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云儒,1940年生于江西,祖籍四川廣安,求學北京,工作西安。
現居住于陜西西安。
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陜西省文聯副 主席,著名文化學者,研究員。
人事部管理的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陜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陜西省德藝雙馨藝術家,享受**特殊津貼。
先后獲得中國圖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三次、廣電部星光獎兩次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獎等7項國家獎和陜西文藝大獎藝術成就獎等12項省部級獎。
現為西安外事學院人文學院文化產業學院名譽院長。
肖云儒提出“形散神不散”影響文壇幾十年1961年1月,《人民日報》開辟了《筆談散文》專欄,就散文的特點、散文的作用、散文的題材等問題開展了大討論。
這期間,肖云儒寫了一篇題為《形散神不散》的短文,其觀點引起了長達數十年的爭論,被寫進我國大中小學教材,影響中國文壇幾十年。
那時他才20歲,尚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讀大三。
他平生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讀華君武的政治諷刺畫》就曾使《美術》總編、美學大家王朝聞親自“召見”時驚呼不已,作者竟是個十七八歲的毛頭小伙!45年后,肖云儒回憶起當年的那場爭論時,借用俄羅斯經典作曲家莫索爾斯基《跳蚤之歌》,表達了自己的心情,那場關于散文的爭論“實在始料未及,而且擔待不起。”“跳蚤一旦被人強制穿上龍袍、帶上勛章,‘形散神不散’的命運開始發生變化,被人認為是散文寫作秩序的反映,被人認為是束縛新時期散文寫作的框框,也十分必然而且合理了。”其實,肖云儒的聲名鵲起與他的家教、家學淵源是密不可分的。
肖云儒半歲喪父,沒有兄弟姐妹,母親是一位剛強的知識女性,“一二·九”運動時她在北京散發傳單,在教會學校和美國神父辯論,宣傳革命信念,后來又擔任江西省婦聯副主席,她的剛強和聰慧讓肖云儒一生獲益匪淺。
童年和少年時代,在外祖父的書房里嬉戲、認字,那滿架滿桌的文化和經濟類、日文和中文的書籍,讓肖云儒對書里的風景產生了強烈的憧憬和向往,也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了發奮讀書做學問的種子。
40年來公開發表各類作品500余萬字,在全國性及海內外報刊發表論文260余篇,出版發行個人專著和評論集17部。
除先后評論400多位作家藝術家的作品外,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關于中國西部文化和西部文學藝術的系列研究,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被公認為該理論體系的開創者,譯介到英、美、日、澳等多國,海內外廣有影響。
關于散文寫作“形散神不散”的觀點,收進10幾種大、中學文科教材和當代文學史,并列為1982年全國高考試題,被學術界稱為60年代關于散文寫作的代表性觀點。
著名作家賈平凹這樣評論肖云儒:“他思維活躍而豐實、勞動繁重而艱辛,我是畏懼這樣的人,更是敬重這樣的人。
在陜西的任何文學、藝術及文化研討會上,每有發言立即會場寂靜,大家洗耳恭聽的,其中總少不了他。
我的感覺中,北方的理論批評家的文章猶如下象棋,南方的理論批評家的文章又像是下圍棋,各有肥瘦短長,曾感嘆,誰若能南北風范集于一身,誰必能成就大的氣象。
肖先生可以說就有這番面貌,他應該歸于國內理論批評的一流。”肖云儒的授業老師、著名學者馮其庸感慨地說:“云儒的思考不限于文藝問題,舉凡社會、歷史、文化諸多方面,都能發人之所未見,時有獨辟蹊徑的巧思。
云儒是思想的豐產者。”大學畢業,肖云儒就一直工作在西安,西安已然成了他的第一故鄉,西安的人人事事讓他對這座古城留戀不已、魂牽夢繞。
他趣言與西安的緣分始于一碗羊肉泡饃。
那是在上大學期間,他曾來陜西日報實習,當時生活物資極度匱乏,吃一碗羊肉泡饃得憑票購買。
肖云儒實習所在部門有二十多人,但一個月僅有一張票的配額。
領導為了照顧他,說服同事延遲一個月領票。
肖云儒如同抽到了大獎,跑到餐館里大快朵頤。
那是他第一次吃羊肉泡饃,多少天沒沾過油,突然的美餐讓他“饑餓的胃感到一種震顫的喜悅”,一整天都沉浸在美滋滋的感覺中。
著名評論家雷達說:“綜觀云儒近30年的文論,突出感到,他思路活躍,涉獵面很廣,舉凡文學、哲學、戲劇、書法、散文創作,社會評論、民俗研究,直至文化人類學,都有論列。”對于聲名,賈平凹曾為肖云儒抱屈、鳴不平:“他應該歸于國內理論批評的一流,但他的聲名并不顯赫,西安地域成于他也礙于他,他真的是有些委屈了。
因為北京或上海,那里的報刊面對的是全國,西安的報刊只向于一隅,而他的文章又大多發表于西安報刊,國內的文壇多少疏忽了他的存在。”但肖云儒對這一點看得很淡,這并不會影響他為西部文藝所作出的貢獻。
他學術體系的龐雜、其涉及范圍之廣,是后輩學者難以望其項背的。
也許正是曲高和寡,他在全國的知名度還不像某些“學術明星”那么熱,各種評獎很少看到他的名字,各種熱鬧場合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各種炒作的熱點更跟他無關。
在他那里,有著積極的人生態度,他的率真可愛也得到了眾多文朋詩友的熱捧、追隨和仰慕。
肖云儒追求的,就是一種以平平常常心、安安靜靜做學問的書齋生活。
他就像遠離人間煙火的古代學人那樣,對名利淡然處之,對評獎從不理會。
他說:“幾十年來,我的書和我一道,改善著生存條件,記錄著人生的、社會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