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何其芳(1912年—1977年)，男，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原四川萬縣（現重慶萬州）一個守舊的大家庭。
現代著名散文家、詩人、文藝評論家。
曾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
1935年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先后在全國各地任教，創辦刊物《工作》，發表過大量詩歌與政論文章，對國民黨消極抗戰表示了極大憤慨。
他早期的作品有：《漢園集》《夜歌》《預言》《夜歌和白天的歌》，等，深受讀者喜愛。
也寫過《秋天》，現已入選中學課本。
《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被列入中學七下課本，《生活是多么廣闊》被列入蘇教七上語文課本里。
1938年，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國**，為革命文藝作了大量拓荒工作。
建國后，歷任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歷屆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
是一位貫穿20世紀中葉的大時代、大變革中成就斐然的詩人。
何其芳幼年時喜愛中國古代詩詞小說，1929年到上海入中國公學預科學習，閱讀了大量新詩。
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
何其芳大學期間在《現代》等雜志上發表詩歌和散文。
1936年他與卞之琳、李廣田的詩歌合集《漢園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畫夢錄》于1937年出版，并獲得《大公報》文藝金獎。
大學畢業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開中學和山東萊陽鄉村師范學校任教。
抗日戰爭爆發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繼續寫作詩歌、散文、雜文等。
1938年北上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后任魯藝文學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主要從事文學研究和評論，并長期參加文藝界的領導工作。
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等職，并任文學研究所所長職務。
詩歌是何其芳最先喜愛和運用的文學樣式。
他自稱開始創作時“成天夢著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早期的作品鮮明地表現出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思想感情和個性。
他既不滿丑惡的現實，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熱切地向往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熱烈的追求。
于是較多徘徊于懷念、憧憬和夢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憂郁。
何其芳對于藝術形式的完美，表現出執著的探求。
在詩歌方面，他創作之初即十分講究完整的形式、嚴格的韻律、諧美的節奏，并注意表現出詩的形象和意境。
因此，他的詩明顯地具有細膩和華麗的特色。
在散文創作上，他自稱“我的工作是在為抒情的散文發現一個新的園地”，他善于融合詩的特點，寫出濃郁纏綿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顏色和圖案，使他的散文別具風格。
真正明顯地表現出思想和藝術風格的變化，是在抗戰開始，特別是到了延安以后。
這時他漸離夢境，面對現實，詩文風格趨向樸實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收錄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創作和論著。
(摘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1992年版) 。
[編輯本段]何其芳的寫作特點
三十年代初踏入文壇的何其芳，原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的：他抒寫微妙的內心世界，講究暗示和象征的手法，追求詩歌的色彩和意象的美。
他曾經師法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主義詩人，法國唯美主義和象征派的作家……
作者在壓抑和苦悶中把自己關在寂寞、歡欣的小天地里,細細描畫的關于愛情、理想、人生,關于過去與未來的個人化的夢。
在夢幻般的世界里,作者通過營造一種孤獨、寂寞、壓抑的氛圍,表達了人生的苦悶和彷徨。
