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之前看的一段文字，對于此題，算是圓滿的解答了，借來回復。
一、"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黃州生活 "烏臺詩案"給蘇軾的打擊是沉重的。
昔日的廊廟之器，一下淪為帶罪之身。
被貶黃州的蘇軾，生活上拮據無靠，團練副使僅是個八品小官，俸祿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養家；安全上也無保障，本身屬于管制對象，政敵誹謗依然存在。
初到黃州的蘇軾住在黃州城南的定惠院，生活境況如他的《寒食雨二首》中寫的一樣："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縈縈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
那知是寒食？但見鳥銜紙。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死灰飛不起。
"春雨縈縈，謫居荒村，破灶空庖，窮愁潦倒，進不能見君王，退不能守祖墳，身陷這窮途末路的絕境，不由不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燼。
在這里他寫到了傷久雨、傷貧困到傷貶謫之悲，但蘇軾并不是一個脆弱之人，在這樣的境況下，他開始了躬耕生活，親自參加了艱苦的農業生產勞動。
陶淵明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句，真得驚人，而透出一股"未必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之態。
謫居黃州后的蘇軾，因生活窘迫，在友人在友人馬夢德的幫助下，請得東坡荒地，開始過起了開荒種地，自耕自食的農夫生活。
他仰慕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晚年栽花種樹于"東坡"，安享閑適之樂的情趣，蘇軾曾說："出處依稀是樂天，敢將衰朽校前賢。
"他此時寫的《東坡八首》，表現了其任真的態度，真誠的心愿，真實的疾苦和感受，胸襟、志趣、人品，無不坦坦蕩蕩，堂堂正正。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柔拓未及成，一麥庶可望。
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
農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
君欲福餅餌，要須縱牛羊。
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東坡八首其四》），此時的他，儼然一位樸實勤勞的農夫，縱觀《東坡八首》，有一種恬淡之情寓于其中，沒有感傷，沒有抱怨，有的是一種從勞動中獲得知識之樂，耕種之樂。
"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沒有絲毫的矯情，才顯得如此樸實清新。
詩人最終以"東坡居士"自居，所謂"居士"者，應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佛教在漢代后在中國廣泛傳播，號"居士"者，都與佛教有關，至少表達了景仰佛祖，愿意皈依之情，但對蘇軾來講，也可說標志在這流放的生活中，他意識中的佛教思想急劇增長了，但也不排除此間他儒家思想依然濃重，道家思想影響也頗深。
但若他還是死抱著孔子那套鄙視生產勞動、鄙視學稼學圃"小人"的古訓不放，就不可能放下架子，躬耕東坡了。
蘇軾是個熱愛生活之人，這樣他才能從艱苦的勞動中體會到快樂，從現實生活中感悟生命的存在，經過今昔物我的自審，他能以曠放超逸的精神來對待現實，若沒有這樣的超越，擺脫世俗的偏見，即使為生計所迫，也不會親自墾荒、建房。
他有名的《初到黃州》中寫到："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厭酒囊。
"其實，初到黃州的他居于定惠院，家眷來后無房住，于是便住于城南江邊被廢棄的舊驛站臨皋亭，亭后有荒山竹林，亭靠長江，引發了詩人美妙的聯想，看著詼諧與自嘲的筆調，敘述了面對現實的隨緣自適，在此沒有一種刻意的歸隱之意，而是將這里的一切看作是順其自然的人生經歷，一種曠達之情，這是黃州生活對蘇軾的影響，用這樣曠達的精神來蓄養自尊與自信。
二、"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古愁"-對佛老思想的態度 初到黃州的蘇軾，生活是困窘的，又加貧病交加，內心痛苦矛盾。
