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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的散文 林語堂在《無所不談》中的《閑話說東坡》、《記紐約釣魚》、《記游臺南》和《論西洋理學》等,最體現開放的豐富和舒展的美麗,也更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與上相關,林語堂的散文并不講究整體構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寫作規則的權威。
他認為:“八股有法,文章無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
”⑦正為此,林語堂欣賞金圣嘆的《水滸傳序》。
該序開篇兜頭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應更娶;四十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為家,六十不應出游。
”突兀而來,完全是感興之言。
而全文慨嘆時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談朋友聚談之樂,與《水滸傳》并不搭界,借題發揮而已。
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嘆文不對題了。
可文不對題又有什么要緊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 致地發抒了自己心頭涌動著急欲出口一吐為快的人生感悟。
也正因為憎恨“規矩”,林語堂覺得奇怪,像金圣嘆這樣的通達之人和不羈之才有時也會犯糊涂,不知不覺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
他寫道,金圣嘆批書專門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結二結,并滿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著頭腦。
⑧林語堂同時指出,文章的起承轉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現而成,其千變萬化,猶如危崖幽谷,深潭淺澗,毫無匠心的經營,而因緣際會,自成其曲折嶄巖之美,不是明堂大廟營造法尺所可以繩范的東西。
故林語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千姿百態。
結構大多很隨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應等的痕跡,只流動著自然的韻律,散發出粗樸的氣息。
這是屬于林語堂自己的氣息。
它以真情和獨見,構成了林語堂的“個人筆調”。
林語堂的自由寫作態度與梁實秋恰好相反。
作文應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得不止,這是蘇東坡的話,林語堂衷心認同。
梁實秋則以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
又說,徐志摩為文,嘗自謂跑野馬,屬于“下筆不能自休”一類,雖然才華橫溢,究非文章正格。
⑨林語堂要作文如談話,梁實秋要談話如作文。
梁實秋甚至認為談話也要嚴謹,有主題,有腹稿,有層次,有頭尾。
他批評道:“寫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談話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 談話也要剪裁,在林語堂聽來簡直不可思議。
所以林語堂是主張打破桎梏而無遺的表現主義者克羅齊(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實秋是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
白璧德講“文章紀律”。
難怪梁實秋的散文篇篇筆法老到,結構精嚴。
這自然也是現代散文可有之一格。
但梁實秋又將作文的規矩強調得太過了。
郁達夫引述過梁實秋發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話:“近來寫散文的人,不知是過分的要求自然,抑過分的忽略藝術,常常的淪于粗陋之途。
無論寫的是什么樣的題目,類皆出以嬉笑怒罵,引車賣漿之流的口氣和潑婦罵街的口氣都成為散文的正則。
像這樣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調,沒有。
”郁達夫反問道:“難道寫散文的時候,一定要穿上大禮服,戴上高帽子,套著白手套,去翻出文選錦字上的字面來寫作不成?” 語言運用上很“恣肆” 林語堂在語言運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罵“他媽的”,常稱“狗領帶”。
他曾說,“潑婦罵街,常近圣人之言。
”(《煙屑四》,《宇宙風》第六期)正是語言運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語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閑談的口吻。
林語堂十分看重俗語、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談到《紅樓夢》在俗語運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現代文人連襲人紫鵑都不如。
他的文章中,“這會兒”、“轉念頭”、“下死勁”一類的詞語俯拾即是。
另外,林語堂的文章或莊諧并出,或假癡假呆,嘻笑調侃,幽默百端,這也是非“正格”的證據和閑談式的標志。
林語堂的閑談散文雖無章法的講究,在藝術表現上卻常常有動人之筆。
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蟻蛀木偶爾成文罷了。
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處處無所用心,又處處神出鬼沒。
我讀林語堂的《又來憲法》(《披荊集》),越咀嚼越覺得標題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實,只此一字,就將國民黨的慣于搞專制獨裁又慣于玩政治花招的本來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滿和輕蔑,統統傳達出來了。
