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人與書之間
周國平
弄了一陣子尼采研究，不免常常有人問我："尼采對你的影響很大吧?"有一回 我忍不住答道："互相影響嘛，我對尼采的影響更大。
"其實，任何有效的閱讀不僅是吸收 和接受，同時也是投入和創造。
這就的確存在人與他所讀的書之間相互影響的問題。
我眼中 的尼采形象摻入了我自己的體驗，這些體驗在我接觸尼采著作以前就已產生了。
近些年來，我在哲學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學院化、概念化狀態， 使哲學關心人生根本，把哲學和詩溝通起來。
尼采研究無非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種方便的學 術表達方式而已。
當然，我不否認，閱讀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時起作用 的還有我的氣質、性格、經歷等因素，其中包括我過去的讀書經歷。
有的書改變了世界歷史，有的書改變了個人命運。
回想起來，書在我的生活中并無此類戲劇 性效果，它們的作用是日積月累的。
我說不出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什么，也不太相信形形色 色的"世界之最"。
我只能說，有一些書，它們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在我的心 靈歷程中留下了痕跡。
中學畢業時，我報考北大哲學系，當時在我就學的上海中學算爆了個冷門，因為該校素有重 理輕文傳統，全班獨我一人報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里數學課代表，理科底子并不差。
同學 和老師差不多用一種憐憫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誤入了歧途。
我不以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 輩子生活在與人生無關的某個專業小角落里。
懷著囊括人類全部知識的可笑的貪欲，我選擇 哲學這門"凌駕于一切科學的科學"，這門不是專業的專業。
然而，哲學系并不如我想像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學課程很快就使我厭煩了。
我成了 最不用功的學生之一，"不務正業"，耽于課外書的閱讀。
上課時，課桌上擺著艾思奇編的 教科書，課桌下卻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讀得入迷。
老師 課堂提問點到我，我站起來問他有什么事，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
說來慚愧，讀了幾年哲學 系，哲學書沒讀幾本，讀得多的卻是小說和詩。
我還醉心于寫詩，寫日記，積累感受。
現在 看來，當年我在文學方面的這些閱讀和習作并非徒勞，它們使我的精神趨向發生了一個大轉 變，不再以知識為最高目標，而是更加珍視生活本身，珍視人生的體悟。
這一點認識，對于 我后來的哲學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個人在青春期讀些什么書可不是件小事，書籍、友誼、自然環境三 者構成了心靈發育的特殊氛圍，其影響畢生不可磨滅。
幸運的是，我在這三方面遭遇俱佳， 卓越的外國文學名著、才華橫溢的摯友和優美的燕園風光陪伴著我，啟迪了我的求真愛美之 心，使我愈發厭棄空洞丑陋的哲學教條。
如果說我學了這么多年哲學而仍未被哲學敗壞，則 應當感謝文學。
我在哲學上的趣味大約是受文學熏陶而形成的。
文學與人生有不解之緣，看重人的命運、個 性和主觀心境，我就在哲學中尋找類似的東西。
最早使我領悟哲學之真諦的書是古希臘哲學 家的一本著作殘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尋找過自己"，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 ，蘇格拉底的"未經首察的人生不值得一過"，猶如抽象概念迷霧中聳立的三座燈塔，照亮 了久被遮蔽的哲學古老航道。
我還偏愛具有懷疑論傾向的哲學家，例如笛卡兒、休謨，因為 他們教我對一切貌似客觀的絕對真理體系懷著戒心。
可惜的是，哲學家們在批判早于自己的 哲學體系時往往充滿懷疑精神，一旦構筑自己的體系卻又容易陷入獨斷論。
相比之下，文學 藝術作品就更能保持多義性、不確定性、開放性，并不孜孜于給宇宙和人生之謎一個終極答 案。
長期的文化禁錮使得我這個哲學系學生竟也無緣讀到尼采或其他現代西方人的著作。
上學時 ，只偶爾翻看過蕭贛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因為是用文言翻譯，譯文艱澀，未留下 深刻印象。
直到大學畢業以后很久，才有機會系統閱讀尼采的作品。
我的確感覺到一種發現 的喜悅，因為我對人生的思考、對詩的愛好以及對學院哲學的懷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應。
一 時興發，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譯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余。
現在，我正準備同尼采告別。
讀書猶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塊耽得太久也會膩味的。
書是人生的益友，但也僅 止于此，人生的路還得自己走。
在這路途上，人與書之間會有邂逅，離散，重逢，訣別，眷 戀，反目，共鳴，誤解，其關系之微妙，不亞于人與人之間，給人生添上了如許情趣。
也許 有的人對一本書或一位作家一見傾心，愛之彌篤，乃至白頭偕老。
我在讀書上卻沒有如此堅 貞專一的愛情。
倘若臨終時刻到來，我相信使我含恨難舍的不僅有親朋好友，還一定有若干 冊知己好書。