這種苦悶和彷徨與作者自身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
何其芳出生在一個偏遠山鄉的封建大家庭里,雖然得到過祖母和母親的溺愛和庇護,有過一點童年的天真和歡樂,但父親嚴厲的封建家法管教,使他僅有的一點天真和歡樂很快就喪失了,加之乏味的私塾生活,使他的童年過得很暗淡,養成了孤僻和憂郁的性格。
即便到了中學和大學,何其芳還是習慣于把自己關閉在孤獨的世界里,生活在自己的夢境中。
加之初戀的失敗,更加深了這種寂寞與苦痛。
于是何其芳只能到夢幻世界里去尋找那甜美的愛情。
孤獨和寂寞使何其芳對現實與未來缺乏信心、對自身和他人缺乏信任。
在他的前期散文里常常表現出這樣的思想。
為了充分表現這種苦悶、彷徨、壓抑、郁結、頹喪,作品中毫不掩飾地常常使用“孤獨”、“寂寞”、“凄涼”、“憂郁”、“惆悵”等字眼。
《墓》這部作品就很典型地體現了何其芳的創作理念。
在作者筆下,“曲曲的清溪流瀉”的是“幽冷”，“夕陽”也“如一枝殘忍的筆”，而主人公雪麟的影子是“孤獨的，瘦長的”……
一、“人化”自然，情調獨特
在何其芳早期散文作品中,為了營造夢幻般的氛圍,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現代手法,通過“獨語”的體式,暗示與象征,心理流動與繁復的意象來達到目的,從而使作品像詩一樣美。
“獨語”是與“閑話”并存著的現代散文的話語方式。
它的最大特征是封閉性和自我指涉性。
即作者毫不顧及傾訴的對象,只將自己寂寞的情感訴諸自己孤寂的內心世界,在文章中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反而使得內心世界更加寂寞。
這樣的獨語體式在《畫夢錄》中是顯而易見的。
甚至在《扇上的煙云(《畫夢錄》代序)》中作者也以同樣的獨語來述說他為什么創作《畫夢錄》,全篇在敘述形式上感覺是兩人的對話,實際上是“我”的獨語。
作為時代的漂泊者,作者找不到與現實世界的相融感,被自己生存其中的家園放逐,只能在想象中去尋找一個安寧的棲息地,一個夢中的伊甸園,一個遼遠的國土,一個虛擬的烏托邦幻象。
獨語體式實際上也是通過心理流動來體現的,是心理流動的外在表現。
《墓》中，以“墓”象征現實生活中的愛情被埋葬,要找尋愛情,只能到另外的世界。
作者巧妙地將自然“人化”，賦動物、景物以人的靈性。
在他的筆下，山草有“知”，花有“情”，溪水有“意”。
它們會對清早到柳樹旁的井里提水的鈴鈴說：“晨安”。
它們會時常探討甚么才能使鈴鈴歡喜的話題；它們會互相耳語，擔心鈴鈴的健康，擔心她憂郁的眸子；它們會告訴雪麟，鈴鈴心中的真實感受與小秘密……直接抒寫自然的“情意”，隱退了主人公心理活動的強行顯現，減生硬之弊，增流暢之感。
自然，就是一個生命的存在。
草蟲、野蜂、原野、夕陽無不充滿著生命的動感與活力。
我們從中看到了美麗少女鈴鈴的善良樸實的性格，又看到了憂郁青年雪麟的出現，這就是“詩家筆下有，別家筆下無”的意境。
何其芳以山水畫家的筆墨，詩家的心靈寫作散文，由此可見一斑。
他的散文不事敘事，無意描寫，而是全力以赴地去創造一種凄楚的情調。
我們不知道鈴鈴為何而死，不知道雪麟為何憂郁，但我們能真切感受到凄楚，《墓》的凄楚恰如詩一般撩人心弦。
二、語言精粹，字字珠璣
何其芳作為第二個十年小品作家的代表，是毫無愧色的，他作為散文家遠比詩人與評論家更具文學史的地位。
其《畫夢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4年版)獲得1936年《大公報》文藝獎；這僅僅是一個表面的榮譽；更為重要的是，其《畫夢錄》、《刻意集》(文化供應社1938年版)創造了時人公認的"何其芳體"，以他"獨語"式的創作實踐使小品文成為獨立的藝術制作，這樣他將第一個十年誕生的小品文，在第二個十年間提高到一個更新的藝術水準。
司馬長風在其《中國新文學史》中做過如下的評價：何其芳的散文，在文字技巧上登峰造極，但質地太單薄，觀察和感受的幅度太窄，無非青春與愛情的嘆息。
而《墓》一文，在我看來，是一件非常精致的藝術品。
跳躍的章節，華麗的辭藻，造成了一種迷離恍惚的神秘氣氛。
除此之外，作品是可以當作散文詩來誦讀的。
強烈的抒情，詩化的語言，耐人尋味。
在諸多的情感碎片之間，存在明顯的跳蕩性，一般不使用過渡性語言，前后的幾個片段均無敘述式語言連接，作者有意無意地把連接程序留給了讀者去想象、去填補。
作者細密的回憶和對未來的幻想,實際上都是在“畫夢”,在畫一些難圓的夢、想象的夢、虛構的夢。
這些夢幻,具有濃濃的抒情意味,也將散文集《畫夢錄》的精致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
比如：
1、 句式較長，節奏舒緩，宜于傳達深沉、憂郁的情懷。
如“以外是碎瓷上的圖案似的田畝，阡陌高下的毗連著，黃金的稻穗起伏著豐實的波浪，微風傳送出成熟的香味。”一個長句就給我們展示了一幅鄉村豐收在望的圖畫。
“初秋的薄暮。
翠巖的橫屏環擁出曠大的草地，有常綠的柏樹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瀉著幽冷……”黃昏如晚汐一樣淹沒了草蟲的鳴聲，野蜂的翅。”“晚秋的薄暮。
田畝里的稻禾早已割下，枯黃的割莖在青天下說著荒涼。
草蟲的鳴聲，野蜂的翅聲都已無聞，原野被寂寥籠罩著……”短促的句子在營造意境上，無法傳遞作者那徘徊苦悶的悠長節奏。
這些前后對應的長句，則使其蘊含的節奏舒緩，恰合作者的深沉滯重的憂郁情緒。
