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與**：志同道合的愛情故事
**和**是一對有著特殊婚戀觀和價值觀的職業革命家，他們的愛情故事因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而烙上鮮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來看，這份革命時期的愛情反而更具一份別致的韻味。
革命伴侶
**與**相識于“五四”運動。
當時，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在天津學生界已很有名氣；而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的**，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
有趣的是，**喜歡演話劇，而男生的學校沒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所在的學校沒有男生，她穿長袍馬褂、戴一頂禮帽，扮演男新聞記者，**還指導她們演話劇。
不過**一直相信那時的**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歲。
一年后，**赴法留學，**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了教員，兩人鴻雁往來。
**知道**當時有一個女朋友，所以從來不曾想過，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畢生的革命伴侶。
1923年，**突然收到**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
1956年的一天，**的侄女來訪，大家坐在客廳里聊天。
侄女好奇地問起兩人當年的往事，**坦誠相告:當年在法國的那個美麗的朋友，“對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在**眼里，“堅持革命”的小超是終身伴侶的最佳人選。
1925年，他們在廣東結婚。
**后來說，她“理解恩來”，“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工作，能經受得住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
從這一點上講，為革命而挑選伴侶的**被證明是有眼光的。
**在懷念**的文章中說，即便兩人在通信中明確了戀愛關系后，“我們定約后的通信，還是以革命的活動、彼此的學習、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業為主要內容，找不出我愛你、你愛我的字眼”。
兩人通信期間，**加入了**，**加入了共青團，但彼此都嚴格遵守黨的秘密，互相沒有通報。
這種習慣也一直延續到他們以后的婚姻生活。
在家里，**是個紀律性極強的人，**不跟她說的事情她從來不問。
開國總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發現自己懷孕了，她當時是何香凝的秘書，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
**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后代，你應該跟我商量，這是我們兩個人的大事，你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沒多久，**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預產期在1927年3月，之前**已赴上海工作，**的母親來廣州陪她分娩。
3月21日**生產，但因為胎兒過大又是難產，生了三天三夜也沒生下來。
最后醫生動用產鉗把孩子夾了出來，嬰兒的頭顱受了傷，剛生下來就夭折了。
本想在醫院多休養幾天的**，卻又因為“四一二”政變、國共兩黨關系的分裂而必須逃離廣州。
在這家德國醫院的醫生王德馨和護士韓日修的幫助下，**和母親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輾轉到上海。
因為產后過于疲勞，**此后再沒有懷上孩子。
沒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務的總理家庭又少了幾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氣息。
**與**各有一間臥室。
**的作息極有規律，每天23點必然準時上床。
經常是**回來時，**已經睡著了，**起床時，**開始休息。
雖在同一屋檐下，但兩人還得用寫信、打電話這樣的方式進行溝通。
**常常寫紙條讓值班衛士送給總理，上寫：“恩來同志，你應該休息了。”或“你今天時間太長了”等等。
“**”之前，**與**還經常一起出去看戲、散步，兩人偶爾也會浪漫一下:有一次總理回來，**給了他一個擁抱，工作人員都在一旁看著笑。
但這樣的氣氛在“**”之后蕩然無存。
兩人交流的內容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作占據，幾乎沒有任何私密性。
這個家，其實更像是一個辦公室。
60年代末一個夏天的晚上，一個護士突然發現**沒有反應，一動不動，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一聽，連忙趕了過來:“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從不親昵地喊“小超”，而是跟著大家一起稱呼“大姐”。
后來得知，靠安眠藥睡覺的**在那天服藥后，藥性突然發作陷入睡眠狀態，雖然虛驚一場，但**那種本能爆發的焦慮和急切給工作人員留下深刻印象。
“總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時國家處在那樣一種狀態，總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
他們真的是為了這個國家，犧牲了孩子，犧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和**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奮斗著，在他們的一生中，他們的離別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們結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他當時正在忙于指揮省港大罷工；**也離開了新婚的小家，到廣東區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進行合作的國共兩大政黨，因為**的叛賣活動突然交惡。
這時的**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不得不離開正要分娩的妻子。
**獨自承受了難產和嬰兒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輾轉來到上海與**重逢。
1927年7月，武漢的汪精衛也背叛了革命。
7月下旬，**準備秘密從武漢來到南昌。
剛剛重逢兩個多月、歷經劫難的這對革命夫妻，又面臨著新的分離。
直到晚飯前，**才告訴**，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沒有講。
**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
他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
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里，無論是同志間、夫妻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
……
為了革命的利益，服從革命的需要，這樣的離別貫穿了**和**的生活。
這聚少離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充滿了動蕩和感傷。
然而，像**、**這樣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為重，如何顧得上小我的悲歡離合？他們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確定彼此之間有著共同的信念，并要為實現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
他們的結合也許因為過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業將他們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他們的婚姻依然充滿了溫情、美滿和幸福。
這一點，在1944年11月**赴重慶談判時，**給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體會到。
她在信中這樣寫道：
“這回分別不比往回，并非惜別深深，而是思戀殷殷！這回我們是在愈益熱愛中分別的，何況在我還有歉意繚繞心頭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帶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則向往著重慶。
有時感覺在分享你與兩巖內外故人相聚之歡呢！”
在這封家信中，**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它樸素而真實，卻讓她那殷切的掛念赫然在目。
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從**的心底發出的，使人的心靈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