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海明威簡介
（海明威，E.）（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
美國小說家。
1954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生于鄉村醫生家庭，從小喜歡釣魚、打獵、音樂和繪畫，曾作為紅十字會車隊司機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長期擔任駐歐記者，并曾以記者身份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
晚年患多種疾病，精神十分抑郁，經多次醫療無效，終用獵槍自殺。
他的早期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1927）、《永別了，武器》（1927）成為表現美國“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
30、40年代他轉而塑造擺脫迷惘、悲觀，為人民利益而英勇戰斗和無畏犧牲的反法西斯戰士形象（劇本《第五縱隊》1938），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1940）。
50年代后，他繼續發展20年代短篇小說《打不敗的人》和《五萬大洋》的寧折不彎主題，塑造了以桑提亞哥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滅，但就是打不敗他”的“硬漢性格”（代表作中篇小說《老人與海》 1950）。
在藝術上，他那簡約有力的文體和多種現代派手法的出色運用，在美國文學中曾引起過一場“文學革命”，許多歐美作家都明顯受到了他的影響。
歐納斯特·密勒·海明威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個孩子，他是第二個。
他母親讓他練習拉大提琴；他父親教他釣魚和射擊。
童年似乎沒有創傷。
中學是一九一七屆的，他是一個熱情的、好競爭的標準美國男孩；學習成績好，體育運動全面發展（游泳、足球、射擊，還偷偷地到當地體育館去學拳擊），參加辯論團，學校樂隊里拉大提琴，編輯學校報紙《吊架》，還給文學雜志《書板》投稿，寫短篇小說（已經初具日后成熟的風格的苗頭），寫詩。
他有時中途搭別人的車，出去旅行。
有一次在禁獵區打鷺鳥，事后躲藏起來，免受法律制裁。
某些批評家認為，海明威離家出游說明他童年過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別外一些批評家看來，則象征他早年反判像樹園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關系緊張。
他父親與母親的興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應和某種敵對性。
姐姐瑪茜琳尼·山福德大他兩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長大，說他父母親“互相篤愛”，但承認他們“常常相互感到厭煩”。
他母親格雷絲·霍爾·海明威是公理教會信徒，宗教觀念強（她給四個女兒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藝術修養的女人，她把家庭環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組織的文化沙龍。
他父親克拉倫斯·艾德家茲·海明威是一個杰出的醫生，熱心的、有訓練的運動員，又是一個專業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兒子對于戶外活動的愛好。
夏天，他們居住在密執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醫生有時候帶他兒子一起出診，橫過華隆湖到奧杰布華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們經常一起釣魚和打獵。
他們關系密切，雖然他父親嚴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嚴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雙親各自對他的影響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
他對戶外活動的愛好，作為運動員的訓練和勇敢，從來沒有減退過。
他喜歡音樂（雖然討厭學大提琴）和美術，也一如既往。
他珍愛巴哈和莫扎爾特，說他從“研究和聲學與對位法”之中學到寫作方法；又說“我從畫家身上學到的東西同從作家身上學到的東西一樣”。
從海明威在像樹園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現有的材料看來，沒有一點能說明他日后不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
然而，我們看一看這位自傳性異常突出的作家的創作，就發現那些以涅克 ·阿丹姆斯為主人公的、關于那一段時間的故事（《印第安帳篷》、《醫生與醫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結束》、《三天大風》、《戰斗者》與《殺人者》），寫的卻是暴力與恐懼、混亂與失望的主題——還有孤獨；他的同學指了，孤獨與多才多藝是海明威當年最突出之點。
他畢業前兩個月，美國參戰。
卡洛斯· 倍克爾寫道：“他面臨的幾條路是上大學、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選擇工作。
他左眼有毛病，不適宜去打仗。
一九一七年十月，他開始進堪薩斯市的《星報》當見習記者，這家報紙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報紙之一。
六個月之中，他采訪醫院和警察局，也從《星報》優秀的編者G·G·威靈頓那里學到了出色的業務知識。
海明威在《星報》頭一次知道，文體象生活一樣必須經過訓練。
《星報》有名的風格要求單上印道：“用短句”，“頭一段要短。
用生動活潑的語言。
下面說，不要反面說。”海明威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學會把寫新聞的規則化成文學的原則。
但是，戰爭的吸引力對海明威越來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開始這場探險。
頭兩個月，他志愿在意大利當紅十字會車隊的司機，在前線只呆了一個星期。
在這個星期最后一在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東北部皮亞維河邊的福薩爾達村，為意大利士兵分發巧克力的時候，被奧地利迫擊炮彈片擊中。
他旁邊的一個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個士兵受了重傷。
他拖著傷兵到后面去的時候，又被機關槍打中了膝部；他們到達掩護所的時候，傷兵已經死去。
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兩百多片碎彈片，他在米蘭的醫院里住了三個月，動了十幾次手術，大多數彈片都取了出來。
他受傷的時候，離他十九歲生日還差兩上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說過：“對于作家來說，有戰爭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
