是不堪入目的誨淫貨色。
令人遺憾的是，《白鹿原》在性描寫這一方面似乎也投入了過分的熱忱，賦予了過多的篇幅。
例如，白嘉軒先后娶了七個老婆，每一次的夫妻生活，作者都不厭其煩地加以描寫。
更離奇的是，作者竟然津津有味地描寫起黑驢和紅馬的交配來。
這豈不是證明了作者寫人的**與寫驢、馬的**一樣，都是把它們作為生物性來寫的嗎？這不能不說是有悖于現實主義文學的宗旨的。
我們且看看某些評論《白鹿原》的文章是怎么說的吧。
有的說，作者“大膽地**地、直率地寫了人的性體驗，比之勞倫斯的小說也不遜色”。
據說這是“既美且善的性，它不應在掃除之列”。
更多的評論家則是贊揚作者寫出了“生命力”、“生命體驗”。
有的說，作者對白嘉軒娶七房女人的性描寫“表現了一個男子漢的雄健的生命之力”。
在當代長篇小說走向接近大眾的趨勢下，這種成功對嚴肅文學如何開掘娛樂功能無疑提供了一種借鑒“。
此說如何理解，值得研究。
我們的文學作品，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當然要講求可讀性，也就是說要適應群眾的審美要求，這是毫無疑問的，否則，無人問津的作品倒成了最高的成就了。
但適應不是遷就，不是迎合。
總之，對于一個藝術而言，它則一開始就預示著失敗。
它的一切都服從于欲望的震蕩，細瑣的日常生活經驗取代了審美意味。
以上是我對《白鹿原》這部作品的一點淺薄的意見，也是讀過《白鹿原》后的一點反饋信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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