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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會忘記他
劉若英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間小房間里，一進大門，穿過院子，進來的第一間。
什么人來來去去、進出我家，都必須經過他的窗口。
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頭，卻掩不住灰白交錯的發色，小時候我說他像猿人。
他常常就是叼根煙坐在他那小房間的窗口，豎著耳朵等著我公公的指令。
人們喜歡說小孩子單純，但我從來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單純的例子。
我從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負的。
既然可以欺負，我就不會放過他。
他不會去告狀，也不會生氣，不會報復，更不會記恨。
甚至可以說，我想要什么，他都盡量滿足我。
以至于我闖了禍，他的任務就是盡量幫我隱瞞。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很怕自己會忘記他，畢竟，我懂事的時候，他已經是很老很老的人了。
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記得他多少？但后來發現，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鮮明。
他跟著公公多久了，沒有人算得清楚。
傳說曾祖父時代，還不到“民國”的時候，他十三歲就在湖南老家擔任所謂“家仆”。
而后我公公去上學，他的職務就變成書童，每天跟著公公去學堂，旁邊一站就是一上午，等著公公放學，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
黃埔軍校開辦，公公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召下，決定從軍。
那年，祖父只有十四歲，根本不符合從軍的最低年紀，但公公還是謊報年齡上了黃埔。
于是，易，就也跟著去從軍。
即使“少爺”起了愛國心，熱血沸騰的要報效國家，“易副官”的責任還是沒有變。
公公報效國家，易副官報效的是我公公。
離開黃埔后，公公去了俄國念書，易無法跟去，就在家鄉等他回來。
公公留學回國，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誕生，他就變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來公公撤退到臺灣，家里有了姑姑，當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
一直到連孫少爺孫小姐都長大了，易，搖身一變，又成了家里掌廚的。
這倒不奇怪，因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鄉菜。
從小，我便當里的菜都是他給準備的。
他的曬臘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絕，也都是我自此沒有再品嘗過的味道。
我搬來跟祖父母住的時候，我三歲，他六十八歲。
從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務，就是當我的保姆。
小時候，可能因為安全的考慮，家里幾乎不讓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
也因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樂場就是完全建立在這個當時覺得很大的前院里。
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這位已經七十好幾的“易”。
記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著我，他穿著拖鞋，我因為他沒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氣地摔球拍，過去踩他的腳，然后罵他說：“你根本就不會打球。
”他的桌上永遠有一個裝滿糖果跟零錢的透明玻璃罐。
我會爬上他那張破舊的藤椅，望著那個罐子，然后他就會打開，給我兩顆糖。
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紙仔細地折起來，中間打一個結，做成一個個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說，那就是我。
我當時覺得他無聊透了，這個招數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換一下。
就像他每次都用兩根大拇指各自彎曲，然后接起來，跟我說他的大拇指可以分開——鬼才相信。
另外一個第一次，就是我從那個糖罐子里偷錢，原因是我想跟同學去學校巷口的那家雜貨店抽獎，另外，我還想吃一種會弄得滿嘴紅紅的芒果干。
后來聽姑姑說，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從那糖果罐下手。
也許，易，是故意把錢放在那里的。
我的公主床頭后頭是一個小小窗戶，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鬧鐘，易，會在那個窗口后頭問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蘿的？還是肉松的？還是稀飯？燒餅？通常他還沒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會出現一個聲音——我婆婆，“易副官，不準那么寵她，哪有每天問的！”即便如此，他還是每天都這樣問，然后我才起床。
家里不準我們吃攤子上的小吃，嫌不衛生，我總是羨慕同學可以隨意坐在路邊吃蚵仔面線跟刨冰。
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關，大剌剌地坐在攤子上吃起面線。
事后證明這是一個很不到位的安排。