但這種經驗太多了，卻有危害。”摧殘海明威身體的那次炸裂也滲透他腦子里去了，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
一個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著覺。
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開燈仍然睡不著。
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處處出現。
《太陽照樣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別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賭徒、修女和無線電》中的弗萊才先生，《乞力馬扎羅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潔、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癥，害怕黑夜。
那個年老的待者說：“這畢竟只是失眠。
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種痛苦的并發癥的癥狀，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
菲利普·揚對海明威的個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學分析，提出一個論點，說他這次創傷民引起的情緒，非他理性所能控制。
海明威晚年反復地、著了魔似地搜索這類似的經驗，來驅除那種精神創傷；如果辦不到，他就不斷地通過創作而濁思考來再現這個事件，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憂慮。
揚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終關心的是藝術，而不是創傷。
然而，在局部范圍內，揚的個性學說可以把海明威的為人與他的作品統一起來。
而且，對于海明威觀察戰爭，對于這位藝術家，這種學說賦予特殊的意義。
《永別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說出色地描述了戰爭在社會、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義，然而，使他的戰爭經驗“難能可貴”的不止是這番描述：它在他心靈上鍛鑄出他對人的命運的看法，這幾乎影響他所有的作品。
迫擊炮的碎彈片成了殘酷世界破壞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尋求生存道路、受傷的人類的象征。
他已經差不多準備好，可以把那種生活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了。
他取得紅色英勇勛章之后的五年內，緩慢地卻是目的地為寫作生涯而努力。
橡樹園熱情歡迎它的英雄歸來，但是海明威的父母親——尤其是他的母親——感到厭煩，因為這個年輕的除了寫作別無雄心，又極為樂意接受家庭的供養。
有一度他為多倫多《每日星報》和《星報周刊》寫特寫。
他姐姐瑪茜琳尼寫道，他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他母親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個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
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當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編輯，這是一份宣傳合作投資的機關報。
那年冬天，他認識了他在文學界頭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過安徒森，認識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員。
同時他認識并愛上了哈德萊·理查孫，她是一位漂亮的紅發女郎，比他大八歲。
1921年九月，海明威與哈德萊結婚，在家里的鄉間別墅度蜜月，接著去多倫多，當了幾個月的特寫記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歐洲，是有空間的時間進行寫作。
海明威夫婦決心接受一個駐國外兼職記者的工作。
此后兩年，海明威成了《星報》駐歐洲的流動記者，人住在巴黎，兼寫關于日內瓦與洛桑國際會議的報道，包括希士戰爭的簡練的戲劇性電訊。
他偶爾寫一點輕松的、但觀察銳利的印象記，內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國戰后生活。
他早期新聞工作的訓練，加上天生愛好簡潔，已經成了一種風格，他現在寫的電報——濃縮、緊湊——使這種風格更為有力。
在此同時，他寫小說，寫詩，想找一個出版商發表他一篇東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一直沒有找到。
一九二二年迅速地發生一連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著他又感到失望。
他憑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紹信，帶著他的作品去見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呂斯路的沙龍是依茲拉·龐德、詹姆斯·喬衰斯和福德.麥多克斯·福德等僑居國外的人的藝術中心。
斯泰因喜歡這個年輕人，他派頭簡直象大陸上的人，一雙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勵他當作家，不過勸他應該完全放棄新聞記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練一些：“這里描寫很多，又寫得不十分好。
從頭來起，寫得集中一些。”龐德也喜歡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擊，鼓勵他繼續寫詩。
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頭一次公開發表作品——一篇只有兩頁的諷剌性寓言《神妙的姿勢》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詩《最后》，這首詩是補白，填補威廉·福克納六節詩留下的空白。
一家新奧爾良的雜志《兩面派》把這兩篇作品都發表了，他這番運氣，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幫的忙。
災難發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參加洛桑和平會議的時候。
他約定叫哈德萊帶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萊幾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裝在這只箱里（少部分郵寄）。
在巴黎的里昂車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車箱里，未加提防，過了一會兒回來，發現箱子不見了。
