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讀《陳寅恪評傳》雜感
以前就對陳寅恪先生有所聞，假期有幸讀到著名學者汪榮祖的《陳寅恪評傳》，對陳寅恪這位大學者有了新的認識。
一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期，在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學者，科學家。
他們活躍在世界的學界的各個領域中，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
而他們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也是空前絕后的。
他們中的很多人所取得的神話般成就，用今天的人的眼光甚至有些不可思議。
像錢學森、趙元任等等，而陳寅恪先生就是他們之中的接觸代表。
陳寅恪先生不僅文史皆精，通曉數十國文字，而且于佛學、詩詞、元曲都有極深造詣，是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
陳先生的學識和經歷留給我們思考的東西也是很多的。
上面我說了，在那個時期的大師們，無論是他們的數量還是在各自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絕后。
就拿現在來說，治學的學者數量比當時要多的多。
而且條件也要好的多，但是，中國并沒有很多世界級的大師。
這足以引起我們的思考。
原因是很多的，我以為。
思想的活躍和社會的穩定是成反比的，舉個例子，像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是中國社會最混亂的時候，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相比之下，今天中國的社會確實是穩定了，而思想意識形態的穩定和統一，而這些恰恰影響了思想界自由的思考，雖然這些不是我們愿意承認的。
而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段時間正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的時候。
同時也是中國思想界或者說學術界最繁榮的時候，各種來自東方和西方，傳統和新式的思想激烈的碰撞的一個時期。
有這樣的背景，產生一大批學術大家也就不奇怪了。
二
雖然和其他的大師們一樣，陳寅恪先生在國外學習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在他出國之前所接受的都是中國的傳統教育。
這樣為他打下了很好的治學態度和方法。
陳寅恪出身名門，天資聰穎，從小在南京家塾接受全面的舊式教育，十二歲時已然博通經史，少年時就可義背誦“十三經”的大部分，而且字字求正解，更有走馬觀碑。
過目不忘之能。
其記憶力只好只有比他小一輩的錢鐘書先生可以相比。
這個現象也很有趣，現在我們的基礎教育所學習的科目和學習方法的多元化比之百年以前固然是豐富了很多，但是當代學生的學習態度和方法卻很不盡人意，如果說我們百年教育可非但沒有進步，反而不比當初，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這些卻給了我們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大學的學習中，我們的一個老師曾經說過，知識如海，我們根本不可能囊括，大學的學習只是要掌握學習的適應自己的一種方法而已，雖然有些絕對，但是很有道理。
還有，陳寅恪先生在國外學習二十多年，但是卻沒有拿到一個博士學位，有時候本來還有一個月就可以拿到學位了，但是陳先生覺得已經學得差不多了，就毅然離開，根本學位放在心上。
這里還有一則趣事，黃延復的《陳寅恪事略》里面有一則關于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曹云祥舉薦陳寅恪的故事。
曹問：“陳寅恪是哪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后來在梁的力薦下，研究院才勉強答應留下來試試。
可當曹云祥聽了陳寅恪的課后，不由大吃一驚：真是曠世之才，十個戴過博士帽的也未必趕得上一個沒戴過博士帽的陳寅恪。
后來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并列清華“四大導師”，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
后來陳寅恪之侄陳封雄問陳寅恪，為什么留學多國卻不考學位。
陳寅恪回答說：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
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并不重要。
可見，學位和學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
當然也不是說我們可以不要學位，像趙元任先生一生拿過五個博士，而且又是文理兼修，胡適更是有幾十個博士學位（當然有些是榮譽的），我說這些只不過是想說對于學位或者說學歷的追求應當有一個正確的態度，這是所有搞學問的人應該有的一種品質。
三
當然，讀了《陳寅恪評傳》，給我感觸最深的還是陳先生的治學精神。
記得昔年陳寅恪先生在撰王觀堂碑銘結語時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雖是陳寅恪先生為他人而作，但更是先生一生作人與治學之寫照。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可作為治學之宗旨，更可以拿來作為大學精神之典范。
今天，我有幸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當以此為自己學習之宗旨。
雖然自然科學的學習和社會人文科學尚有不同，但是其根本并無二異。
從學習本身來看，一是知識本身，學技以用。
二是通過知識體系來完善自己的人格體系，把科學中的自由嚴謹用于立身、立人、立世。
在學習的過程中發現自己，這可能是學習的更深層次的意義，我想！當然，很多問題并不是我們意識到了就可以解決的了的，但是，人的自我實現就是在這樣艱辛復雜的思辨中開始并結束的。
前路漫漫，歷程已啟，愿陳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終伴我前行。
謹以此文紀念陳寅恪先生并自勉！
雁回祝融二零零六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于草堂
------陳寅恪貼吧--------
還有推薦-------易中天《勸君免談陳寅恪》 相關書籍多了
