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個人以為，當以錢鐘書夫人楊絳女士的散文成就最高。
理由如下，兼且對比張中行與季羨林的散文造詣，由猛將兄撰文。
楊絳是中國式的散文高手。
之所以說她是中國式的，因為她的散文寫得沖淡自如，總有款款深情也盡付平實的筆調中，不事張揚，不做轟轟烈烈狀，有種山中隱士百年回頭，輕輕語調跟后輩兒郎談起往事的悠然。
楊絳長于敘事和評論散文，她很少作單純的寫景或抒情散文。
我覺得，在她那一輩兒里，她的散文是排在前頭的。
先說敘事散文。
最有名的當數《干校六記》里。
得虧是回憶，得虧是楊絳，能把困難的人生寫成生趣富饒的歷練。
她不象巴金，秉筆直控“**”的無道，對知識分子的戕害，她也不象季羨林圍繞著個人的苦難來進入回憶，她不象韋君誼，在耳聞目睹的基礎上有靈魂深處的反思。
她把這一切都淡化了，洗得干干凈凈的文字，就寫些下放記別，鑿井記撈，冒險記幸，寫些人與狗的摯愛深情，勞動中的忙里偷閑，寫些看電影找不著回家的路，打井成功去沽酒。
如果不是對干校的概念有準確的了解，如果不是對那個年代有書面的掌握，一般的讀者是從中看不出困難的影子的。
但如果是個心有切切焉的讀者，就能從一枝一葉的簡單敘述中讀出一對學問宏博的國寶級學者作家，在他們的花甲之年還在受著怎樣人為的冤屈和勞作。
她的毫無生活經驗的老伴下放了，她的老實巴交的女婿冤死了，她家的房子被“工人階級”蠶食了，她們吃吃得不到回城的機會，這些人間的磨難似乎留給楊絳的不是恨，她溫和地把他們悉數消融在苦中尋來的快樂中。
哎，文章是好文章，可我已分不清究竟是楊絳已失去愛憎的能力，還是她真的已經象佛陀一樣看淡了人世間的喜怒哀樂，抑或是爹媽打罵兒女不記仇？
她寫回憶自己父親和姑母的文章里就沒有了這種筆端時時的克制，雖然也仍然不見波瀾從容雍和的。
她筆下的慈父是個不失童心的可愛的人，他有進取心，有原則性，該爭時定要爭口氣，卻也不拘泥看得開，懂得世故人情，他這樣的人在中國混終究是吃不開的，若不是他的能力實在強，早就潦倒了。
楊絳的姑媽楊蔭榆就要復雜些了，她自己是舊禮教的受害者，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所以心態有些變異，當校長后對自己的學生不免刻薄。
但她晚節很漂亮，為給鄉民做主和日本兵理論被拋入江中亂槍打死。
這兩篇文章寫得持論公正，其情切切，但絕不濫情。
父女親情是通過平平常常的對話和細節來表現的，很真實，很動人。
然后就是她的幾篇文學評論，她可不象如今的一些批評家似的，動不動就拉開做學問的架勢，搬出長途販運的新潮名詞，掄起國外躉來的評判的尺子，把好生生一部作品肢解，裝入自己評論的框框套套中去，借對別人的作品屠殺完成自己對某種主義的紹介。
在文字上她很平實，在論點上也不因文字之平實而落了浮泛。
對錢鐘書圍城的索引就不說了，那是她的分內之事。
你看她對《傲慢與偏見》的分析，她也不過多地糾纏奧斯丁的個人家事，生平背景，她就抱著文本，從敘事方法，取材范圍，細節營造，情節購置，心理描寫諸方面一一道來，我不覺得她把作品切割了，而是全方位多側面地展現了。
張中行張老頭的散文，比楊絳先低了一等。
低在何處？他的文章穿靴戴帽太多，不斷地把話題分開，不斷地自謙留后路，看似嚴謹無懈可擊，其實老是走題，平鋪直敘地推著寫，失去了文章的節奏。
再則文字上，他可能念書比較多，國學底子厚，用字險仄處頗多，不及楊絳清新自然。
從書寫的感情上來說，楊絳是把人生的大悲苦都凝結筆端，用一種克制的文字，張弛有致地寫來，張老頭不過寫些尋常的膚泛的酬唱啊交往啊吃住啊民國舊事啊，前者是十分的感情只在水面上露一分，其余您自各兒琢磨去，后者老實無欺并不夸大，怎么也不可能把一分的感情寫出十分的感覺。
同樣是老人的文字，楊絳有老之看破世事之灑脫，而無老氣橫秋的拿捏，張中行有老之世事洞明的清醒，卻也有處處愛惜羽毛的老人頑癥。
要說老頭的可貴處，一是自知之明，可以看出來他是真謙虛，不象有些骨子里挺傲的人串戲，他對自己能干什么什么干不了，實在清楚。
一是老頭那么大歲數了，與社會并無多少隔閡之感，他往往站在平民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寫人則持論公允，不象某些年輕人一樣隨便給同儕扣高帽子，寫事則說理清晰，無冬拱氣，也不見太多的暮氣。
季羨林又是一路。
我看以散文而論，他不但比不得楊絳，連張行老他也得遜一籌。
為什么？主要是語言問題，寫散文，語言的要求我以為要高于小說，小說還有個情節在那繃著吸引人的注意力，金庸的文字一般并不影響他小說招得人欲罷不能。
而散文最無可遁逃的就是語言了，除了專業論文，沒有文字之美恐怕難算散文大家。
周作人論散文說，好散文家有兩種路子，一朝飄逸灑脫去，文字清新簡約，是真名士自風流，一路朝犀利深刻去，文字嚴密有力，直把人往墻角逼。
總之不管哪個路子，文字得自成一家，個性化。
可惜我們的紀先生，雖然是國寶級梵語專家，通多國語言，也讀過私塾有些國學的底子，可是說實話，他的漢語文筆實在不怎么高明，學生腔一副。
他散文中重要的一枝是出訪的游記，最愛用各種顏色和形容詞進行19世紀的小說般大段的寫景，最愛表達一種最基本的真善美意義上的感情，塌實干的男孩兒，印度人民的深情厚意，不是說不能寫，而是我覺得太淺了吧，經常寫的泛濫失控，感性遠遠大于理性。
倒是他回憶師友的那幾篇，寫董秋芳，寫馮至，寫沈從文，見得是有厚積薄發的真性情的，細節也甚是打人，比如董的作文課，黑板上只有四字：隨便寫來，比如胡也頻的語文課，黑板上只寫：什么是現代文藝？便滔滔不絕，每堂課都是如此。
其實也很簡單，他的游記是一時一地的感覺，終究有些強寫，而寫人小品，卻是幾十年的交情化作三言兩語，精彩程度怎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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