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一、法布爾傳略(王光)
1823年12月22日，法布爾降生在法國南部阿韋龍省圣雷翁村一戶農民家中。
其父安杜瓦納·法布爾能言善辯，好打抱不平；其母維克陶爾·薩爾格性情溫順，和藹可親。
但他們是個山鄉窮戶。
法布爾四歲左右，父母送他到祖母家生活，暫時減輕家庭衣食負擔。
天真的孩子愛上了祖母家的白鵝、牛犢和綿羊，迷上了戶外大自然中的花草蟲鳥。
長到七歲，父母接他回家，送他進了村里的小學。
校舍條件極其簡陋，一間正規房間，一間房頂閣樓。
正規房間既當教室，又作廚房、飯堂和睡房，門外就是雞窩豬圈。
老師雖有責任心，卻經常無法正常教書，因為他還兼任著本村的剃頭匠、舊城堡管理員、敲鐘人、唱詩班成員和時鐘維修工。
初入學堂，法布爾很不適應，26個法文字母讓他花了比別人多幾倍的時間，但小法布爾求知欲望格外強烈。
他常有機會跑到鄉間野外，每次回來，兜里裝滿了蝸牛、貝殼、蘑菇或其他植物、蟲類。
大人一心向往城市生活。
法布爾十歲時，小學還沒讀完，只好隨全家遷到本省的羅德茨市去住。
父母在那里開了個小咖啡館，同時安排酷愛學習的小法布爾去羅德茨中學，只隨班聽課，不在校食宿。
這期間，為交足學費，法布爾每逢星期日便去教堂，為彌撒活動做些服務工作，掙回少許酬金。
整個中學階段，法布爾家為生計所迫，幾度遷居，又先后在上加龍省的圖盧茲市和埃羅納省的蒙彼利埃市落腳。
少年法布爾不得不出門做工謀生，致使中學無法正常讀下來。
他抓緊一切時間自學，強記勤問。
到了15歲那一年，他只身報考沃克呂茲省阿維尼翁市的師范學校，結果被正式錄取。
從阿維尼翁師范學校畢業后，法布爾謀得同省卡龐特拉中學初中教員職位，從此開始了長達二十余年的中學教師生涯。
起初，他教數學。
一次帶學生上戶外幾何課，忽然在石塊上發現了壘筑蜂和蜂窩，被城市生活禁錮了八九年的“蟲心”突然煥發。
他花了一個月的工資，買到一本昆蟲學著作，細讀之后，一種抑制不住的強大動力萌生了，他立志要做一個為蟲子書寫歷史的人。
那一年他不足19歲。
研究昆蟲的決心下定了，但維持生存的職業是教書，法布爾仍須為現實問題苦斗。
他先參加有關部門組織的會考，拿到高中畢業資格的業士證書。
以后又堅持業余自修，通過各門考試，取得大學資格的物理數學學士學位。
24歲的法布爾，由政府教育部門調派到科西嘉島，擔任阿雅克修市中學的教員。
他一面努力任教，一面利用業余時間做動植物觀察記錄。
四年后，他被調回阿維尼翁市，擔任中學教員。
他心目中有個理想：有朝一日能在大學講課。
兩年后，法布爾仍靠自學，取得自然科學學士學位。
又過一年，31歲的法布爾以兩篇優秀學術論文的實力，一舉獲得自然科學博士學位。
兩篇論文的題目分別是：《關于蘭科植物節結的研究》和《關于再生器官的解剖學研究及多足綱動物發育的研究》。
就在同一年，他在《自然科學年鑒》發表了長期積累的成果——《節腹泥蜂習俗觀察記》。
《觀察記》博得廣泛贊賞，法布爾出色的觀察才能令人折服，人們公認他不僅糾正了以往權威學者的錯誤，彌補了前人的疏漏，而且闡發了獨到的見解。
法布爾的昆蟲學文章，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
34歲那一年，他發表了關于鞘翅昆蟲過變態問題的研究成果，學術質量之精、理論意義之大，令同行刮目相看。
法蘭西研究院向他頒發了實驗生理學獎金，肯定他在活態昆蟲上的研究具有不同于昆蟲結構解剖學的價值。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格外關注這位年輕的法國人；待1859年《物種起源》問世時人們讀到，達爾文稱他是“難以效法的觀察家”。
博學的法布爾老師，又發現一種從茜草中提取紅色染素的工藝，當地政府準備采用他的技術。
可是沒想到，經過數年周折，工廠主最終建造的是一個人工合成茜紅色染料的車間，沒有實現他想利用茜草自然資源的“工業化學夢”。
這期間，帝國教育部曾以杰出教師的名義為他授勛，主要表彰他在教師崗位上也能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他為此還受到拿破侖三世幾分鐘的接見。
放棄化工計劃后，為實施教育部長教學改革方案，增設自然課內容，法布爾給女大學生不定期作了一些講座，聽課者越來越多。
出于保守、偏見和妒嫉，一群有身份的政界、教育界人物無端指責他是“具有顛覆性的危險人物”，宗教界頑固派攻擊他“當著姑娘的面講植物兩性繁殖”。
最后由房東出面，強令法布爾全家搬走。
法布爾決定離開阿維尼翁這座城市，決心今后再也不想登什么大學講臺。
這一年是1870年，法布爾已經46歲。
法布爾攜妻室子女進入沃克呂茲省境內，在奧朗日市找到一處安身的家。
先丟了飯碗，再花銷路費，生活沒了著落。
一向靦腆的法布爾破天荒開口“求錢”，向只有幾面之交的英國著名哲學家密爾(舊譯“穆勒”)訴苦，這位英國朋友幾年來在阿維尼翁僑居。
