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杜甫長安十年生活杜甫于唐玄宗天寶五載(746)來到京城長安。
他滿以為從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出處同上)的政治抱負，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杜甫到長安的第二年，恰值唐玄宗下詔，命有一藝之長的人到京參加考試，而實際主持這次考試的李林甫卻玩弄手段，下令不錄一人，而后上表祝賀皇帝，說是“野無遺賢”。
杜甫參加了這次欺騙性的考試，結果大失所望。
天寶十載(751)正月，唐玄宗接連舉行三個盛典，杜甫借機寫了三篇《大禮賦》獻給玄宗，玄宗十分贊賞，讓他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但由于李林甫從中作梗，考后卻永無下文。
此后他又以詩干謁一些權要，如翰林張、京兆尹鮮于仲通、來京朝謁的哥舒翰、左丞相韋見素等人，希望他們援引，然而并不見效。
在政治上屢屢受挫的同時，他的經濟條件也日益惡化。
由于在奉天縣令任上的父親病故，斷絕了經濟來源，他只好在一些貴族府邸中充當“賓客”，陪他們飲酒賦詩，靠他們的一點施舍來維持生計。
他滿含辛酸地寫下了這種生活的情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處處潛悲辛。”(出處同上)在最困難的日子里，他甚至上山采藥，換取“藥價”，這就是他后來說的“賣藥都市，寄食友朋”。
由于政治失意和生活窮困，杜甫對黑暗的現實認識一天天加深，他的思想感情一天天地接近人民，詩風也跟著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他的視野從個人轉向了全社會：他看到最高統治集團的“開邊”政策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寫下了《兵車行》和《前出塞》；他看到了唐玄宗和楊氏姐妹的荒淫無度的生活，寫下了《麗人行》。
而在天寶十四載(755)歲末(安史之亂前夕)寫成的傳世名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更表現了他深廣的憂憤：他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控訴了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掠奪；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揭露了貧富的懸殊。
這些光芒四射的詩篇標志著詩人創作上一個全新時期的到來——他已走上了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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