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議論文可分為史論和政論兩類。
史論文主要是他的歷史著作中的序論,文筆簡練流暢,體現了深刻的史學見解和政治思想。
《五代史伶官傳序》寫得最為出色,明人茅坤稱它是“千年絕調”。
它通過后唐莊宗李存勖從強盛到衰亡的事例,得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和“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結論。
文章的篇幅短小,先敘事,后議論,一唱三嘆,富有感情。
如文章一開頭:“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真是感慨萬端,而筆調卻很從容委婉。
中間寫到莊宗繼承父志發憤報仇,到了仇敵已滅,天下已定,情況就急劇變化,“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從一揚一抑的強烈對比中,表明“盛衰”取決于“人事”。
然而作者卻說:“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于人歟?”精辟的論述、深沉的感慨、
婉轉的語調結合在一起,于平易舒暢中見抑揚頓挫的思致,這就是歐陽修最為獨特的文風。
歐陽修的政論文多是針對現實的政治問題而作,其中名篇如《朋黨論》更是現實政治斗爭的產物。
文章針對保守派的攻擊,并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并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國,小人之朋有害于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
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自己作辯解,只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而朋黨有本質的不同。
這樣立論就爭取了主動,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歐陽修的記敘文平易暢達,筆端富于感情。
《醉翁亭記》。
全文概括精煉,又豐滿生動,既有文采,又有氣勢。
文章開始從大環境寫起,把讀者慢慢引向醉翁亭,由亭的得名點出人的“山水之樂”這個全文的中心脈絡。
接著描寫醉翁亭的景色,以“朝”與“暮”以及“春、夏、秋、冬”四時為序,每一段時間各用一句話繪出一種典型景物,構成六幅畫面,最后歸結到朝往暮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仍然緊扣著“樂”字。
作者特別在寫景之外,注意寫人,把自己的“山水之樂”放在滁人游玩山水的背景之下來表現,歸結為自己之樂是能與滁人“同其樂”,并且“樂其樂”。
作者貶官滁州,卻能以豁達的心態對待政治的挫折,他的寄情于山水與酒,自得其樂,通過山水之樂和與民同樂的描寫來顯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績,顯示自己的政治立場、政治主張并不因遭受打擊而改變。
文章語言句式也很有特點,全文都以“者”、“也”的虛詞結句,重復運用,一唱一和,前呼后應,聲調十分優美。
同時單行之間又夾雜許多駢句,念起來音韻鏗鏘,和諧悅耳,更能突出表現作者積極樂觀的生活情趣,藝術上有很高的創造性。
《醉翁亭記》一類的“記”文是歐文中藝術性最高的部分。
歐陽修同樣也擅長寫作賦體文,他的《秋聲賦》借鑒散文的方式作賦,藝術上講究排比、鋪張,注重音律,但擺脫了一般賦體文板重堆砌的毛病,強化了賦體文的散文化傾向,變古賦為清新活潑的文賦,為賦的發展開辟了新路。
歐陽修不僅是一代散文大家,在詩歌創作上也頗有成就,與梅堯臣、蘇舜欽等共同成為宋調的開創者。
其詩風的形成,受到了多種詩歌傳統的影響。
他是學者,有著深厚的學術修養,所以對西昆體的“雄文博學,筆力有余”(《六一詩話》)頗為贊賞,早期的一些詩歌在語辭和意境上都不難看出西昆體的影響。
但歐陽修更多的是取法唐詩大家李白、杜甫、韓愈。
《廬山高》是歐陽修頗為得意的作品,認為只有李白能與自己一較高下。
這首詩句式的長短錯落、音調的抑揚頓挫、風格的俊逸明快,確實頗有李白詩歌的風神;同時作者又以“兮”字句體現出其詩特有的回環唱嘆之美。
不過,對李白詩風的學習只是歐陽修的個人喜好,他的詩歌影響更大的還是那些取法杜甫、韓愈而形成的具有宋詩特色的作品。
“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這些最早出現于杜甫詩中、由韓愈發揚光大的特點此時又被歐陽修所繼承。
歐陽修在《鎮陽讀書》詩中所說“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指出了宋人關注現實、議論時事的特點,而歐陽修之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正是為了以散文流暢的表達方式來體現他們對現實的關注和思考。
這樣,在以文為詩這一點上,歐陽修的連貫流暢也就與韓愈的生僻險怪區別開來;在以議論為詩上,歐陽修的帶情韻以行也不同于韓愈,而更得杜甫詩的精髓,但議論的思致深刻則過于杜甫。
例如《再和明妃曲》詩說:“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為借題發揮、借漢言宋的議論之語,但它以詩歌對明妃遠嫁匈奴事的描寫為鋪墊,并不顯得枯燥和突兀,而且議論之深刻與警策,也使這幾句反而成為全詩的點睛之筆。
又如《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
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
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
行路至今空嘆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玉顏”兩句體現了作者立意之所在,但這一深刻精警的議論并沒有孤立于全詩之外,而是融會于崇徽公主事和作者深長的嘆息之中。
既是典型的宋詩,又凸顯了作者情韻幽折的個人風格,并且幾近自然渾成的境地。
另外,這兩句抑揚曲折而又婉麗雄勝的議論,對仗工整處不難看出西昆詠史詩的影子,語辭之流暢則不同于西昆而體現出慶歷之風。
歐陽修的詩往往具有這種平易流暢的特點。