以往已經炮制過憲法,現在再來,所以叫“又”。
不斷地起草和通過憲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兒,又總是使這些紙上的玩意兒僅僅成為玩意兒,婊子當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謂“中華民國”終于還是“中華官國”。
林語堂發表于《人間世》第十三期的《怎樣洗煉白話入文》談到《紅樓夢》的用字,一處舉“你又在跟前弄鬼”為例,點到“又字亦系傳神字”。
一字千鈞的例子在林語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
發表于《論語》第三期的《斷爛朝報》開頭:“冬,十月,考試院長戴傳賢嗾開仁王護國法會于都,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員十人與焉。
”這段頗具“春秋”意味的話中,那“嗾”字最見精神。
“嗾”者,使狗也。
于是將戴的險惡和跟著起哄者的愚頑一股腦兒都掃進去了。
清魏源《圣武記》也用了這個字:“馬阮嗾國安執監國以獻,監國脫走航海。
”梁實秋《國慶日感言》:“辛亥革命時,我十歲。
……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凱嗾曹錕兵變,平津慘遭劫掠,此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擊。
”林語堂的散文長于用描寫性語言置換抽象議論,如《〈新的文評〉序言》(《大荒集》)中的這一段:“可憐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義的始祖盧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來在哈佛講堂上鞭尸示眾,指為現代文學思想頹廢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來到遠東,受第三次的刑戮了。
”所謂“第三次刑戮”,指梁實秋將吳宓等人翻譯的白璧德論文編成《白璧德與人文主義》在中國出版之事。
林語堂還常常在議論中插入比較完整的形態、動作描寫,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對話或故事情節。
他說到西方人飲食習慣的可笑時寫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殘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關照自己說,他這是在吃肉了。
”又如:“小報出面說心坎里的話,搔著癢處的話,由是而亂臣賊子懼,附耳相告曰:小報在罵我乎?小報在罵我乎?” 《關睢正義》(《無所不談》)的結尾最妙,那是一個完整有趣的生活細節。
林語堂作文好比喻,且總是那樣新奇而入骨。
他說有一類文人一肚子騷氣,所做的文章讀來如窯姐苦笑。
又說文學如土木兩作,必有本行術語,到了相當時期,這些術語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復能經營土木修橋造路,只對這些術語作劇烈的爭辯;又由術語分出派別,甚有據某種術語以巧立門戶者。
我們的許多“文藝理論家”,真就是那種只懂得術語也只會玩“術語”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語堂的散文慣于羅列,且往往將一些似乎不搭界的東西扯到一起,帶出其特有的幽默。
林語堂的對比總是意味深長:“德國民眾能夠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個英國的納粹黨宣誓效忠上帝和羅素,羅素一定要慚愧得無地自容。
” “美國有的是惡劣的音樂,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樂的東西。
”林語堂有時話講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尋思:“在藝術上,有一種現象便是:許多日本人的東西是可愛的,而很少是美麗的” ,“中國有憲法保障人權,卻無人權保障憲法。
”林語堂還能在恰當的地方用上個典故,使文字頓然生色。
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話:“圣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辯。
不能語者作論,不能論者作辯。
語是論之精華,辯是論之糟粕。
”中國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論語》為“語”的典范。
那一條條的語錄,字字珠璣,如夜明寶珠,單獨一個,足以炫耀萬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隱忽顯,不知來源,不測去向。
林語堂認為后人失了“語”的天賦,才好論辯,將文章寫得越來越長。
語和論的區別,在于前者直陳觀點,直下判斷,不依靠演繹、歸納,不依靠邏輯。
辯為論之一種。
不過一般的論只關心自身的邏輯圓滿,辯則還要發現和攻擊對方的邏輯缺陷。
林語堂重語而不重論,對辯則極端輕蔑,深信道家辯之無益的告誡。
可以說,語而不論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識的努力,到了《無所不談》,這種努力的成效亦更明顯。
《無所不談》多的是這類文章題目:《說高本漢》、《談伏爾泰》、《閑話說東坡》、《說鄉情》。
《談錢穆先生之哲學》的結尾處,林語堂稱自己“不揣淺陋,寫了一點私見”,“拉雜書來,只作為談,不作為論”。
其實,林語堂在《無所不談》的自序中已經說明了該書的寫作原則:即有意見,以深入淺出文調寫來,意主淺顯,不重理論,不涉玄虛。
“談”的親切、隨意前面已經說到了。
這里要點明的是,“談”中就有“語”在里頭,但“語”突出的是“談”與“論”相對的非邏輯、非理論的一面。
林語堂的散文直寫胸懷,直陳見解,而且只是一說為快而已,并沒有竭力向人證明什么的執著,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說成為無懈可擊的“學說”、“真理”的企圖。
文章觀點層出不窮,從不需要什么理論根據,不需要什么“主義”到場,且多為一點即明的常識和常理。