但盡管如此，我仍不愿同我所喜愛的任何一本書或一位作家廝守太久，受染太 深，喪失了我自己對書對人的影響力。
壯士
羅布泊一場鋪天蓋地的沙暴終于過去了，余純順準備起身，但突然用手捂住了胸口。
他立即領悟，時間到了。
那好，脫去衣服，回到四十多年前來到世上的模樣，然后抬起頭來確認一下方向，面對東方，面對上海，靠著灼熱的沙丘，躺下。
時間到了。
時間果真到了？
自從八年前開始走上探險之路，他已無數次地想象過死亡，但從來沒有想象到死亡來得那么快，毫無先兆，毫無預告。
什么也來不及想了，只覺得一團熱浪翻卷幾下，很快把自己裹卷住了。
最后睜開一下眼睛，瞇縫著看著前方。
什么也看不見，又什么都看見了。
遠處是自己無數的腳印，而遠處的遠處，則隱隱約約是黃浦江畔外灘的剪影。
一個月前順便回去了一次，去與故鄉告別，現在才知道是上天的安排。
此時此刻，我正在聽他的一個錄音，那是一個月前他匆匆來去時與一群上海大學生的談話。
他分明在說：歐洲近代的發展，與一大批探險家分不開，他們發現了大量被中世紀埋沒的文明。
在中國，則漢有張騫，唐有玄奘……現在，世界上走得最遠的是阿根廷的托馬斯先生，而他已經年老。
中國人應該超過這個紀錄，這個任務由我來完成。
于是，我選擇了孤獨，選擇了行走。
我已走了八年，還會一直走下去。
在那遠天之下，有我遲早要去的地方……
——聽著這些語言我十分驚訝，錄音機里掌聲陣陣，我想，一個長年孤獨地跋涉在荒漠野嶺間的靈魂，怎么會馱載著這般見識、這般情懷！他，究竟應該算是什么樣的人呢？
大地已有定論。
據說，不管走到哪兒，他聽到最多的聲音是：“請停一停，壯士！”直到最后樹立在他告別人世的沙丘上的那塊紀念木牌，立牌者仍然毫不猶豫地重復了這個古老的稱呼：壯士。
臨時找來的木牌，一小罐鮮紅的油漆，先放在地上，一筆一畫寫成這個以“壯士”開頭的墓碑，然后豎起，大家一起用力，深深地插進沙漠，讓沙漠的肌膚接受一次強烈的針灸。
在這個拒絕生命的地方，從此有了一個有關生命的標桿。
中國的土地那么大，中國的詞匯那么多，大家居然統一得那么準確，可見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著穩固的共識。
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憑著直覺就可判斷出眼前這個人的人格定位。
壯士，能被素昧平生的遠近同胞齊聲呼喊的壯士，實在久違了。
華夏的山川河岳本是為壯士們鋪展著的。
沒有壯士的腳步踩踏，它們也真是疲塌多時了。
松松垮垮地堆壘著，懶懶散散地流淌著，吵吵嚷嚷地熱鬧著。
突然，如金錘擊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腳步聲由遠而近，壯士，他來了。
遲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顫，立即精神抖擻，壯士，他來了。
與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壯士絕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種精神追求。
以街市間的慣性目光去看，他們的行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邏輯常規。
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就以一種強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類超拔尋常，體驗生命，回歸本真。
他們發覺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寧肯向著別處出發。
別處，初來乍到卻不會迷路，舉目無親卻不會孤獨，因為只有在別處才能擺脫慣性，擺脫平庸，在生存的邊界線上領悟自己是什么。
領悟了自己還應該提醒別人。
奧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兒的極限性拼搏是一種提醒，而始終無視生死鴻溝的探險壯士更是一種提醒：作為一個人，能達到何等樣的強健。
強健到超塵脫俗，強健到無牽無掛，強健到無愧于緲緲祖先，茫茫山川。
壯士不必多，也不會多。
他們無意叫人追隨，卻總是讓人震動。
正如這幾天介紹他的電視節目中一位年輕的新疆女司機說的：“我在車上看著這個上海男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的困難都不能叫困難了。”于是，這位女司機跳下車來，向他走去，與他同行了很久，很久。
“這個上海男人”——把這樣一個稱呼與一位視死如歸的探險壯士連在一起，讓全國都產生了詫異。
“上海男人”一度是一個氣味怪異的專用名詞，影視作品中表現典型的上海男人則需要動用幾個特型演員，動作、語氣、聲音、目光早已雕刻完成。
但這個男人確實穿著寫有“上海”字樣的服裝走了一程又一程，把一切遠離上海而又在嘲笑上海的男人和女人們都鬧糊涂了。
上海？多半是冒充的吧？天下什么不好冒充，卻去冒充一個上海男人！果然，在談話錄音中，我聽到他在講述這樣的苦惱：“一路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上海人，甚至要我說一句上海話作為測試，因為上海話很難冒充。”
對此，我不知道上海人能說什么，只記得紀錄片里他與上海電視臺的記者在沙漠深處告別，彼此用的是上海話，寥寥一兩句，卻十分道地，絕非冒充。
余音剛剛散盡，背影已飄浮進沙海，不再回歸。
不再回歸，倒下時卻面朝上海。
今天這個展覽，是上海人與他的再度見面。
他為這座城市增了光，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男人，理應來看看他，向他道謝。
在義與利之外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
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經有過一個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當時或許有過大義滅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見的是借義逐利的偽君子和假義真情的迂君子。