2、 組合奇特，給人以新鮮之感。
如“快下山的夕陽如溫暖的紅色的唇，剛才吻過那小墓碑上‘鈴鈴’二字的……”“在那眼睛里展開了滿山黃葉的秋天，展開了金風拂著的一泓秋水，展開了隨著羊鈴聲轉入深邃的牧女的夢。”這些象征手法和痛感、比喻、排比等多種修辭手法的綜合使用，使得句式奇特，造成了一種可稱為“陌生化”的藝術效果。
這種詩化的語言，刺激了欣賞者的審美感官，打破了語言慣例，能驅策讀者仔細地品位。
3、 精粹洗練。
何其芳先生曾在《還鄉雜記•代序》中說：“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費兩三天的苦心經營，幾乎其中每個字都經過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撫摩。”在《墓》中我們也能看出這一點。
“快下山的夕陽如柔和的目光，如愛撫的手指從平疇伸過來，從林葉探進來，落在溪邊一個小墓碑上，摩著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讀出上面鐫著的朱字：柳氏小女鈴鈴之墓。”
在我看來，詩化的意境,散文詩樣的語言,精致的結構,柔和的語言,濃麗的色彩,真摯而沉郁的感情,“超達深淵的情趣”, 使《畫夢錄》為抒情散文開辟了一片新的園地,也為何其芳贏得了極大的榮譽。
這其中，優美凝練的語言是使《畫夢錄》在出版的當年，就受到廣大讀者贊賞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6年8月2日，劉西渭發表于天津《大公報》的關于李廣田的評論，將李廣田和何其芳的作品作了比較，文中說：“何其芳先生要的是顏色、凸凹、深致、雋美。”這也可以說是對《墓》的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評價。
[編輯本段]何其芳改名
現代著名詩人和文學理論家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國文老師將“永”改為“其”，成為何其芳。
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由一個十分俗氣的名字，變成一個內涵雋永的美名。
將“永”改為“其”名字起了兩大變化：一是變九、名分檔為連姓取名，擴大了名字的容量，豐富了名字的內涵；二是變三個實詞為兩實一虛，虛實相生，使名字充滿了生機，跳蕩著情感，升騰著熱浪，具有感人的力量。
何其芳-----多么芬芳，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啊！名字散發著詩意，洋溢著浪漫情懷，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名。
何其芳不負重望，后來成為著名詩人和文學評論家，使“名副其實”，美名遠播。
[編輯本段]詩集
《秋天》選自何其芳早年創作的詩集《預言》（1931－1933）。
它不像那個時期的詩人們那樣愛用象征手法，寫得神秘莫測，或愛尋味哲理，顯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個人狹小天地，纏綿悱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難得地將視野投向鄉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動場景，以觀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現一派明朗純凈的詩意詩風。
詩作采用直陳其事的寫法，表面看來似乎簡單、直白，缺少象征的奧義，實則意味情味既深且長。
詩中透出那么一種氛圍，那么一種神韻，這是最能勾住讀者心魄的東西。
所謂氛圍，在文學作品尤其是抒情作品中，通常是指作品中的整體性的境象、風神、氣韻。
它與嚴羽的“氣象混沌，難以句摘”的氣象有所類似，又有所不同，氣象所指更為廓大，包括內容、形式各個方面；氛圍似乎主要關乎內容，涉及意象、意境、情感等。
氛圍可感而不可言，正如司空圖所言：“神而不知，知而難狀。”亦如唐人所言：“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但讀之有感，了然于心，也應能言追心意，形之于文。
在《秋天》里詩人用最精粹的語言描寫農家生活，每一句詩都是一幅畫面，三節詩又組成三幅復合畫面。
畫面的組合造成了既流動又整合的特殊氛圍。
第一幅畫面是“農家豐收圖”。
這里不是寫某個農夫，而是寫普遍的農家活動。
寫了兩個場景，一是山谷伐木，一是籬間背瓜果。
山谷伐木置于篇首，丁丁聲悠遠地飄來，訴諸聽覺；震落了清涼的露珠，訴諸視覺和觸覺，真是一片世外風光，啟迪人追思那邈遠的印象，《詩經》中不是有“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之句嗎？“飄”和“幽谷”在何其芳早年詩中常出現，不過那都是寫虛的，用的是比喻義、引申義，用在這里才是寫實的，別有一番情韻。
背瓜果所伴隨的心情和表情在詩中未點明，但讀者可以想到，那是欣喜、笑盈盈的。
“棲息”本用來描寫有生命的物類，現用在這節詩的末尾，來概括秋天在農人家里的狀況，將虛無的東（秋天）西視象化了，創造出松弛、閑靜的氛圍。
第二幅畫面是“霜晨歸漁圖”。
其中“霧”“霜”這些表現環境氛圍的詞（還有上一節的“露”），也是何其芳早年詩中常出現的，傳達出清涼、冷寂、朦朧的氣氛。