表現上絕不引經據典和搬弄概念術語,而借重大量鮮活的材料來浮現自己的見解,那是故事、詩詞、史實、掌故和生活經驗、生活細節等。
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夾敘夾議地引出孔子入哭舊館人之喪后又自愧“涕之無從”、鼓瑟戲弄孺悲、聞人稱其喪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態畢現的罵人語、自嘲語、晏居閑談語、應付小人語,將一個個性鮮活的孔子托了出來。
語而不論源于林語堂對理論、邏輯的可靠性的一貫的深刻懷疑。
這智慧使林語堂重視觀察現實人生,寫出來的文章遠離大道理和潮流思維,接近實際而有奇氣。
文章最難得者,一是骨氣,一是奇氣。
前者為獨立人格之產物,后者為獨特思想之產物,但兩者又無法分開。
林語堂的散文呼喚常識、簡樸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歸,推崇原儒獨特的人文主義,揭示中國文化的陰柔品格,指出中國道家的節制、無為等觀念是現代西方文明瘋狂的對癥藥,等等;他在30年代就堅決批評我們現在事實上還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還有反復強調法治的意義。
這在現代作家中,并不多見。
在林語堂的閑談散文里,我們隨時可以讀到一種言簡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氣的結晶體:“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偽之別。
”“趕熱鬧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點綴。
”“行動而沒有思想也許是愚蠢的,可是行動而沒有常識卻常常會結果悲劇。
”它們來自作者對世界和人生的體悟、妙悟。
讀書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語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樣近情,拒絕極端、道學和教條,為一般背書本認死理者所難及。
他知道何為生存真實,何為學者無謂的奇談,出言平正通達。
林語堂的閑談散文不僅思想獨異,發論近情,且涉及廣泛,知識豐富,大到文學、哲學、宗教、藝術,小到抽煙、喝茶、買東西,真是無所不包,筆觸貫通中外,縱橫古今。
具體到一篇文章,則放開手腳,上下勾連,集中起一個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識群。
林語堂讀書多,博聞強記,先有學者的學問功底,所以能談,耐談,而一談輒靈光煥發,左右逢源。
他那些談文化的散文,知識量更大。
林語堂的閑談散文充實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
語言上樸實無華,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為實驗而作的語錄體、文言體,都干凈質樸,口語化程度很高。
如前所說,表達上也只用傳統平常的手法,不玩“現代”花招。
文章充實容易,平易難。
林語堂說:“凡是學者文章艱深難識,大半在搬弄名詞,引經據典,深入而未能淺出,只掉書袋而已。
此乃學問有余而識不足之故。
見道明,事理達,得天地之純,自然可以說出淺顯易明的道理來。
”同時又說,到了道理熟時,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過田陌,攀籬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勝詫異。
其實,閑談體就整個是一條曲徑通幽的小路。
親切有“我”、漫不經心、語而不論和厚實平易再加上與之相聯系的很高的知識文化含量、超越的觀念、過人的智慧以及較為恬淡的心境、閑情逸致和濃濃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語堂閑談散文的整體風貌。
它反映了一般閑談散文應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學陶情、消遣、啟人心智等另類功用。
它以閑適為主調。
“閑適”是對“娓談筆調”、“個人筆調”等等的總括,也是一切閑談散文的基本美學特征。
此特征使閑談散文區別于戰斗的那一類,也區別于感傷頹唐或偏于熱烈抒情、幻想的那一類。
林語堂曾認為,“無論題目是多么嚴重,牽涉到祖國的慘變和動亂,或文明在瘋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毀滅,使人類失掉了自由、尊嚴,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標,或甚至于牽涉到真理和正義的重要問題,這種觀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種不經意的、悠閑的、親切的態度表現出來。
” 這話可疑。
面對巨大的災難或極端的丑惡,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閑適的心境,運用漫談的筆調去寫作,而只會代之以激憤、狂怒和義正詞嚴的聲討。
這也就是閑談散文和閑適筆調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有些不合時宜和不得不自處邊緣的道理。
事實上,林語堂自己的閑談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圍,談文化和人生哲學的多,討論社會一般問題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惡。
當然,這類散文仍有其價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為唯一存在。
何其芳散文何其芳對于藝術形式的完美，表現出執著的探求。
在詩歌方面，他創作之初即十分講究完整的形式、嚴格的韻律、諧美的節奏，并注意表現出詩的形象和意境。
因此，他的詩明顯地具有細膩和華麗的特色。
在散文創作上，他自稱“我的工作是在為抒情的散文發現一個新的園地”，他善于融合詩的特點，寫出濃郁纏綿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顏色和圖案，使他的散文別具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