密爾先生慷慨解囊，法布爾一家度過難關。
此后五年間，法布爾主要以撰寫自然科學知識讀物為生，他的卓越文才開始顯露出來。
他出版了不少讀本，其中包括《天空》《大地》《植物》等講解性作品，也包括《保爾大叔談害蟲》這樣的系列故事性作品。
1875年，長期思考后，法布爾決定遠離城市喧囂，加緊實現整理舊資料、開展新研究的昆蟲學工作計劃。
他帶領家人，遷往鄉間小鎮塞里尼昂。
小鎮各方面條件較差，甚至沒有像樣的學校。
他鼓勵小兒子：在這里能鍛煉出強壯的身體和強健的頭腦，比在故紙堆里更能發現美和真。
經過四年努力，整理二十余年資料而寫成的《昆蟲記》第一卷，于1879年問世。
1880年，法布爾的宿愿終于實現：他用積攢的一小筆錢，在小鎮附近購得一處坐落在生荒地上的老舊民宅，進一步研究活蟲子的計劃即將變成現實。
他精神舒暢，用當地普羅旺斯語給這處居所取了個風趣的雅號——荒石園。
年復一年，荒石園主人穿著農民的粗呢子外套，吃著普通老百姓的清湯淡飯，尖鎬平鏟刨挖，于是，花草爭妍，灌木成叢，一座百蟲樂園建好了。
他守著心愛的荒石園，開足生命的馬力，不知疲倦地從事獨具特色的昆蟲學研究，把勞動成果寫進一卷又一卷的《昆蟲記》。
他就是這樣，孤獨、歡欣、清苦、平靜地度過了35年余生。
《昆蟲記》是以大量科學報告材料和文學氣質艱苦寫成的巨著，文體基本為散文，主體內容集中在昆蟲學問題上，同時收入一些講述經歷、回憶往事的傳記性文章，若干解決理論問題的議論，以及少量帶科普知識性的文字。
一位飽經滄桑、追求不止的昆蟲學探索者的優勢，在這部巨著中得到充分發揮。
十卷二百二十余篇，內容豐富自有公論；可其工程之艱難，恐怕只有作者本人才最清楚。
法布爾這樣說：“散文寫作”比求解方程根來得“殘酷”。
第十卷脫稿時，他原來不打算把《菜青蟲》《螢火蟲》兩篇編進去，因為這兩篇是為計劃之中的第十一卷寫的。
就在這時候，他意識到自己85歲的老身子骨支撐不住了，而且耳聵眼花，手指僵到難以正常寫作的地步。
最后，他心中埋沒了“第十一卷”的念頭，毅然將兩篇文章定為第十卷的增補篇。
1910年，他已過86歲，第十卷問世了。
他抱著書，拄著拐杖，裝上放大鏡，一步三搖，流連在“荒石園”中，仍想再把《昆蟲記》寫下去……但老人的心愿難以實現了。
就在這一年，家人以“從事《昆蟲記》寫作五十周年”之名，邀集法布爾的摯友和學界友好來到“荒石園”，為他舉行一次小型慶祝會。
法布爾倍感安慰，熱淚盈眶。
消息傳出，輿論界大嘩大驚：法國人居然把隱居“荒石園”中的這位值得驕傲的同胞忘得如此輕松!法布爾不在乎這“疏忽”，他正開始籌劃出版全十卷精裝本《昆蟲記》，并親自為這一版本寫下一篇短短的序言。
序言結尾是這樣幾句話：“非常遺憾，如今我被迫中斷了這些研究。
要知道從事這些研究，是我一生得到的惟一僅有的安慰。
閱盡大千世界，自知蟲類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
即使能讓我再獲得些許氣力，甚至有可能再獲得幾次長壽人生，我也做不到徹底認清蟲類的益趣。”
新聞界造起宣傳聲勢，“法布爾”的名字四處傳揚；“了不起”“最杰出”“偉大”一類贊揚聲此起彼伏，榮譽桂冠一個接一個飛向老人；“荒石園”熱鬧非凡，趕往參觀、慰問、祝賀的人群絡繹不絕，其中有普通讀者，有學界要人，也有轎車成行的政府官員。
能令法布爾為之動心的消息只有一個：那一年里，自己作品銷出的冊數，是此前20年的總和。
后來，法布爾的小石膏像四處出現；再后來，法布爾的大型塑像相繼剪彩揭幕。
老人一輩子未識光彩榮耀為何事，此時下意識地搖著頭，頗有莫名其妙之感。
近90歲的老翁，操著詼諧的口吻對老朋友說：“這些作法，也太‘神乎’了。
他們愛怎么著就怎么著吧，反正我是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天比一天臨近末日。”
離92歲生日只差一個月了，法布爾臥在床上，靜候生命里程這又一標志性日子的到來。
那是1915年11月的一天，他平靜得像一位藐視死神的勇士。
這時候人們發現，他已悄悄地長眠了。
一位以昆蟲為琴撥響人類命運顫音的巨人，從此消失。
法布爾去世不到十年，十卷精裝本《昆蟲記》出齊。
他的女婿勒格羅博士，將介紹他一生的文章結集出版，續作《昆蟲記》第十一卷。
法國文學界曾以“昆蟲世界的維吉爾”為稱號，推薦他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可惜諾獎委員們還沒來得及做最后決議，便傳來法布爾已經離世的消息。
然而，這一光榮稱號被人們傳頌開來。
人們曾稱法布爾是“昆蟲觀察家”，到晚年公認他為“昆蟲學家”；他去世后，人們在一段時間里稱他為“昆蟲學家、作家”，后來又把他稱作“作家、昆蟲學家”。
這些稱號，對法布爾來說是當之無愧的。
二、法布爾與《昆蟲記》 (鄒華)
