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資本主義社會也會有或長或短的經濟危機甚至大蕭條時期。
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從來沒有懷疑過資本主義這個制度，每逢危機來臨，他們總是千方百計的投入到拯救社會的危機中。
這是因為，私有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層，是財富多者的代言人，他們的聯系是以物質利益紐帶為基礎的。
如果社會崩潰，他們的個人利益就會受到損害，可以說，整救社會就等于拯救自己的物質利益。
而前蘇的領導層，多是以所謂的‘精神利益紐帶’為聯系。
宣稱信仰所謂的‘共產主義’而結成的團體。
但是，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
精神則是虛無的。
任何人也逃不脫物質。
一旦物質利益受損，以精神利益為紐帶的關系就會受到傷害，而產生動搖或者分解。
共產主義者誕生初期，基于其脫胎于赤貧者的本質，為了生存而必須要戰斗，所以生命力比較旺盛。
這也是麥克阿瑟在朝鮮戰敗的原因。
但是隨著社會財富的慢慢增加，生活的逐漸安定，共產主義者的斗志會逐漸消磨。
更重要的是，在蘇聯這樣的國家，分配制度的平均主義，使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紐帶弱化。
精神利益紐帶就會變得相當不牢固。
從領導者到被領導者，他們的物質關系相當簡單，就是從‘社會主義制度’中提取等份的生活必須財富，他們不需要為別人和社會承擔責任和風險，于是，一旦生活里出現不足，他們要埋怨的，只能是這個供養他們的社會體制。
到了1990年，蘇共內部充斥著一種不滿情緒。
不少黨內領導公開聲稱自己的房子還不如一個美國牙醫住的寬敞，并認為這種情況是體制造成的。
社會主義體制，雖然杜絕不了貪污，但是相對的約束還是很大的。
尤其是那種父死子繼的封建習俗，得到了遏制。
蘇共的領導層看到，自己手里的權力，一旦過期，很難再產生效益，更不可能傳給自己的子女，而個人的財富是可以繼承的。
所以，他們產生了倒向資本主義，把手里權力轉化為財富然后留給子女繼承的思想。
當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中，出現了這么一個精英政治集團，并且一心要把手中的權力，轉化成個人財富的情況下，那種求得公平的社會制度，就不可能不被改變。
葉利欽在此時適時而出。
他正是這樣一個集團的代言人。
1990葉利欽年當選前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的執政官，并開始有計劃的截留上繳中央財政的稅收。
終于在1991年，全蘇聯的經濟出現了令人費解的13％的下滑，這直接導致了8.19事件、戈爾巴喬夫的下臺和蘇聯的解體。
在1990-1991年的蘇聯政壇上，葉利欽導演了一出‘賣拐’的鬧劇。
他親自將前蘇人民和戈爾巴喬夫‘忽悠’暈，然后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
在戈氏改革初期，葉利欽所代言的精英政治集團，就向蘇共高層建議，要想經濟改革取得良好的成果，就要調動全體蘇聯人的積極性，讓廣大人民都參與進來。
原意為：蘇聯的前途，由蘇聯人民說了算。
而開 放 言 論，是最好的獲得民意的渠道。
當時情況為，蘇聯自斯大林時代的高度集 權與高 度新 聞管 制，確實已經起了很大的負面作用。
普通人的言論受到監督管束，人民的不滿逐漸增加。
精英集團集此一建議，立刻就獲得了民間良好的反應。
蘇共終于開禁了電視和媒體的言論自由，舉行了廣泛的震動社會的‘經濟改革方針’大討論。
但是，很快，蘇共就為他的魯莽付出了代價。
言論自由本意是好的，但是，‘蘇聯人民說了算’的那種情況沒有出現。
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紛紛邀請政府高官，著名學者還有高級知識分子來發言。
而工人、農民和普通大眾被認為沒有見識和教養的一群人，被阻擋在了大門以外。
很快媒體上便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新奇學說。
標新立異成了主流時尚。
誰的方法新穎，誰的建議獨特，就會受到大眾關注。
而一些比較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卻被忽視。
許多知識分子發現了老百姓這種‘嗜好’，很快就順應著創立了自己的學說。
這樣的標新立異，很快就發展成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浪潮。
誰對社會主義攻擊的約恨，誰對**罵的越兇，就越出名。
知識分子集團很好的利用了廣大人民的這種情緒，把對社會主義制度中缺點的不滿，迅速引向對制度本身的懷疑。
斯大林時期的高壓政策成了社會主義的罪證。
彷佛社會主義就意味著獨裁與專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