那個時代過去了。
曾幾何時，世風劇變，義的信譽一落千丈，真君子銷聲匿跡，偽君子真相畢露，迂君子豁然開竅，都一窩蜂奔利而去。
據說觀念更新，義利之辨有了新解，原來利并非小人的專利，倒是做人的天經地義。
“時間就是金錢!”今一句時髦口號。
企業家以之鞭策生產，本無可非議。
但世人把它奉為指導人生的座右銘，用商業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結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種企業，使人際關系成了一個市場。
我曾經嘲笑廉價的人情味，如今，連人情味也變得昂貴而罕見了。
試問，不花錢你可能買到一個微笑，一句問候，一丁點兒惻隱之心?
不過，無須懷舊。
想靠形形色色的義的說教來匡正時弊，拯救世風人心，事實上無濟于事。
在義利之外，還有別樣的人生態度；在君子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人格。
套孔于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于情。”
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
“義”要求人獻身抽象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
“義”教人奉獻，“利”誘人占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后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
義和利都脫不開計較，所以，無論義師討伐叛臣，還是利欲支配眾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總是緊張。
如果說“義”代表一種倫理的人生態度，“利”代表一種功利的人生態度，那么，我所說的“情”便代表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
它主張率性而行，適情而止，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
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義，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為你僅在于你的真實“自我”。
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占有，而在創造，創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積極展開，是人在實現其本質力量時所獲得的情感上的滿足。
創造不同于奉獻，奉獻只是完成外在的責任，創造卻是實現真實的“自我”。
至于創造和占有，其差別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寫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帶來的名利地位，創造注重的只是創作本身的快樂。
有真性情的人，與人相處唯求情感的溝通，與物相觸獨鐘情趣的品味。
更為可貴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為利所逐的時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種閑適之情。
我不是指中國士大夫式的閑情逸致，也不是指小農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種不為利驅、不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懷。
仍以寫作為例，我想不通，一個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詩足矣。
倘無此奢求，則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寫作也不過是這活得自在的一種方式罷了。
肖伯納說：“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我曾經深以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輕松俏皮。
但仔細玩味，發現這話的立足點仍是占有，所以才會有占有欲未得滿足的痛苦和已得滿足的無聊這雙重悲劇。
如果把立足點移到創造上，以審美的眼光看人生，我們豈不可以反其意而說：人生有兩大快樂，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于是你可以去尋求和創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體驗?當然，人生總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輕利的人所體味到的辛酸悲哀，更為逐利之輩所夢想不到。
但是，擺脫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許多瑣屑的煩惱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氣度些。
我無意以審美之情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達了一個信念：在義與利之外，還有一種更值得一過的人生。
這個信念將支撐我度過未來吉兇難卜的歲月。
真幾篇周國平和余秋雨的散文關注的都是人生.并且都是就他們生活而引發出的哲理性思索.這幾篇大量的對比論證,以及引經據典都體現兩位散文大家厚重的文化底蘊,以及深邃的精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