這一時期的他"歸誠佛僧"，住于定惠院一間偏僻干凈的齋房，閉門謝客，自我反省，專心研究佛經，對道家也有一定的探討，以佛禪來洗刷自己的靈魂。
矛盾的想法，紛擾的思緒，最終在這里找到了清凈的歸宿。
此時他的思想，有人認為是儒佛道的"大雜燴"，有人認為是佛老思想占主導，有人認為是儒家占主導，但我認為不能這樣簡單的說，蘇軾是廣泛地吸收了儒佛道三種思想，"為我所用"，建立自己獨特的曠達的人生觀，此時的他徹悟到了人生的短暫與虛無，但他最終卻是以熱愛生命、盡享人生的樂觀態度面對世人，并其善于解脫憂患的達觀的處世態度傾倒了無數后世文人。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以儒家為思想支柱的中國士大夫們最熟悉的話，也是他們的人生哲學，士大夫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恩寵，被貶放于天涯海隅，那些治國天下的抱負不得不收拾起來，佛道的出世哲學便自然親近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所謂："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而心靈敏感的詩人們，則最易傾倒于禪門，南禪宗的"頓悟"投合了他們的心意，不坐禪，不念經，不苦行，只不過是一種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山居不如意，可隱于市。
歷史上佛老思想也曾是一些困窘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而蘇軾則從佛禪中尋找到了醫治心靈創傷的靈丹妙藥，反省過去，將佛教思想當作了度過厄運的"忘憂草"，從中得到一種精神的超越，求得了更為曠達和灑脫的人生態度。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到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趨勢更為明顯，提倡"儒佛相通，禪教相通"，試將儒家思想與佛教教義統一，儒佛道三教合流，是宋代強化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的需要。
南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易于被百姓們接受，一切生活瑣事，最平凡的行為都是修行，對那些接觸過佛教經典，同時有兼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的中國傳統文人來說，這樣寬容的宗教理念為他們在做官與歸隱的矛盾中的心靈有了一個歸宿。
中國的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夠在歷史上很好共容，是與禪宗與道教的寬容性分不開的。
蘇軾一生才華橫溢，胸懷大志，但命運多舛，仕途坎坷，遭遇頗似柳宗元，而柳宗元好佛及其儒佛調和理論必然影響到他，蘇軾又**自然，不喜凡俗之束縛，又頗與陶淵明相吻合，蘇軾曾有云："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
"（《江城子》），淵明是他的前生，今生的他如淵明一樣夢中清楚，醉中清醒，可見他對陶淵明的推崇，后來他還寫了一百多首《和陶詩》，所以陶淵明的出世歸隱、遠離塵緣的人生態度也必然影響到了蘇軾。
此外，蘇軾自幼對《莊子》也是耳濡目染，他脫岸破崔，不受拘束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個性又決定了他必然對莊子產生共鳴。
莊子達生達觀，鄙視榮華富貴的人生哲學也影響到了蘇軾。
在對待三教繁榮態度上，他公開提倡三教合一，是以維護孔孟之道為前提，以孔孟之道為中心，讓佛老為己所用，他發掘了佛老二教中與儒相通的部分，于是他才會一方面積極地在仕途上尋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另一方面，又以具有寬容性的禪宗的很多獨有生活方式、修行方式來調節自己的生活，緩沖生活壓力，從而完成對佛教和對現實人生的雙重追求。
蘇軾早年是受到一定的佛教熏染的，母親、父親、兄弟、親朋好友大都好佛老，他本人也好佛老之書，好交世外之人，好佛老文學，好游寺院宮觀，好佛老之事。
他最初接觸到佛老思想是在任鳳翔盜判時期。
少年時他所受的是正統儒家教育，他對佛老出世、無為的思想是有所抵制的，作為政治家的他，斷言好佛老必致亡國滅身，他認為佛教徒是為逃避"寒耕暑耘"和勞役才出家的，斥佛教教禮為"荒唐之說"。
但在處世態度上，佛家講究"無住"、"不執著"，而蘇軾便是以一種輕松、隨意的心態開始了與佛家的交往，在不經意中暗合了"無住"的佛教真諦，與之結下一生的不解之緣。