如他的另一首名作《戲答元珍》: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歐陽修對首二句頗為自得,曾語人曰:“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峽州詩說》)這兩句的好處其實在于先說感受,再說引起感受的原因,邏輯關系上有一種頓挫曲折,但意思上很連貫,句式也很平易流暢,并且全詩都以清新自然、平易疏放的語言為特色。
而這種具有時代特征的不同于唐詩的語言風格,正有賴于歐陽修的大力倡導。
提倡語言的平易暢達,以充分地表情達意、議論說理,這正體現了歐陽修“以意為主”、使詩歌切于實用、表現充實的思想內容的詩風變革的目的。
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進行了革新。
他重視韓愈詩歌“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的特點,并提出了“詩窮而后工”的詩歌理論[1]。
相對于西昆詩人“歷覽遺編,研味前作”的主張,歐陽修的詩論無疑含有重視生活內容的精神。
歐陽修的詩友梅堯臣則更加明確地主張詩歌創作應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并反對“有作皆言空” 的不良詩風[2]。
歐、梅等人的詩歌創作正是以扭轉西昆體脫離現實的不良傾向為指導思想的,這體現了宋代詩人對矯正晚唐五代詩風的最初自覺。
歐詩中有一些以社會現實為題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種糧的農民只能以酒糟充饑的不合理現實,《邊戶》描寫了宋遼邊境地區人民的不幸遭遇。
但歐詩更重要的內容則是表現個人的生活經歷或抒發個人的情懷,以及對歷史題材的吟詠等。
由于他的這類詩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與西昆體的同類詩作有本質的區別。
例如《戲答元珍》: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此詩以荒遠山城的凄涼春景襯托自己的落寞情懷,篇末故作寬解之言,委婉地傾吐了內心的感觸,真切感人。
歐詩受韓愈的影響較大,主要體現在散文手法和議論入詩。
然而歐詩并不對古人亦步亦趨,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
歐詩中的議論往往能與敘事、抒情融為一體,所以得韓詩暢盡之致而避免了其枯躁艱澀之失。
例如《再和明妃曲》中“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及“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議論精警,又富有情韻。
歐詩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體現在句法上,而是借鑒散文的敘事手段,如《書懷感事寄梅圣俞》敘述宴游經歷,平直周詳,深得古文之妙。
歐詩也學李白,主要得益于語言之清新流暢,這與歐詩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結合,便形成了流麗宛轉的風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寫好友萬里相思和少去老來的感慨,時空跨度很大,情緒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氣仍很宛轉,娓娓如訴家常。
歐詩的成就不如歐文,但兩者的風格傾向是一致的,這種詩風顯然是對西昆體詩風的矯正[3]。
歐陽修本人的詩文創作,在當時也具有典范意義。
他的詩中,如《答朱案捕蝗詩》、《食糟民》、《答楊子靜兩長句》等,都是涉及具體社會問題、有感而發的,并且就此陳述己見,或表示內心的道德自責。
他的政治詩的數量并不多,這大約因為他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不同于一般文人急于用詩歌來表現自己。
歐陽修詩中一些古體長篇,好發議論,好鋪排敘事,散文化的傾向非常嚴重,如《洛陽牡丹圖》像一篇《洛陽牡丹記》,《吳學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初難………”像一篇別扭的古文,《鬼車》以“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開頭,中間又有“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實在不能算作“詩”了。
另外,《捫虱新話》指出他的《菱溪大石》等篇系模仿韓愈,這也是和時代風氣一致的地方。
不過,他很少用生僻字眼、險怪意象。
那些極度散文化的古體長篇,以其新異的面貌起到了打破詩歌常規體制的作用,但從藝術性來說,確實找不到多少詩趣。
不過歐陽修的一些以近體為主的短篇之作,常以淺近自然的語言寫景抒情,但琢磨很細,意脈完足,有一種親切流暢的風格。
如著名的《戲答元珍》: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首二句是歐陽修很得意的。
據《苕溪漁隱叢話》引《西清詩話》,他曾對人說:“若無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并讀之,便覺精神頓出。”后人也說它“起得超妙”。
這兩句一果一因,語氣連貫;次序上先以“疑”領起,引出對于“疑”的解釋,因此顯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還寓含著詩人在受貶謫時期待和失望的心情。
所以,雖說是有如口語的句子,其實寫得很講究。
全詩的關系,也是一聯緊接一聯,意脈含蓄而綿細。
唐人律詩多用平列的意象、斷續或跳躍的銜接,歐陽修則力圖將八句詩構成流動而連貫的節奏,這無疑是唐詩之后的一條新路。
再如《別滁》: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離聲。
從眼前景色引出事件、人物,再引出人物的心情,也是流動而連貫的筆法。
唐人寫別離詩有“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管為君愁”(張渭《送盧舉使河源》),“況是池塘風雨夜,不堪弦管盡離聲”(武元衡《酬裴起居西亭留題》),都是以景物為襯托、把情緒托向高潮的寫法,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宋詩含意深婉、脈絡細密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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