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吊》一開始就引述明末王思任的話:“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并且直接點明:在這一傳統熏陶下的“一般的紹興人,并不像上海的'前進作家'那樣憎惡報復,……他們就在戲劇上創造了一個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
這就是女吊”。
——魯迅如此明確地將“鬼”(女吊)的想像與故鄉地方文化傳統相聯結,這是很有意思的。
其實,魯迅筆下的另一種“鬼”——“無常”,他的以堅毅為內核的豁達、詼諧的性格,以及作為其外在表現的“硬語與諧談”的語言風格,都打上了紹興地方文化的鮮明印記,魯迅因此將其與女吊并稱為紹興“兩種有特色的鬼”。
而魯迅對這兩個鬼情有獨鐘,正是顯示了他與浙東地方文化的深刻聯系②:這也是他的生命與文學之根。
而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魯迅關于女吊的敘述背后仍然存在著一個“他者”:這回是“上海的'前進作家'”,1936年的魯迅正在與之進行激烈的論戰,魯迅稱他們是“革命工頭”,“奴隸總管”,“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
③因此,魯迅對女吊的回憶,就具有回歸自己的“根”,以從中吸取反抗的力量的意義;此文又寫在魯迅生命的最后時刻,就更增添了特殊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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