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巴金與中國現代文學另一位大師曹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感召下，以他們的作品向舊思想、舊道德、舊制度展開了猛烈的進攻，堪稱現代文壇雙子星座。
從結識曹禺到曹禺去世，60多年來，巴金一直似兄長般十分關心愛護曹禺，他以藝術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藝術鑒賞力，先后發現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家》等多部經典并給予獨特的崇高的評價，為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戲劇的健康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雷雨》備受爭議卻被巴金特別肯定
一個年輕作者經過辛勤勞作，寫出一部好作品，但無人發現、推薦、評價，這對作者是一個十分沉重的精神打擊。
正如曹禺所說:“事實上最使一個作者(尤其是一個年輕的作者)痛心的還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沒有人來理睬。
這事實最傷害一個作者的自尊心。”《雷雨》的發現就遭遇過一段曲折。
1933年8月，曹禺完成《雷雨》的初稿，將稿子交給正在籌備《文學季刊》的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開中學的同學、交換過蘭譜的結拜兄弟，他深知曹禺的才華，見曹禺寫出一部大型話劇，自然十分高興。
他首先向誰推薦呢?第一個便是鄭振鐸。
1932年，靳以從上海復旦大學商學院畢業后，經友人輾轉介紹，答應為北平立達書局創辦一個大型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文學季刊》于1934年1月在北平創刊)，書店委托他擔當主編。
靳以自覺編這樣的刊物，“資歷和能力尚感不足，便去找已有名氣，很有經驗的鄭振鐸一起合編”。
鄭振鐸一口答應，這樣就有兩個主編，第一主編是鄭振鐸。
靳以將《雷雨》首先推薦給第一主編，不料鄭振鐸一看，“認為劇本寫得太亂而擱置下來”。
但是，靳以并不甘心摯友辛辛苦苦寫出來的厚達數百頁的劇本原稿沒有人來理睬，因此，過了不久，他又將劇本交給《文學季刊》分工負責審讀劇本的編委李健吾看———《文學季刊》早期有一個編委會，“邀請了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長之、楊丙辰等任編委，而具體工作多為靳以一人承擔”。
編委會成員有分工，有的負責審讀評論，有的審讀劇本，等等。
李健吾是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生，畢業后留校任系主任王文顯教授的助教，在戲劇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是當時譽滿京都的話劇旦角。
不料，這位戲劇名家看過《雷雨》原稿后，并不認可，“不肯推薦這個劇本”予以發表。
這就讓靳以十分尷尬，靳以只好把劇本暫放在抽屜里。
靳以的第二次推薦又失敗了。
恰在那時，靳以由于在《文學季刊》一卷一期重印時將一篇批評丁玲《夜會》的稿子臨時抽掉(因巴金和靳以得知魯迅先生對這篇稿子有些意見，便在刊物該期二次重印時抽了下來)，來不及告知另一主編鄭振鐸，得罪了鄭振鐸，“靳以有點怕他”。
由于這一情況，加上李健吾又不認可《雷雨》，靳以只好把劇本暫時放在抽屜里，既不退還給作者曹禺，更不能擅自作主發表，他在等待時機。
不久，機會終于來到了。
巴金從上海到北平來看望沈從文，住在《文學季刊》編輯部所在地三座門大街14號，這個編輯部平時只有靳以一人工作。
巴金前后住了幾個月，并同時應邀兼任編委。
一次，靳以和巴金談起怎樣組織新的稿件，巴金主張還是要注意文壇的新人，組稿的面要寬一些，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或文壇上的名人，還要多多發表有才能的新人的作品。
一席話提醒了靳以，靳以隨即告訴巴金:以前周末常到我們這兒坐坐的文學青年萬家寶，他寫了一個劇本，放在我這兒半年多了，家寶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推薦他的稿子。
巴金一聽很感興趣，靳以馬上把《雷雨》的手稿交給了巴金。