花城出版社出版譯自法文本的《昆蟲記》十卷全譯本，為這出“昆蟲總動員”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至此，距周作人、魯迅最初的介紹已近80年了。
在法布爾那個時代，研究動物是蹲在實驗室里做解剖與分類的工作，昆蟲學家的研究是把昆蟲釘在木盒里，浸在燒酒里，睜大眼睛觀察昆蟲的觸角、上顎、翅膀、足，對這些器官在昆蟲的勞動過程中起什么作用卻很少思考；他們給昆蟲工人命名，卻不知道這個工人生產的是什么。
昆蟲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與習性等等，登不了昆蟲學的大雅之堂。
法布爾挑戰傳統，將自己變成蟲人，深入昆蟲的生活，用田野實驗的方法研究昆蟲的本能與習性。
他的這種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統勢力的責難，他辯駁道：“你們是把昆蟲開膛破肚，而我是在它們活蹦亂跳的情況下進行研究；你們把昆蟲變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憐的東西，而我則使得人們喜歡它們；你們在酷刑室和碎尸場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藍的天空下，在鳴蟬的歌聲中觀察；你們用試劑測試蜂房和原生質，而我卻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現；你們探究死亡，而我卻探究生命。”(《昆蟲記》卷二)
在冷酷無情的大自然環境中，昆蟲們堅忍不拔地為個體與種族的生存而斗爭。
法布爾也一如他所摯愛的昆蟲一樣，百折不撓地堅持自己的研究方法。
當法布爾從他的“荒石園”中捧出濃縮他一生研究昆蟲的成果——《昆蟲記》，用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將紛繁復雜的昆蟲世界真實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時，世界震驚了。
《昆蟲記》是一部嚴謹的科學著作，但面孔卻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沒有干巴巴的學究氣，沒有學術著作的晦澀枯燥與一本正經，“沒有充滿言之無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準確地描述觀察到的事實，一點兒不多，一點兒不少。”(《昆蟲記》卷二)
這也遭到正統派的指責，說他的文字不莊嚴。
法布爾說：“如果說我是為了那些企圖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這個問題的學者、哲學家們而寫，我也為，我尤其是為年輕人而寫，我希望他們熱愛這門被你們弄得令人憎惡的博物史；這就是為什么我在極力保持翔實的同時，不采用你們那種科學性的文字，因為這種文字似乎是從休倫人(17世紀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編者注)的語言中借來的。”(《昆蟲記》卷二)更何況那是一個“風格即人”的時代。
當布封喊響“風格即人”以后，整個18、19世紀，博物學家大都熱衷于將研究成果寫成文學性著作。
法布爾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風格上下功夫，但《昆蟲記》沒有一般文學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態。
法布爾的風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樣：樸素而真實。
請看法布爾描寫寬厚的蟬在七月的一個下午鉆了一口水井，卻被侵略者搶占的情景：
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東張西望地轉悠著。
它們發現了這口井，井邊滲出來的汁液把它暴露了。
這群家伙一擁而上，開始還有一點兒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滲出來的汁液。
我看到匆忙趕到甜蜜的井口邊的，有胡蜂、蒼蠅、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龜，最多的是螞蟻。
那些個子小的為了走近清泉，便鉆到蟬的肚子下，蟬寬厚地抬起爪子，讓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過；那些大一點兒的昆蟲，不耐煩地跺著腳，迅速地吸了一口就退開，到旁邊的樹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膽地回來。