畫面還包括一系列活動：撒網，收漁，搖槳。
這些平常活動畫面在這里都蘊含著淡而遠、清而靜的神韻。
“輕輕”一詞常在何詩中出現，在此仿佛“信手拈來”，顯示出漁人悠閑與自得的心情。
也許在早年何其芳的心目中，秋天就真的是這么寧靜、悠遠。
第三幅畫面是“牧女思念圖”。
這節詩從野草、蟋蟀和溪水寫起，相當于古人所謂“感興”的寫法，即先言他事，由興而感，由景入情。
野草寥廓，溪水清洌，這本不是人的活動，其后必有續言，那就是少女心懷戀情。
大自然繁囂的夏天過去了，秋天到來卻變化清靜了，人在寂靜時大都反觀自身，傾聽心靈之聲。
牧羊女聽了一夏的“牛背上的笛聲”，忽然聽不到了，心靈的某一角落開始萌動起來，真是“如樹根在熱的夏夜里震動泥土”（何其芳詩《夏夜》）。
寫戀愛尤其是初戀，是早年何詩所擅長的，這次他寫得更含蓄也更精彩了。
這一節才五行，就寫出了由外景向內情的過渡，寫出了初戀從無到有的過渡。
詩人選取了“牧羊女的眼里”這一特定角度，雖未明寫眼神，但讀者自能見出那里面的清純、明凈，那是初戀少女似戀非戀時的特殊眼神。
而且比較這三節詩我們可以看到，前兩節主要寫外在景物與人事，這第三節真正寫入心靈深處，寫出了微妙的感覺，使全詩收束在感情的實處。
不這么寫，難以入情、入神，詩就“飄浮”起來了。
總之，《秋天》這首詩通過描繪不同場景、畫面，創造了一種既來自人世又遠離塵俗的氛圍。
這一氛圍具有清靜、清遠、清甜、清柔的特點。
它寫的是繁忙夏天之后的農閑景象，所以具有清靜的氛圍；它寫的是世處桃源般的生活，不見農家些許的艱難苦恨，所以具有清遠的氛圍；它寫的是少男少女朦朧而純真的愛情，所以具有清甜的氛圍；它像何其芳其他詩作一樣專用輕柔之詞寫清麗意象，避開喧囂的景境，避開拙重之詞，所以具有清柔的氛圍。
詩中各幅畫面，以及畫面里的各個意象，無一不和諧地統一；因而這種氛圍所賴以形成的清靜、清遠、清甜、清柔等多方面特點也無一不達于極致。
技蓋至此，非高手不能為。
可是何其芳寫這首詩時才是20歲左右的大學生！
詩歌是何其芳最先喜愛和運用的文學樣式。
他自稱開始創作時“成天夢著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早期的作品鮮明地表現出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思想感情和個性。
他不滿丑惡的現實，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熱切地向往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熱烈的追求。
于是較多徘徊于懷念、憧憬和夢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憂郁。
何其芳對于藝術形式的完美，表現出執著的探求。
在詩歌方面，他創作之初即十分講究完整的形式、嚴格的韻律、諧美的節奏，并注意表現出詩的形象和意境。
因此，他的詩明顯地具有細膩和華麗的特色。
在散文創作上，他自稱“我的工作是在為抒情的散文發現一個新的園地”，他善于融合詩的特點，寫出濃郁纏綿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顏色和圖案，使他的散文別具風格。
真正明顯地表現出思想和藝術風格的變化，是在抗戰開始，特別是到了延安以后。
這時他漸離夢境，面對現實，詩文風格趨向樸實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收錄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創作和論著。
[編輯本段]思想
何其芳1930年以優異成績同時考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二校。
先入清華外文系，后離開。
1931年秋，入北大哲學系。
1935年北大畢業后，何其芳先后任教于天津南開中學、山東萊陽鄉村師范、成都聯合中學。
1938年8月，輾轉奔赴延安，被安排到魯迅藝術學院工作。
1942年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9年參加籌辦并出席第一次文代會。
1953年奉調創建文學研究所（原屬北大，1956年改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歷任領導小組組長、副所長、所長、一級研究員。
他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文學評論》主編、《人民文學》和《文藝報》編委。
何其芳的學術貢獻和治學精神，周揚曾作過這樣的評價：“其芳同志在藝術上不斷進行著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論上也有自己的獨立建樹。
其芳同志治學嚴謹，刻苦勤奮。
他研究了我國古典詩歌、民歌、新詩在形式上的特點，根據現代漢語的客觀規律，提出了建立現代格律詩的主張，并且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對詩歌的形式進行了新的探索。
他關于我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獨到的見解，推動了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發展。