謫居黃州后，由于政治上接二連三的遭受打擊，加之對人世間世態炎涼的深刻體驗，他有著"我今飄泊等鴻雁，江南江北無常棲"的飄泊之感和"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的飄零之痛。
幽獨的生活中，他開始潛心研究佛老思想。
他在《與章子厚書》中寫到："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
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之，不復筆硯矣。
" 由于蘇軾屢因文字得罪，而今又遭貶謫，"其中但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使生出無窮也。
"為此，他的內心異常苦悶，加之生活的窮困潦倒，于是他走進了僧房，或面壁靜坐，或閱讀佛經。
在黃州的四年中，隔兩天就去安國寺焚香默坐，《金剛經》、《華嚴經》、《圓覺經》、《般若心經》、《清靜經》、《六祖壇經》、《傳燈錄》……無所不讀，經過多年宦海沉浮的蘇軾在佛教義理的感化下，已經了悟了萬事本空的道理，對禪理、人生的理解也達到了一種適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加之其本身性格開朗曠達，在經歷了人生大難后心態變得平和，逐漸給人"世路如今已貫，此心到處悠然"（張孝祥）的感覺。
然而，蘇軾從來都不是個真正的佛教徒。
黃州時期以前的他"銳于報國，拙于謀身"如今遭貶謫，內心必是痛楚的，現實生活中無由排解，只好求諸佛學，從中吸取精神營養。
禪家說"無心"，心無所住，蘇軾在歷經坎坷后是深有體會，此時的他可以靜下心來思考和關注人生，他讀佛經也非為成佛，而只希望從中尋求生活的智慧，這才鑄就了他樂觀開朗曠達的人格。
蘇軾學佛也好，學老莊也好，目的并不在于抽象哲學研究，而在于經世致用，裨補人生，對于佛教是進行另外理性的吸收。
他拜讀佛經，既非為了自度也非為度人，他只是借佛教思維方式，對人生和現實進行了分析，他不學佛經而通達佛理，他還在給弟弟的一首詩中寫到："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古愁"，可見也非為出世，不但不想遠離人間是非，而是要分清人間是非，從而糾正人間萬般錯誤，洗盡人間愁苦。
他說："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凡盡心，別無勝解。
"（《與子由弟》），這是他對佛教的理解，也是對人生的理解，把"任性逍遙，隨緣放曠"這種任真適性的曠達之境看作人生最高境界。
此外，他對學佛中出現的懶散放逸有清醒的認識，如在《答畢仲舉書》中說到："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為無害。
"可見，蘇軾學佛的宗旨，"靜而達，見識通達，心胸開闊放達"是他追求的境界。
他告誡世人，要以自我檢索，取精華而棄糟粕。
事實上，蘇軾也并未在佛老思想中找到真正歸宿，他按自己需要吸收佛理，同樣在《答畢仲舉書》中說："佛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同其妙。
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讀佛書洗濯心靈，好比農夫除草，雖然野草除了又長，但總比不除好，佛教禪宗義理對他來說，是一種緩和緊張、消弭分裂、維持心理平衡的有效方法。
蘇軾的這段比喻與神秀的一首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有著相通之處，而他也確實在實踐自己洗濯心靈，追求清靜通達的主張。
他從未想過"出生死，超三盛，遂作佛"，對"世之君子"所謂的"超然玄悟"表示懷疑。
他認為"超"好比吃龍肉；"期于靜而達"好比吃豬肉，豬肉聽來確實不如龍肉美味，卻可以一飽口腹，用這樣的譬喻來說明形而上學的談禪論到。
固然玄妙卻無補于事，可見，它信佛，是將佛作為覺悟者來崇拜的。
而所謂的"三世"轉生、"六道"輪回，不過是"粗淺假說"。
蘇軾很贊賞畢仲舉信中所說，讀經、參禪、信佛也不過是為了"處世的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而已，達到此目的就"乃為至足"。
蘇軾即是按著自己的心理需要來理解佛禪，不搞玄談，他用禪宗觀點支撐苦境，戰勝厄運，靠的是心靈的超越。
禪宗講"即心即佛"，講"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以心為萬物之本，而同時，有講"心即無心"、"無住于心"，這是對心的消解，蘇軾深得其理，一方面重內心而輕外物，以心靈的高標絕塵來視人間苦難；另一方面，又"無心于外物"，保持心境的虛空廊落。
因此，素食在黃州時期參禪悟道，并非并非是為了超凡入圣，而是為了擷取精華，追求曠達人格，他終究不是窮究經義的法師，而只是一個從佛書中吸取人生哲理的"東坡"居士。