我看著老板用著淺淺的碗，舀進稠稠的面線，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后抖著手端給我，確實，老板的大拇指都伸進面線里了。
但衛生不重要，可以突破禁忌才是重點。
就是這么巧，婆婆搭著車進巷口回家了。
易副官見到了，但他的行進速度怎么比得上汽車？我才剛想說再來一碗時，一只涂著蔻丹的手已經把我拎上車了。
我回頭找易，只見他追著車子跑，滿頭大汗。
我的小學就在我家后頭，走路十五分鐘的距離。
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學，就像他當年陪公公去學堂一樣。
因為他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地理所當然，我從來不會珍惜，只抱怨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書包，而是他幫我提著。
有幾次，我都故意一放學，在校門口，把書包一丟給他，跑著回家。
以他的年紀，再加上腳上那雙黃色的塑膠拖鞋，理當我會比他先到家。
接著公公聽到門鈴聲就會說：“易副官沒去接你嗎？”我就會說：“不知道，沒看到。
”小孩子事實上是不單純的。
真想用一下小叮當的任意門，回到那個時候，把當時的我毒打一頓消消氣。
我現在臉上留有的疤，也跟易有關。
那年我七歲，跟著婆婆去朋友家打麻將，因為婆婆盤算著我三點的鋼琴課就在牌友家的正對面，走路兩分鐘距離。
眼看著三點就到了，公公一通電話過來說，已經叫易過來帶我走過去。
婆婆說，才兩分鐘的路，英英應該可以自己過去。
但是愛孫心切的祖父說什么也不肯。
于是我坐在院子里等易，手上拿著點心，動彈不得。
婆婆的朋友家有一條狗大概是看中了我手上的點心，一口撲了上來。
只聽見我一聲慘叫，左邊眼睛正下方被狗狠狠地親了一下——縫了二十八針。
據說，當我慘叫聲起時，掛鐘正當當報時三點整，而門外站著的易，正準備按鈴。
爸爸是船長，跑遠洋的，兩三年才回來一次。
我嘴上從來不提爸爸，因為他實在太遙遠了。
我對他的印象有時不是腦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
但是每每聽說他要回來，我就會穿上我最喜歡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往門口望著。
易，總會走過來無聲地拍拍我的衣服，幫我把皺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終于，那帥氣的船長爸爸回來了，全家圍坐在餐桌前，聽他說著國外的奇聞軼事，雖然我完全聽不懂，燈光還是顯得出奇溫暖。
婆婆告訴他說，易幫我買了輛自行車。
瞬息間，爸爸突然翻臉，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親的責任，說不可以。
他的說詞是：“第一，危險；第二，不可以寵我。
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給什么。
第三，就算要買也不能是易買。
”他立刻叫家里傭人把車丟出去。
我突然嚇壞，使出全身的力氣大哭了起來。
是因為我將失去得來不易的自行車，或是爸爸終究破壞了我對他的美好等待，我現在已不復記憶。
就在爸爸無休止大發雷霆的時候，突然易的聲音從屋外出現了。
他隔著紗窗大怒說：“你小時候就多乖啊？還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會罵，孩子你帶過幾天？”
爸爸住口了，因為他知道，易說的都是事實，畢竟易也是他的保姆。
沒幾天，爸爸又離開了，我的自行車也被偷了。
我想易應該知道我是叛逆的。
小時候我除了整他，不太愛說話，常常對著窗外發呆，他也從來不問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張凳子也陪著我坐在那里，安靜無話。
最多抽根煙，然后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體不好，我只記得他老咳嗽。
大家說他是抽煙抽太多。
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學校后，說去看病，就再也沒有回來。
我當時以為他只是需要休息幾天。
然后，婆婆帶著我去一個肺結核的醫院，她說易住在里面，但不讓我進去，說怕傳染。
那個下午，我等在外頭，踢了好久的石頭，很想哭。
再兩個月，一個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張鋪著涼席的床上，光著腳丫。
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還沒有回來。
他是那個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還有一樣東西，易常常望著它發呆。
那是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人留著長發。
我問過他，他說是家鄉的媳婦。
兩個人似乎沒有見過幾次面就結婚了。
然后，他就來了臺灣。
他說得很平靜，然后轉過身去把床墊翻過來給我看，藏著一疊疊扎好的十元大鈔。
他說很快他就會回去，到時再和她過好日子……對當時的我，這種話題沒多大意思。
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機場轉機時，看見那些老榮民身上背著一包包的東西準備回鄉，臉上有著疲憊和期盼。
我會很感傷，感傷“易”沒能等到這一天。
易在我家服務了四代人。
我不能替他說他是“無怨無悔”，但犧牲奉獻的概念是他教給我的。
時代耽誤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許惟有這種陰差陽錯，能向我們展示極致的忠誠和美。
易出殯的那一天，我們全家帶孝，我公公帶著全體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頭。
他是家仆、是書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廚，是我永遠的親人和老師。
也許我有幸，哪輩子也能當上他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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