幾年以后，海明威給卡洛斯·倍克爾的信中說道：這件事使他痛苦萬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術，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沒有辦法，只好重起爐灶，這回獲得驚人的成功。
一九二三年，他幾篇作品被刊物采用。
哈麗特·蒙羅在《詩歌》（一九二四年一月號）上發表他站首短詩；瑪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評論》（一九二三年四月）上發表了他六個短篇（共十八個短篇，原擬于次年一月發表，總題為《在我們的時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羅伯特·麥卡門發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詩》（三篇故事是《在密執安》、《我的老頭子》和《不合時宜》）。
雖然前途好象有把握，路上卻有現實的障礙。
哈德萊懷孕了，兩夫婦幾乎沒有錢。
他們同意回多倫多住兩年，掙夠了錢再到巴黎來，到那時候他可以致力于寫作。
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離開巴黎。
約翰·哈德萊（“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婦已經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
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誤了，因為他得拿出一部分時間來干活養家。
他不去過蒙馬特爾區的游墮生活，吃不飽肚子，這在《流動宴會》里都有記載，但他堅持寫作。
正如斯泰因所觀察的，“他十分認真地寫作，想當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許是靠兩位有影響的支持者幫忙。
司各特·菲茲杰拉德還沒有認識海明威的時候，艾德蒙·威爾遜已經給他看過海明威的作品，菲茲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納公司的麥克斯威爾·珀金斯去約稿。
珀金斯寫了信，但因為誤和郵遞方面的錯誤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經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賴特公司二百元的預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發表的早期的速寫，還接受出版公司對于他下兩本書的權限。
從經濟收入上說，《在我們的時候里》是失敗的，下一本書，即諷刺模擬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敗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倫·泰特、保爾·羅孫匪爾德和路易斯·克羅納伯格等美國重要評論家的注意，他們都認為海明威是美國文壇新出現的聲音。
然而，又是菲茲杰拉德對海明威的才能講得最有說服力。
菲茲杰拉德在《如何浪費材料——評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擊那些已取得穩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門肯和安徒森——認為他們“強調發掘美國的‘意義’”，是“不真誠的，因為他們自己身上并沒有這種需要。”菲茲杰拉德說，僑居國外的人倒是有這份好處，能夠為自己形成一種“不會敗壞的風格”，表現凈化了的熱烈感情。
菲茲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們時代里》為主要的例子，說明這位作家“具有新的氣質”，而且具有上述兩個方面的特點。
菲茲杰拉德的文章發表在五月，五個月以后，海明威證實了菲茲杰拉德的贊揚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納公司出版了《太陽照樣升起》，不到三十歲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評的文學家。
作為一位作家第一部長篇小說，銷路不錯，也博得了好評。
海明威晚年在《流動宴會》這部書回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間的生活情景時，追憶當時的夢想，刻苦的訓練和災難。
夢想是牧歌式的：對哈德萊純潔的愛，巴黎和伏拉爾勃等美好的去處，友人的情誼。
刻苦的訓練——把自己寫為一個挨餓的人，渴望成功心切，無情地律己，同時也為了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
災難是隨成功接踵而至的夢魔般的現實，它粉碎了夢想，破壞了訓練，只剩下了欲望，放縱和失望。
海明威寫這本書的時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劇老年人懷舊的甜蜜和痙。
然而，在某個意義講，也說明海明威終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時代，正是他作為一個人與作為一個藝術家最為融合的年代。
他發表了《在我們的時代里》、《太陽照樣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發表了《永別了，武器》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歷，形成他對人類命運的看法和極能表現這種看法的文體風格。
雖然他藝術上的發展還沒有結束，但是他后來寫的東西至多是技巧更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經寫過的主題加以變化罷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戲所以能夠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傳奇的軼事之外——在某種程度上講，是由于海明威相當靈活地使自己在群眾中的形象適應時熱變化的要求。
他個人在群眾中有魅力，正是這個原因——不管是叫“爸爸”這個慈祥的綽號，也不管是叫“冠軍”這個好斗的稱呼。
然而，更吸引人是內心的戲劇性變化。
當他的名聲由細流匯成潮流的時候，他的感覺能力好象在水槽里打滾。
在早期作品中，恐懼與美感密切得難解難分：他們只能通過極為含蓄的感覺傳達出來。
藝術家駕馭了人的形象。
在后期作品中，受壓抑感情的細微之處常常寫得過火，幾乎成了感情的嘲弄。
內心戲劇性的力量正在于此。
因為，海明威仿佛要想稱補藝術上的失敗，在生活上作出過度的反應。
他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仍然反映出他關心悲劇性的經驗，迫切需要對抗含有敵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
但是，由于英雄的氣概太顯眼、太堅決，人物的行動寫得過分明顯。
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厭煩的地步。
如果說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藝術上探險，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這個藝術家本人成了冒險家。
他對人生的看法沒有改變，只是藝術的工夫松馳了。