三、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作品中佛老思想的體現 經歷了"烏臺詩案"謫居黃州的蘇軾，借助于佛老思想消解憂愁，作為一位自嘆"崎嶇世味嘗應編"（《立秋日禱語，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和"人生識字始患憂"（《石蒼舒醉墨堂》）的文人，加之受到儒佛老思想影響，他不免產生出"人生如夢"的浩嘆了。
早年的他便寫過"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和子由澠池懷舊》）這樣具有人生空漠感的句子，當時的他已領略到了生存的漂浮不定，生命的終歸寂無；他也感到了些許人生的虛幻，"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云隨。
"（《鳳翔八觀·維摩象，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飲酒時他也作曠達了悟之語："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薄薄酒二首》其二） 禪宗思想中，人是具有超然之心的，人生態度上也不是為求出世而消極隨緣。
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態入世，以平常心為道，強調人對世界真實面貌的追求。
因此，當蘇軾陷于入世與出世、執著與虛無的矛盾時，佛老思想也就成了他自我解脫的武器。
禪是一種人生哲學，當人們在仕途受挫后，心靈飽經憂患后，往往頓悟禪機。
"人生如夢"的觀點便會變成"親自"的體驗。
人生的虛幻之感，"人生如夢"的感悟，在蘇軾貶謫黃州后的作品中多能感受到。
在詞中，他不斷提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
"（《西江月·黃州中秋》）、"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念奴嬌·赤壁懷古》）、"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天竺寺》）、"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正月十二，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和前韻》）。
《圓覺經》中有語："火出木燼，灰飛煙滅。
"在《赤壁懷古》中，蘇軾借用了佛經中的"灰飛煙滅"來表達了"人生入夢"、"如寄"、"如逆旅"之類的話語，是他吸收了佛、道思想并經過自己理解與思考而產生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本人的苦悶：人生在世，極不自由，現實生活種種因政治、禮教、風俗等因素造成的具體情況像一張大網將人束縛，而無形中的"天命"又將人罩牢，無奈之下，只有"人生如夢"的理想才能看破這紅塵世界，才是從精神上抵抗憂患貧窮的麻醉劑，對待富貴榮華的醒酒湯。
"人生如夢"的徹悟，來源于他的遭遇與人生體驗，顯然是受到佛加"四大皆空"和道家"人生如寄"思想的影響，而"人生入夢"的觀點，卻使蘇軾擺脫政治理想破滅的惶恐，"夢里栩燃蝴蝶，一身輕。
"從而成為實現曠達人格的武器，于是，蘇軾終于從"我欲乘風歸去"的"出世"返回了"何似在人間"的"入世"，珍惜、依戀人生，從而達到"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的境界。
一個曠達的人，不管順境還是逆境，都能坦然處之。
晉人張季鷹從"八王之亂"的血雨腥風中抽身遠禍，卻編造了一個超然的借口：因秋風起，思念吳中莼菜羹，鱸魚膾而棄官南歸，后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的這個借口。
他之所以要選這個借口，是因為當時社會上有一種風氣，也因為張季鷹平時有追逐這種風氣的言論和行為。
他常常宣揚："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他平時"任性自然，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陶淵明能"三仕"、"三隱"，以"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短褐穿結，簞瓢屢空"的"五柳先生"自居，過著"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的生活而自得其樂。