巴金當晚一口氣讀完了《雷雨》，巴金曾在1940年《關于〈雷雨〉》一文中敘述讀后感:“……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南屋中客廳旁那間用藍紙糊壁的陰暗小房里，我翻讀那劇本的數百頁原稿時，還少有人知道這杰作的產生。
我是被它深深感動了的第一個讀者。
我一口氣把它讀完，而且為它掉了淚。”第二天，巴金就將這個劇本推薦給鄭振鐸，并且作主將這個劇本在《文學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刊登完。
靳以第三次推薦《雷雨》獲得了成功，在巴金的力薦下，劇本很順利地發表了。
不僅如此，鑒于編委會建立之后幾次在作品發表上編委之間發生矛盾，巴金還建議取消編委會，“因他覺得編委意見多很麻煩，就作了這個建議。
當然，他的名字也取消了，但他實際上還是和靳以一起負責編刊物。”〔2〕靳以當然表示贊成。
于是，不但《雷雨》順利發表，連引起《雷雨》發表爭議的編委會也被取消。
這件事意義十分重大，它為曹禺日后創作的劇本《日出》《原野》在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季月刊》《文叢》上順利發表創造了一個先決條件。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名劇《雷雨》的誕生，是巴金起了關鍵作用，巴金以藝術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藝術鑒賞力，立即發現了《雷雨》的價值。
同時，曹禺摯友靳以的三次力薦功不可沒，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們兩位都是發現《雷雨》價值的功臣，是發現曹禺這一杰出人才的伯樂。
這段故事當時被人們稱為“文壇三人佳話”。
對一部優秀劇作，文化名人之間為什么會形成截然不同的評價?這與他們長期各自文藝實踐以及文藝修養而形成各自的欣賞習慣、欣賞視角有直接聯系。
另者，他們對戲劇藝術借鑒與創造關系問題持著不同看法，在這方面也有緣故。
首先，在對《雷雨》的內容與形式的關注中，鄭振鐸、李健吾都注重審視《雷雨》的創作形式，結果，熟悉民族戲曲的鄭振鐸認為《雷雨》“寫得太亂”，熟悉法國莫里哀、博馬舍等人的古典主義戲劇的李健吾也不認可曹禺這種易卜生近代劇式的表現形式。
與鄭振鐸、李健吾不同，巴金讀《雷雨》，他首先是感受劇本的內容，為《雷雨》藝術的情感沖擊力所打動，他說，“我喜歡《雷雨》，《雷雨》使我流過四次眼淚，從沒有一本戲會這樣地把我感動過。”巴金一邊看一邊抹淚，深深地為劇中主人公的命運所打動。
繁漪、侍萍、四鳳這些活生生的被壓迫、被凌辱的女性的遭遇，尤其激起了他陣陣感情波瀾。
他觸摸到這部劇真正的藝術生命力，從而激起了他立即要幫助曹禺將這部作品迅速傳播開來的強烈渴望。
其次，《雷雨》具有的戲劇藝術借鑒成分，被專家“識破”，被揪“弊病”，如李健吾批評《雷雨》有希臘歐里庇得斯和法國拉辛的戲劇的影子。
李健吾在《〈雷雨〉———曹禺先生作》劇評中說，“容我亂問一句，作者隱隱中有沒有受到兩出戲的暗示?一個是希臘尤瑞彼得司Euripides的Hippoly-tus，一個是法國辣辛Racine的Phédre，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愛上前妻的兒子。
我僅說隱隱中，因為實際在《雷雨》里面，兒子和后母相愛，發生逆倫關系，而那兩出戲，寫的是后母遭前妻兒子拒絕，惱羞成怒。
《雷雨》寫的卻是后母遭前妻兒子捐棄，妒火中燒。
然而我硬要派做同一氣息的，就是作者同樣注重婦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報復。”然而，批評者卻沒有認識到《雷雨》的總體構思來自生活。
在《雷雨》問世之前，曹禺精心研讀并導演過《少奶奶的扇子》，粉墨登場演過《爭強》、《罪》以及易卜生的劇作，無疑有著充足的藝術實踐積累和豐富的生活感悟。
曹禺自己曾說寫《雷雨》的動機是一種情感的迫切需要。
這種情感，用曹禺的話講，是“對宇宙間許多神秘的事物一種不可言喻的憧憬”，是他力圖表現天地間“殘忍”背后的主宰，是想讓看戲的人們能夠看清人類自己是怎樣陷于“盲目地爭執”、“泥鰍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著昏迷的滾”，等等。
巴金對《雷雨》產生共鳴，正是對劇作者在戲劇融入了生活體驗與認識的共鳴，因而能對《雷雨》作出特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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