他不止一次地說過，做好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特別是總結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不僅有助于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還可以豐富我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
作為杰出的詩人，何其芳不僅寫過許多深受讀者歡迎，傳誦很廣的優美詩篇，而且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位系統地探索并建立了現代格律詩的理論體系的學者。
早在1953年寫的《關于寫詩和讀詩》的文章里，他就提出了現代格律詩的問題，把新詩區分為格律詩和自由詩，主張建立現代格律詩。
1954年，他專門寫了《關于現代格律詩》的長篇論文，就建立現代格律詩的必要，現代格律詩的頓和押韻，現代格律詩不能采用五、七言體等問題，進行了系統而又周詳的論證與發揮。
他提出，現代格律詩除了應該具備詩的一般特點外，以形式而論，還應每行有一定的頓數，可分三頓、四頓、五頓幾種不同的句式。
在長詩中，如有必要，頓數可以變化；同時要押大致相適的韻，不一定非要一韻到底，可以少到兩行一換韻，四行一換韻。
何其芳關于現代格律詩的理論主張，是在研究了中國古典詩歌和民歌的傳統，研究了“五四”以來新詩創作的實踐經驗，并借鑒了外國詩歌的形式規律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在何其芳看來，做學問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質上是一種思想方法，是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具體學術研究領域的應用，他一再強調，學術研究方法其實是一種特殊的工作方法。
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視占有和掌握資料，通過占有和掌握資料，盡可能詳細和周密地了解課題的歷史和現狀。
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視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鑒之處，存在著哪些局限，以及現在進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難點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
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自己進行研究的著力點，最終獲得創造性的實績。
以對屈原的研究為例，他講，這并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領域。
為盡可能詳細地占有資料，了解屈原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他閱讀了能夠找得到的古往今來的全部《楚辭》的注本，特別是文學所圖書館館藏的屈賦注本。
何其芳認為，從事文學研究必須要有廣博的學識，不僅要廣博，而且要扎實。
因此，他主張讀好書，多讀書。
何其芳讀書，有做批注的習慣，許多很重要的思想見解，就批在他自己的書上，它們大部分沒有被系統地整理過。
整理這些批語，不僅對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對于更廣的意義上的文學研究，也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從文化視野上來看，何其芳學術研究所關注的領域，也可以說涵蓋了古今中外。
在他留下來的學術遺產中，屬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以1956年寫的長達8萬余字的《論〈紅樓夢〉》為代表。
在這篇論文中，他不僅對《紅樓夢》作了全面的精細的思想分析和藝術分析，對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給予了準確的評價，對當時與以往紅學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如“市民說”的問題，后四十回的真偽問題等，都經過縝密的研究，發表了自己的見解，而且，通過對這部封建時代社會生活百科全書式的作品的研究與評價，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與學力、學風和品格。
這篇論文可以視為何其芳文學研究的一個制高點，它代表了當時以及以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紅樓夢》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讀來，仍不覺其陳舊，給人以藝術和生活的啟
參考資料：夠長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