蘇軾貶謫黃州，出入于佛老，危難之時仍能努力做到恬然自適，"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的黃州，成全了一個曠大灑脫的蘇軾，也造就了蘇軾一生文學的巔峰，大批名作脫穎而出。
其中主要代表作是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散文前后《赤壁賦》等。
在這些中作品中塑造了一個"一蓑煙雨任平生"式的獨行之士的瀟灑、飄逸的形象，這個形象毋寧說就是蘇軾自己，是蘇軾在以超塵拔俗的品格和氣節自詡。
《臨江仙·夜歸臨皋》中"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更是展現了一個"無可無不可"坦然面對現實的人的形象：夜飲東坡醉復醒，歸來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狠此生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谷紋平。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詩人夜醉歸家，敲門不應，于別人恐怕會多惱火，可蘇軾卻悠閑地倚杖傾聽江濤水聲。
夜深人靜之時，聽江聲，得啟示："長恨此生非我有"，如能"忘卻營營"便可在精神上得到解脫，人世的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了。
《莊子·知北游》說："汝身非汝有也。
"即是說人的生命、身體為天地自然造就，非人所有，《莊子·庚桑楚》又說："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蘇軾顯然受到了這樣的啟示，相通了一切，能以審美的態度對待人生，靜觀萬物，看到的是"夜闌風靜谷紋平"的美好景色，在陶醉于自然美景時，生出了架小舟任意而行，在江海中度過余生的念頭。
當然，"江海寄余生"是蘇軾一時之感，他并未架小舟消失于江海，而是倒頭大睡，只鬧得郡守虛驚一場。
人生很少一帆風順，所以只有看穿憂患，善于自我解脫，才能于逆境中站起來，曠達自適。
最能表示蘇軾曠達人格的要算是這首《定風波》了：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定風波》所寫，原是生活中極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
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雨中漫步，也許算不上什么，但詩人的意思決非僅在于此，而是表達一種坦然面對人世風雨的鎮定。
最為"罪廢"的"逐臣"，躬耕東坡，政治上生活上都經歷了不少風險與磨難。
他的心胸像一片大海，對風雨變化雖敏感，但總體上仍搖之不濁，處驚不變，失意淡然，任天而動，坦然行世。
你看，別人在一片穿林打葉的陣雨中，個個狼狽不堪，唯有蘇軾在風雨中，柱著竹杖從容前行，不覺狼狽，只管"吟嘯徐行"。
他懂得，風雨并無可怕之處，雨過仍會天晴，果然，不久天就放晴，眼前又見"山頭斜照"在向人們招手，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了。
經歷陣風驟雨，得來的常常是輕松平靜，詩人沐浴著雨后的涼爽，回首剛走過的風雨蕭瑟之處，既已云消霧散，斜陽也收斂了光輝。
自然界如此，而人世的風雨又何嘗不是如此？如能將面對風雨不覺的態度移到面對人生憂患之上，泰然處之，處驚不變，則雖履危難而若行平地。
這里所寫到的是詩人經歷風雨的真切感受，又何嘗不是他對自己經歷的一切政治風云的內心體驗與反省？待到過了艱難，到達彼岸，同樣會有"也無風雨也無晴"之感，無所畏懼，也就"無風雨無晴"了。
蘇軾還有一首題為《獨覺》的詩："倏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末尾兩句與該詞的兩句，幾乎完全相同，足見詩人對這兩句的喜歡之情，因為它映射出了詩人獨特的個性的心理折光。
這是一種處身于世外的輕松之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曠達情懷，人生道路不平，君子坦蕩蕩，自能履險如夷。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念奴嬌·送錢穆父》），逆旅的人生，若能如此曠達坦蕩，自然風雨不覺，往深一層看，也不難看到禪家"不住于心"、"任運自在"的影子，無論世事如何風雨變幻，都不改變自己的態度，無論何時何地，惟"適"而已，這是他逆境中的從容。
四、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結語 林語堂先生《蘇東坡傳》序言中這樣寫到蘇軾："總之，我們所得的印象是，他(指蘇軾)的一生是載歌載舞，深得其樂，憂患來臨，一笑置之。