在《太陽照樣升起》出版、《永別了，武器》未出版之間，海明威同洽德萊離了婚，與當過《時尚》時裝式樣編輯的保琳·帕發費結婚，他們回到美國，定居在基維斯島，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發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
一九二八年，他寫《永別了，武器》初稿的時候，保琳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她一共生了兩個兒子）；他修改初稿時，得知消息：他父親得了糖尿病，又因經濟困難自殺，用的是他自己父親內戰時用過的手槍。
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圖本《永別了，武器》的序言中回憶道：“那一年有好地時光和壞的時光，”但又說他當時“生活在書里”，“比我任何時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經濟富裕，婚姻美滿，到處冒險。
這些年里，他到懷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鴨，打麋子，到非洲獵大動物，登上定制的“皮拉爾”號游艇到基維斯島和別米尼島外捕魚。
這些年頭正值大蕭條時期。
國家因經濟危機弄得情緒低落，但海明威卻更象一個狂熱的童子軍。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他給《老爺》雜志寫了二十三篇生動但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章，描寫狩獵和捕魚，這給大蕭條期間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個精神避難所。
他們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強壯的身軀上看到背運時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練的對話表現了典型的“重壓下的優美風度”。
他這些年來發表的兩部非小說的作品加強了這個形象。
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稱頌斗牛的儀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寫一次狩獵旅行，預演人與野獸的悲劇，但幾乎聲嘶力竭地歌頌人類勇氣的尊嚴。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說相對地說寫得比較少。
二十年代，海明威發表了兩部小說，三十五個短篇，一部諧模作品，一些詩，外加相當數量的通訊報道。
他三十年代前半期產生的主要作品是《勝者無所得》（1933），一個短篇小說集，收入十四個短篇小說。
一九三六年，他發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乞力馬扎羅的雪》，主人公是一個作家，因寫不出“他該寫”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從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藝術家海明威還是當他的冒險家，只是改變了裝束。
從《有的和沒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話——“一個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開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犧牲了他們的私事，轉向世界危機所引起的集體的責任。
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大蕭條與西班牙內戰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長期以來認為作家的主要任務是“直接地真誠地寫人”，“誰要是把政治當作出路，誰就在騙人。”左翼批評家一向嘲笑他們心目中的海明威耽樂的孤立主義，現在歡迎他的轉變。
其實，海明威在他的小說創作里并沒有向左轉，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險，孤獨，結果是死胡同。
他們重新進入世界，因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們雖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員。
海明威也是如此。
不管他參加什么戰爭，統統成了他的戰爭，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條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
官方名義是北極美報業聯盟記者，他卻不是不篇不倚的旁觀者。
他借債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隊買救護軍，在美國第二屆全國作家會議上發言攻擊法西斯主義，協助拍攝親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發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長戲《第五縱隊》，描寫這場沖突。
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區“了望農場”購買了一份地產，就在地產山頂的房子里，創作關于法西斯主義、民主和個人的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
小說出版幾天后，保琳·帕發弗以“遺棄”為理由同他離婚。
一個星期之內，海明威娶第三個妻子瑪瑟·蓋爾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說家、記者，他們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頭兩年，他們去中國當戰地記者，海明威為現已停刊的紐約報紙《下午報》撰寫報道。
海明威在這些報道中認為：日本、英國與美國之間不大會爆發戰爭，但不是不可能發生。
他有預見，指出如果日本進攻美國在太平洋或東南亞的基地，那么戰爭不可避免。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雜志作為沒有軍籍記者派往巴頓將寫的第三軍為止這段時間內，海明威駕馭“皮拉爾號”——由政府出錢配上通訊與爆破設施——巡邏海上，成了一艘偽裝的反潛艇的兵艦。
雖然“皮拉爾號”沒有遇上潛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準備命令自己在指揮塔上扔手榴彈和燃燒彈），海明威的報告可能幫助了海軍偵察到一些潛水艇的方位并把它們炸沉，海明威因這些功績得到表彰。
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國同皇家空軍協作，幾次坐飛機參加戰斗，沒有受傷，但在倫敦一次燈火管制時汽車失事，他頭部與膝部受傷。
幾家報紙登出他的訃告，但不久，在聯軍登陸那一天，在諾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灘上海明威觀看了幾分鐘戰斗才回到船上。
他雖然名義上屬于巴頓將軍的軍隊，卻同第一軍第四步兵師一起行動，參加解放巴黎的戰斗和凸地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