它們越發貪婪了，剛才還有所收斂，現在已變成了一群亂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開源引水的鑿井人從泉水邊趕走。
在這群強盜中，最不罷休的是螞蟻。
我曾看見過它們一點一點兒地亂咬蟬的爪尖，逮著正被它們拉扯的蟬的翅尖兒，爬到蟬背上，撓著蟬的觸角。
一只大膽的螞蟻就在我的眼皮下，竟然抓住蟬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來。
這個巨人給這些小矮子煩得沒了耐心，最終放棄了水井。
它朝這群攔路搶劫的家伙撒了一泡尿逃走了。
(《昆蟲記》卷五)
法布爾寫《昆蟲記》并不局限于僅僅真實地記錄下昆蟲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觀照蟲性，昆蟲的本能、習性、勞動、婚戀、繁衍和死亡無不滲透著人文關懷，并以蟲性反觀社會人生，睿智的哲思躍然紙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滿了對生命的關愛之情，充滿了對自然萬物的贊美之情。
正是這種對于生命的尊重與熱愛的敬畏之情，給這部普普通通的科學著作注入了靈魂，使這部描寫微小的昆蟲的書成為人類獲得知識、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鴻篇巨制。
貧窮和偏見困擾了法布爾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學和數學天賦走一條駕輕就熟的捷徑，贏得掌聲和榮譽，過上夢想中的好日子。
他之所以執著而艱難地堅持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是因為他有著某種精神；那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
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就沒有《昆蟲記》，人類的精神之樹上將少掉一顆智慧之果。
法布爾說：“我是圣多馬(耶穌十二門徒之一，親手觸摸耶穌傷口始信其復活。
——編者注)難于對付的弟子，在對某個事物說‘是’以前，我要觀察、觸摸，而且不是一次，是兩三次，甚至沒完沒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鐵證下歸順聽從為止。”(《昆蟲記》卷七)求真，使他把昆蟲研究的實證精神發展到極其嚴謹的地步，必須通過反復的觀察和實驗來探究昆蟲世界的真相；求真，使他如孩童般天真，敢于根據自己的觀察和實驗質疑權威理論。
法布爾在研究樹莓樁中的壁蜂時發現，他觀察到的事實與優勝劣汰的理論相悖，于是，他戳了進化論一針：
如果優勝劣汰這個據說是支配和改造著世界的著名規律言之有據，如果最有天賦的真的把最沒有天賦的從世界這個舞臺上排除掉，如果未來是屬于最強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庭自從它們在樹莓樁里挖洞以來，它們本應該就讓那些固執地要從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而全都由善于從側面鑿洞的強有力者來代替的。
……可是，強者的子孫并沒有使弱者的子孫消失，相反它們仍然是少數。
優勝劣汰規律的巨大意義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但是每當我想把這個規律應用于觀察到的事實，它卻使我空忙一場而得不到任何證據來解釋實際的情況。
這個規律在理論上是宏偉的，可在事實面前卻是裝著空氣的球。
(《昆蟲記》卷二)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之一，19世紀正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大行其道的世紀，法布爾發出這不合時宜的聲音，正是求真的精神給了他勇氣。
洋洋灑灑二百萬字的《昆蟲記》，不僅詳盡地記錄著法布爾的研究成果，更記載著法布爾癡迷昆蟲研究的動因、生平抱負、知識背景、生活狀況等等，尤其是《阿爾瑪實驗室》《返祖現象》《我的學校》《水塘》《數學憶事：牛頓二項式》《數學憶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憶》《難忘的一課》《工業化學》這幾章。
如果換一種眼光看，不妨把《昆蟲記》當作法布爾的自傳，一部非常奇特的自傳，昆蟲只不過是他研究經歷的證據，傳記的旁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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