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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與韓愈很相近。
在評價駢文時不無偏激，在強調以道為根本時難免忽視文學的獨立價值，但同時卻也很重視文辭氣勢等藝術性方面的考慮。
至于他的文章，同樣不完全受他的理論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體表現方面，柳宗元的看法與韓愈有些不同。
首先，韓愈比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謂“不平則鳴”、“愁思之聲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飾的宣泄，而柳宗元則比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達方式。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他自己作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
就是說在創作中要平心靜氣，使內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現。
這里面有人生態度與宗教信仰的因素。
韓愈激烈反佛，曾批評學佛者“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
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送高閑上人序》）；而柳宗元卻信佛，曾多次反駁韓愈，認為佛教讓人“樂山水而嗜閑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張感情不可過分外露，說“氣煩則慮亂，視雍則志滯。
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達而事成”（《零陵三亭記》）。
因此，他雖然常常壓抑不住心頭激情而寫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寫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
相比起來，他的作品在力度、氣勢上不如韓愈，但在雋永、含蓄、深沉上卻超過了韓愈。
其次，韓愈比較刻意于語言、形式上的革新與創造，為了突現感情的力度，他常在語言技巧上下功夫，而柳宗元相對地更重視內在涵意的表現。
他在《復杜溫夫書》中說：“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斫，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
”在《楊評事文集后序》中也說，議論文要“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文要“麗則清越，言暢而義美”，而在《柳公行狀》中則借贊美柳渾散文提出：“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
”可見他更重視內在的“意”和語言的“暢”，而不那么強調在語言的外現形式上下功夫。
因此，他的文風偏于自然流暢、清新雋永，更能令讀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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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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