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戰國策》的敘事有很高成就。
書中圍繞謀臣策士的游說活動，描寫了一大批個性鮮明的人物，其范圍之廣泛，上至國君貴族，下至閭巷細民。
其中刻劃最精采的，還是那些“天下駿雄弘辯之士”。
作者以生動的筆觸，再現了他們在戰國政治舞臺上的卓越風采。
與《左傳》在編年敘事中隨事寫人有很大不同，《戰國策》往往在一篇作品中集中敘寫一個人的事跡，在敘事中又有不少夸張、渲染乃至虛構，作者不僅通過富于特征的言行表現人物性格，而且注意揭示其內心世界，這樣就使人物形象血肉豐滿，形神兼備。
例如《秦策一》記蘇秦早年以連橫說秦王，受到冷遇：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
羸滕履轂，負書擔橐。
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歸（愧）色。
歸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蘇秦喟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趙王于華屋之下，抵掌而談。
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
受相印，革車百乘，綿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后，約從散橫，以抑強秦。
……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
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
蘇秦曰：“嫂，何前踞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文中再現了一個縱橫家的發奮史。
蘇秦早年的落魄，后來的尊貴以及深夜發憤的情景，都寫得歷歷在目；前后幾次獨白，有力的表現了其性格和思想特征；而家人的前踞后恭之態，又使人看到了蘇秦生活的典型環境，使這一形象更加真實可信。
在這些方面，作者都是有意加以渲染、夸張，甚至加入了想象的成分。
《戰國策》敘事記言，都以人物為綱；書中所記，多為權謀之士出奇智謀異策，轉危為安，運亡為存的事跡，作者又往往著意渲染，因此，奇異曲折的情節與恢奇卓異的人物有機結合在一起，是作品帶有傳奇色彩，如《齊策四》“馮諼客孟嘗君”一節，馮諼一出場便給人以不同尋常之感，接著，作者又通過彈鋏而歌、焚券市義、營造三窟等情節，不斷制造懸念，在引人入勝的故事中，展現了馮遠的奇士風采。
清代吳楚材、吳調侯說：“三番彈鋏，想見豪士一時淪落，胸中磈礧，勃不自禁。
通篇寫來，波瀾層出，姿態橫生，能使馮公須眉，浮動紙上。
淪落之士，遂爾頓增氣色。”（《古文觀止》卷四）另外，作者在寫人敘事時，往往不惜筆墨，加以細致入微的描寫，如《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諫”中鄒忌幾次覽鏡自照的心理活動，《趙策四》“觸龍說趙太后”中觸龍與趙太后對話的情景以及趙太后態度的轉變，都寫得細入毫發，惟妙惟肖。
《戰國策》中的這些細致描寫，與以簡練為宗的《左傳》有很大不同。
從戰國策到左傳，不難看出，先秦歷史散文奠定了古代史傳散文的傳統。
史家用記載史實的方式總結歷史經驗，表達思想見解，他們或在敘事中寄寓褒貶愛憎，或敢于秉筆直書，這種以史見志的精神被后代史傳文學作家發揚光大。
漢代司馬遷極為贊同孔子“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行事深切著明”的觀點，他通過作《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在其中寄托了理想與愛憎，又寫成一部“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
先秦歷史散文把嚴謹的史筆與生動的文學表現手法結合起來。
達到了真實性與形象性的統一，作品在敘事中注重刻劃人物，描寫細節，善于表現戲劇性的情節。
從這些作品中發育出編年、國別等不同的體式，《穆天子傳》、《晏子春秋》等雜史進而以一個人物為中心記載史事。
這些創作特征與經驗不僅為后代歷史散文所繼承，而且直接孕育了《史記》、《漢書》等傳記文學的誕生。
《史記》所創立的人物傳記，大量借鑒了《左傳》、《國策》等書敘事寫人的藝術，其中的《本紀》、《表》、《世家》、《列傳》等記事體例，也借鑒了《世本》中的《帝系》、《紀》、《王侯譜》、《世家》、《傳》等體裁，而篇末的“太史公曰”，顯然又受到《左傳》中“君子曰”的啟發。
我國古代的小說與史傳文學有密不可分的淵源關系，先秦歷史散文就是它們的一個重要源頭。
先秦的一部分雜傳如《穆天子傳》等，本身就帶有小說色彩，逐漸發展為漢魏六朝小說。
另一部分史傳文學則通過《史記》等后代傳記文學為紐帶，影響了古代小說的形成。
我國古代小說往往以歷史故事為題材，又往往采用史傳的敘事形式，作者按時間的發展順序安排情節結構，在敘事過程中通過主人公的行動和語言來刻畫人物，很少進行靜止的描寫。
這些鮮明的民族特征，都能在先秦歷史散文中找到遺傳基因。
先秦歷史散文的豐富內容，更是成為后代小說、戲曲取材的寶庫。
先秦歷史散文的風格、語言和寫作技巧，也成為后代散文家學習的典范。
西漢前期的散文家大都帶有戰國縱橫家的余習，司馬相如等人的大賦也明顯帶有《戰國策》鋪采馳騁的痕跡。
唐宋散文家在倡導古文運動時，都把先秦歷史散文當作學習的榜樣。
韓、柳的散文都受《左傳》的影響，韓愈的《平淮西碑》模仿《尚書》而寫成，柳宗元還主張為文要“參之國語以博其趣”（《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歐陽修非常推崇《春秋》的“簡而有法”，而蘇洵、蘇軾父子的論說文則較多的借鑒了《戰國策》。
直到清代桐城派，仍把《左傳》等先秦歷史散文當作古文的楷模，方苞的“義法”理論就是在總結《左傳》、《史記》的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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