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京派小說的藝術特點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繼承了鄉土小說的鄉村題材，又善用創造社身邊小說的抒情筆法。
但在自身的發展演變中，他們逐漸淡化了鄉土小說的現實性而向夢幻鄉土延伸，淡化了身邊小說的浪漫性而專注于悲憫人生的描繪，淡化了創造社小說的主觀言說而專注于情境氛圍的詩意抒寫。
這三者的渾然融合構成了京派小說獨特的風格內涵。
1、夢幻鄉土
對鄉土的夢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說的一大特點。
京派作家是在視藝術即夢、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潛所謂“理想界”與“現實界”二元對立的觀念中建構著他們的鄉土夢幻的。
基于此，他們對宗法制鄉風民俗多取寧靜認同的態度，努力從中開掘純樸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風俗美，靜穆的自然美。
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廢名的鄂東山野，蘆焚的河南果園城，老向的河北農村，汪曾棋的蘇北鄉鎮，蕭乾的京華貧民區等構成了龐大的“鄉村中國”的身影。
在京派小說中，鄉土文明與都市文明的沖突是一個主要內容。
在京派作家看來，現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虛偽，人性異化，壓抑束縛著自然生命的發展，于是他們在回歸自然的企圖中以夢幻般的心態描繪著一幅幅自在自足的鄉土圖景。
廢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蕩》等作品寫了鄉村中翁嫗男女自然相處的和諧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圖。
沈從文的《七個野人和最后一個迎春節》，通過對原始態的生活與“文明社會”的契約分工和政治狀態的生活相對立隔膜的述說，表現出作者對“鄉下人”自然、熱情、勇敢、誠實等高貴性格的謳歌。
與鄉土民間和諧純真的人性民情相聯，京派作家或熱衷于不表現社會底層人民生命力的強盛，如沈從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頭大膽地求生，蕭乾《鄧山東》中的小販憨厚而剛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現出對優美純潔女性的關注，如沈從文的翠翠（《邊城》）、三三（《三三》），廢名的阿毛（《桃園》）、琴子、細竹（《橋》），林徽因的鐘綠（《鐘綠》）、繡繡（《繡繡》）；或在飄忽的回憶中追尋著兒時的天真爛漫，如蕭乾的《籬下》、《放逐》，凌叔華的《弟弟》、《小哥兒倆》，汪曾棋的《戴車匠》。
總之，不論是對強悍生命力的描摹，還是表現女性的溫婉純美、兒童的純潔稚嫩，都突出地牽動著作家們的一種共同的夢幻之情，用沈從文在《舊作選集·代序》中的話來說就是對“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憫人生
京派小說多表現出對人類的悲憫情懷。
京派作家在歷史文化的觀照中既由衷地贊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樸實，又看到了禮教、宗法制的野蠻和人生不幸的一面。
同時，京派濃厚的學院背景又使作家們在理論上對社會對人類有一種悲劇意識。
沈從文和廢名都十分鄭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劇的美學特質的一面指出來，在他們看來，人的神性存在與悲劇性存在有著必然性的聯系，由此決定了京派小說的悲劇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劇；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對人性的單純信仰又使得他們的悲劇是“明快的”，又帶著“悲憫的微笑”的情懷。
這樣，他們的表現方式就是在所寫的人事上不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總能保持一個作家的平靜，淡淡的諷刺里常常有一個悲憫的微笑影子。
凌叔華的《小劉》、《李先生》、《春天》等描寫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種由對人性的反諷而產生的輕曼的憫惜和憂傷的悲劇審美效果。
京派作家還善寫殘缺的美的命運悲劇，如廢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親在一片遠曖的自然寧靜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輕撫中長成一個乖巧美麗的姑娘。
沈從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麗的死亡，并借此使情愛升華到崇高境界。
這些作品在對愛、美遭罹毀滅的無可奈何的嘆息、悲憫中，表現出京派作家“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的努力。
京派小說中尚有一類表現美丑、善惡對立較為強烈的社會批判傾向和鮮明的愛憎取舍的人生悲劇，如沈從文的《菜園》、《丈夫》等；蕭乾的作品這種特點更明顯，他崇尚雖敗尤榮的人與命運的搏戰，因此，他的悲劇中具有一些英雄主義的因素，這在《鄧山東》、《小蔣》、《印子車的命運》中都可以看到。
3、詩意抒寫
京派作家的文體都帶有一種抒情性。
他們小說的文體形態是與他們的敘事態度、價值選擇、文化情致相聯結而存在的。
在敘述中融入詩性的追求，在寫實中彌漫著浪漫的氣息是京派小說文體的突出特征。
沈從文喜歡用“詩的抒情”方式作小說，如《邊城》有現實的憂傷，也有桃園般的浪漫，還有水的恬靜蘊藉，清麗雋永的詩意撲面而來。
廢名善用“寫絕句的方法”寫小說，還常把詩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說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寫青春氣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楊柳喻鄉村的古樸，《桃園》、《橋》以桃樹言理想境界。
與詩性追求相應，京派作家往往都有著意境營造的自覺。
他們的小說或以景結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靈構成立體的藝術空間，給讀者以極大的想象空間。
廢名的《菱蕩》可視為這方面的代表。
作品從多個視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風光和人性之美，從而為主人公“菱蕩人”設置了一個“恰當”、“和諧”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樸寧靜的自然脫化出了菱蕩人的達觀自如與世無爭的生存觀念，這樣菱蕩意境就成為了整篇小說的核心，而且作者還把禪境中的靜觀、頓悟等引入到小說中，進一步推動了小說的意境化。
伴隨詩性意境而來的是京派作品結構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傾向。
京派小說往往取一種形散而神聚的結構，而這正是典范的散文體結構，人們稱京派作家都是遺像文體家，主要就是指這一方面而言。
廢名的《四大》等難于區分出是小說還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說筆致活絡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見出功力。
后起的汪曾祺的作品亦無波瀾，幾乎全無高潮，反映了他對“不像小說的小說”最早期的追求。
總之，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時又是在藝術上比較成熟的一個流派。
它疏離政治，追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在獲得較大文學成就的同時也表現出某種在追蹤社會時代脈搏上的滯后特點。
但無可否認的是它在追尋人文理想、承接文學傳統、融合藝術新機、開拓小說新文體等方面為現代小說走向成熟提供了多樣的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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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又被稱為“新感覺派”、“心理分析派”、“現代派”等。
其小說的藝術特點主要有三:
一、強調主觀感受。
憑借自己的主觀感受，運用意識流手法，描寫上海這個大都會的現代風景和生活。
以劉吶鷗為代表。
他早年生活在臺灣省，15歲赴海外求學，歷時數載，較早就受到現代主義的熏染。
從1928年起，先后在《無軌列車》、《新文藝》、《現代》等刊物發表小說。
劉吶鷗在1930年出版的《都市風景線》（收1928至1929年所寫小說八篇），被公認為“中國新感覺派的開山之作”。
二、情節結構獨特。
小說用有色彩的象征、動態的結構、時空疊合交錯的表達式，來反映都市的繁華和喧嘩。
以穆時英為代表。
代表作是《南北極》、《公墓》、《白金的女體雕像》、《圣處女的感情》，有“新感覺派圣手”之稱。
三、描寫手法新穎。
海派小說不斷變換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描寫人物的潛意識，表現人物“超我”與“原我”的沖突，顯示心理分析的特征，有的還葆有古典的神韻。
以施蟄存為代表。
其心理分析小說堪稱獨步，并為我國現代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其最具流派特點的小說多收進1932至1933年出版的《將軍的頭》、《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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