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很多種顏色,包括黑色。
如果沒有黑色,我們就沒有了棲息的夜晚和沉醉的夢。
我也喜歡古舊的黃和黯淡的藍,那是土地和深海的大氅。
我不管它是否流行,只要自己看著歡心,就會把衣服買下來。
我也明白了朋友的苦心,她把衣服當成了一種標識。
她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看到了和自己穿著同樣顏色的人,就感到了某種相識的快意和安慰。
我理解她,可我依然不想知道今夏的流行色。
我不知道今夏的流行色
若干年前,看過報道,西方某都市的報紙,面向社會征集”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這個題目的答案。
來稿很踴躍,各界人士紛紛應答。
報社組織了權威的評審團,在紛紜的答案中進行遴選和投票,最后得出了三個答案。
因為眾口難調意見無法統一,還保留了一個備選答案。
按照投票者的多寡和權威們的表決,發布了”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名單。
記得大致順序是這樣的:
一、給病人做完了一例成功手術,目送病人出院的醫生。
二、給孩子剛剛洗完澡,懷抱嬰兒面帶微笑的母親。
三、在海灘上筑起了一座沙堡的頑童,望著自己的勞動成果。
備選的答案是:寫完了小說最后一個字的作家。
消息入眼,我的第一個反應仿佛被人在眼皮上抹了辣椒油,嗆而且痛。
繼而十分懷疑它的真實性。
這可能嗎?不是什么人閑來無事,編造出來博人一笑的惡作劇吧?還有幾分惶惑和惱怒,在心扉最深處,是震驚和不知所措。
也許有人說,我沒看出這則消息有什么不對頭的啊?再說,這正是大多數人對幸福的理解,不是別有用心或是嘩眾取寵啊!是的是的,我都明白,可心中還是惶惶不安。
當我靜下心來,細細梳理思緒,才明白自己當時的反應,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悲哀。
原來我是一個幸福盲。
為什么呢?說來慚愧,答案中的四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我都一定程度地擁有了。
我是一個母親,給嬰兒洗澡的事幾乎是早年間每日的必修。
我曾是一名醫生,手起刀落,給很多病人做過手術,目送著治愈了的病人走出醫院的大門的情形,也經歷過無數次了。
兒時調皮,雖然沒在海灘上筑過繁復的沙堡?穴這大概和那個國家四面環水有關?雪,但在附近建筑工地的沙堆上挖個洞穴藏個”寶貝”之類的工程,肯定是經手過了。
另外,在看到上述消息的時候,我已發表過幾篇作品,因此那個在備選答案中占據一席之地的”作家完成最后一字”之感,也有幸體驗過了。
我集這幾種公眾認為幸福的狀態于一身,可我不曾感到幸福,這真是莫名其妙而又痛徹的事情。
我發覺自己出了問題,不是小問題,是大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我所有的努力和奮斗,猶如沙上建塔。
從最樂觀的角度來說,即使是對別人有所幫助,但我本人依然是不開心的。
我哀傷地承認,我是一個幸福盲。
我要改變這種情況。
我要對自己的幸福負責。
從那時起,我開始審視自己對于幸福的把握和感知,我訓練自己對于幸福的敏感和享受,我像一個自幼被封閉在洞穴中的人,在七彩光線下學著辨析青草和艷花,朗月和白云。
體會到了那些被黑暗囚禁的盲人,手術后一旦打開了遮眼的紗布,那份詫異和驚喜,那份東張西望的雀躍和喜極而泣的淚水,是多么自然而然。
哲人說過,生活中缺少的不是美,而是發現美的目光。
讓我們模仿一下他的話:生活中也不缺少幸福,只是缺少發現幸福的眼光。
幸福盲如同色盲,把絢爛的世界還原成了模糊的黑白照片。
拭亮你幸福的瞳孔吧,就會看到被潛藏被遮掩被蒙昧被混淆的幸福,就如美人魚一般從深海中升起,哺育著我們。
幸福盲
當我寫完《昆侖殤》最后一個標點時,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心的某一部分被掏空了,只留下一個洞。
午夜時分,家人熟睡。
我獨自走到屋外。
北京的夜不黑,無數燈火交織成彩色的圖畫。
北京的夜也不靜,聲音的波濤一刻不停,只不過比白晝略低沉了點。
惟有冰冷如汁的空氣,像清泉一樣蕩滌著肺腑,使人感到振奮與警醒。
遙望西部,我感到一絲淡淡的欣慰。
西部有一座雄偉的高山。
綿延數百萬平方公里的世界屋脊,由它無盡的子孫組成。
它的主峰――喬戈里峰,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第二高峰。
在古老的文化典籍中,它被稱為”帝之下都”,是黃帝居住的地方。
這座威嚴的萬山之父,就是昆侖山。
1969年,我參軍離開北京,來到了昆侖山上的一個部隊。
幾個月后,迎來了我十七歲的生日。
戰友們為我擺了一桌”罐頭宴”。
銀亮短粗像炮彈殼一樣的軍用罐頭,開了一筒又一筒。
有橘子的,有蘋果的,有菠蘿的,有雪花梨的,還有……對于每月只有一筒半水果罐頭定量的士兵們,這是很糜費很豐富的盛宴了。
我們把罐頭汁傾倒在刷牙用的搪瓷缸里,彼此碰得山響,快樂地”干杯”。”你才十七歲,太小了。”――個老醫生說。”我已經是大人了,很大的人。”我嚴肅地糾正他。”真正的大人,是怕人家說他歲數大的。
況且’大人’這個稱呼,本來就是小孩子說的話。”老醫生平靜地反駁我。
作者:畢淑敏 摘自:《我很重要》
出處:中華勵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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