讀《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小感
午后，快遞送達臺灣版余英時所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翻閱與陳寅老相關之12篇論文，心極喜。
于是將CD中周董專輯《魔杰座》音量放大至充盈整個房間，而后躺臥于床上，在熙暖的陽光下品讀此書，不亦快哉！
書前余英時特寫就一篇《書成自述》，“乃敘成書因緣，作為我個人生命史的一種紀念”。
雖其自述短短16頁，昔時也曾于網絡讀過，然于油墨書香中，依然感慨良多，且略撮三段，聊為絮語: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學偶然讀到《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極大的震蕩。
…那時我在美國的法律身份是所謂「無國籍之人」…最初我對此并不十分在意，因為我一向認為沒有「國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個「中國人」。
但終一夕之力細讀《論再生緣》之后，我不禁深為其中所流露的無限沉哀所激動。
這首為中國文化而寫的挽歌在以后幾天之中都縈回在我的胸際，揮之不去。
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對于當時大陸上摧殘文化、侮辱知識分子的種種報導早已耳熟能詳。
…《論再生緣》是我第一次聽到的直接來自大陸內部的聲音，而發言的人則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陳寅恪。
他一生與政治毫無牽涉，但就其為中國文化所化而言，則可以說是王國維以來一人而已。
《論再生緣》中并無一語及于現實，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聞：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正在迅速地隨風逝去。
顧亭林曾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用現代的話說，即是國家與文化之間的區別。
我已失去國家，現在又知道即將失去文化，這是我讀《論再生緣》所觸發的一種最深刻的失落感。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王國維這幾句詞恰好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
“亡天下”的惶恐也牽動了“亡國”的實感。
一個“無國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種幻覺。
《論再生緣》一文收錄于三聯版陳寅恪集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于開篇即言：忖文章之得失，興窈窕之哀思。
其間微言大義，我等無知后生自不可妄度之。
然余英時一句“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正在迅速地隨風逝去”，不禁深為贊同。
60年前已然隨風，60年后可否吹而又生？吾等后學，倘留得薪火，總有一刻得以燎原。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敢于正視，哀嘆之余，雖道遠而不可得見坦途，也唯有赤膊而迎！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學的李玉梅博士寫了一封信給我，茲摘抄其中最有關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陳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結識陳老二女兒陳小彭、林啟漢夫婦，暢談陳老事，至為投契。
小彭夫婦于一九五四年調返中山大學，據稱此乃**之意，好便照顧陳老云云。
今則居港七八年矣。
于細讀教授有關陳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數事如下：
（一）陳老當年于讀過教授《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后》一文后，曾說：「作者知我」。
（二）教授《釋證》頁七〇（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陳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陳老夫婦確曾有為去留而爭執之事。
小彭夫婦對教授之注陳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覺大慰，特命余來信告之。”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當時讀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評語，心中的感動真是莫可言宣。
我覺得無論我化多少工夫為他「代下注腳，發皇心曲」，無論我因此遭到多少誣毀和攻訐，有此一語，我所獲得的酬報都已遠遠超過我所付出的代價了。
余讀此一段，心內激蕩，眼角沾濕。
蓋為學之人，以知己為平生最快事。
士為知己者死，發自內心至性，絕非矯情。
而能得陳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評語，以小生管見，實為今世學人之榮耀。
能感受余英時昔日之心情，艷羨之余，又能如何？
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滿足已足夠補償我所化費的時間與精力而有余。
更重要的是，通過陳寅恪，我進入了古人思想、情感、價值、意欲等交織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國文化傳統及其流變獲得了較親切的認識。
這使我真正理解到，歷史研究并不是從史料中搜尋字面的證據以證成一己的假說，而是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窺測當時曾貫注于其間的生命躍動，包括個體的和集體的。
讀書之樂趣，于此可窺一斑。
每讀史書，總會被先人言行所百感交集，得睹中國文化之血脈。
素來以為，如《春秋》、《資治通鑒》等，實為中華之士人所必讀。
雖然治學遠不止于此，然此種古今交融之精神，于人格之塑成，推及社會精神道德之崇高，影響深遠。
-------國學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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