"應該說，蘇軾并不是像林語堂說的那樣輕飄飄地悠然一生。
但是，蘇軾的確是一個樂天曠達之人，一生一生雖屢遭政治迫害，成年顛沛流離，輾轉奔波，足跡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過著逆旅過客的生活，但他卻能努力地尋求自我解脫，達到了常人難以達到的瀟灑超逸的境界。
黃州時期的蘇軾，經歷了牢獄之災，又經過不斷的自我反省，使他對政治、人生都有了重新的認識。
沉思中，對待現實便以一種閑適曠達的心情處之，形成他人生的一個轉折。
生活的打擊從未使他真正絕望，他有深重的苦難感，又有輕松的超脫感。
他終究是個儒生，他的內心始終是矛盾的，仕與隱，進與退，儒與道，快樂與痛苦永遠并存。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說："蘇軾一生并未真正'歸田"，但他通過詩文所表達出來的那種人生空漠感，卻比前人任何口頭上或事實上的'退隱'、'歸田'、'遁世'更深刻沉重。
"詩文中有"人生如夢"、"古今如夢"、"萬事到頭終是夢"、"卻對酒杯渾似夢"這樣的句子，夢的虛幻感與樂觀進取的精神，曠達超脫的情懷交織在一起，使蘇軾一生既輕松釋然，又悲沉肅穆。
佛家走向內心而否定人生，儒家走向社會而忽視人生，道家走向自然而簡化人生。
蘇軾將佛教的走向內心當作探索人生的手段，以禪宗"一念清凈"、"無心于物"的觀念淡化客觀環境的困窘，把道家地走向自然作為豐富人生的契機，而始終將儒家的積極進取的人生的哲學作為自己人生觀的核心，批判改造吸收了佛老齊榮辱，忘得失，達生達觀，不執一時得失，對貧富、貴賤、榮辱漠然視之，對人生所受的打擊泰然處之，消解了生活給他的坎坷與內心的矛盾與痛苦。
坎坷的磨礪，以及佛家"無住"、"萬法皆控"思想在他心中生長，他的心態逐漸平和。
黃州時期的蘇軾較之以前，生活與思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他看破紅塵卻始終難舍紅塵，未脫塵根，才使他在曠達之外還保持了生活的熱情，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面對多年的宦游漂泊的生活，他有過"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
"（《醉落魄·離京口作》）、"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林江仙·送王緘》）的感慨，但后來的他借了一位歌女的口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蘇軾有首《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
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此詞原有一小序："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
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因為綴詞云。
"詞為王鞏侍妾柔奴而作。
王定國也是受"烏臺詩案"牽連被貶賓州（今廣西），歌女柔奴隨行，三年后，王定國北歸遇蘇軾。
蘇軾有感于廣西為嶺南地區，荒涼僻遠，柔奴同行三年卻越來越見年輕，相問之下，竟得"此心安處，即是吾鄉！"這樣富有哲理的答案，蘇軾自是大加贊賞，并加以引用。
《金剛經》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就是勸人不要執迷，不懼憂患，苦樂隨緣。
蘇軾多次遭貶，且愈貶愈遠，卻依然做到坦然面對，因為他有這種不為窮通所擾，處驚而不變的樂觀精神和曠達的人生態度，所以才會對柔奴一句"此心安處是吾鄉"產生共鳴。
"此心安處"，也便是"無心"，不留意于外物，不執著于外境，也便是"無心"，只要"此心安處"，無論到什么地方都無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 是蘇軾對自己人生態度的寄寓，同時也成了他今后生活的預言。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次韻江海叔二首》）是一些學者心目中蘇軾晚年的形象，也是蘇軾一生的形象，黃州時期佳處遲留的頓悟，使其獨特的曠達人格初步形成，我們看到了一個回歸與清純空靈，像玉一樣光潔溫潤，但不刺眼；像茶一樣香滿人間卻不炫耀；像輕風一樣為人送爽卻不聲張，做到既有換人生，又熱愛生命，既嚴肅執著，又豁達樂觀的無處不超然得東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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