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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史上，梁啟超是一個異常響亮的名字。
他集政治家、學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開風氣的文章，為轉折時期的中國思想界帶來了一股不可抵擋的洪流。
他留下的1400余萬字著作，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史學、哲學、法學、社會經濟學、新聞學等諸多領域的學術研究。
梁啟超雖然已經逝去大半個世紀，但在廣東新會、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戶，不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強國、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著無數海內外同胞。
1914年他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提出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被清華大學沿用至今。
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園內，這位風云人物、學界泰斗的墓碑上沒有生平，沒有任何一個頭銜。
透過這座墓碑，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為國家復興而奔走呼號，為民族振興而鞠躬盡瘁的知識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啟超去世時，曾有一副對聯這樣寫道：“三十年來，新事業，新智識，新思想，是誰喚起；百千載后，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此次新會之行，讓我們深切感受到，梁啟超的精神雖然誕生在風雨飄搖的昨日，但在當下，其分量與價值不但不會減損，還能轉化為推動歷史和社會進程的巨大動力。
紀念梁啟超，就絕不僅限于維修故居、吸引觀眾的簡單思路，他的遺址和事跡是對青少年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樹立崇高理想的鮮活教材；他那維新奮發的精神，更應為時所用，為世所用，以彼時之維新促今日之體制改革，以彼時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質，以彼時之愛國促今日之團結共進。
梁啟超曾宣稱，有朝一日“舉國行當思我耳”。
我們相信，大到“神舟五號”升空，小到每一件具體工作的革新，讓維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財富，在百年之后的時空中再次煥發光彩，便是回應這一預言的最好方式。
尋訪梁啟超少年時代
1933年，文學大師巴金乘船游覽了新會天馬河中一棵冠蓋300畝的古榕樹，寫下了散文名作《鳥的天堂》。
他在文章結束的部分寫道：“遠遠地一座塔聳立在山坡上，許多綠樹擁抱著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鄉。
”
這里所描寫的，便是梁啟超的故鄉。
1873年，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梁啟超，出生于新會鳳山之下茶坑村一個私塾先生之家。
日月有晦明，四時寒暑易，待到我們尋訪之際，先生辭世已75年，但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盤桓的村宅中心，四周廣植葵、榕、柑、橘，綠野無極，人聲少聞。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緒年間，是一幢高墻圍筑的青磚黑瓦平房，梁啟超的少年時代便在此度過。
想當年，在梁家門前來來往往的人，有誰曾料到會從這個門口走出一位撼動世紀之交中國政壇文壇的思想文化巨人？在尋訪梁啟超少年時代的過程中，我們漸漸摸索出這位維新巨人從啟蒙到成長的心路歷程。
梁啟超12歲外出游學之前生活和成長的這個家庭，一向以質樸、端凝的家風聞名鄉里。
梁啟超從小在品德修養上深受祖父的影響。
據資料記載，每年上元佳節，祖父都要攜諸孫來到當地一座廟宇，對著廟內繪有忠臣孝子的圖畫，“指點而示之曰：”此朱壽昌棄官尋母也，此岳武穆出師北征也‘，歲以為常。
“位于新會南端出海處的崖門，是南宋將亡時宋軍與元軍最后激戰至覆滅的古戰場。
每年清明祭掃路過崖門時，祖父總愛向兒孫講述當年南宋宰相陸秀夫背著幼主投海殉國的情景。
這些歷史人物的愛國精神，深深地激勵著童年時代的梁啟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內中規中矩的廳堂布置，讓人依稀看到了這位祖父不茍言笑的面容。
正廳中間桌子上置放著一對青天大花瓶，兩側墻壁上懸掛著八仙圖案的金木雕彩瓷畫，典型的正統家庭氣象。
在這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梁啟超，日后卻遠遠超越了父輩“文死諫，武死戰”的忠君思想。
在封建王朝的尾聲，他以維新思想為基礎，寫下了《新民說》、《少年中國說》、《中國不亡論》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繪出一個改天換地的強國之夢。
終其一生，梁啟超雖然因為政見的“多變”屢遭詬病，但他愛國的宗旨卻從未改變。
在新會人眼里，少年時代的梁啟超是個不折不扣的神童。
當地人流傳著許多關于梁啟超幼時出口成章的故事。
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
還有一次，梁啟超給來訪的客人敬茶，客人隨口說了句：“飲茶龍上水”，梁啟超回應道：“寫字狗扒田”，兩個人用的都是新會俗語。
客人誦：“東籬客采陶潛菊”，梁啟超即對：“南國人懷召伯棠”。
才思之敏捷令人驚嘆。
梁啟超“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0歲前往廣州應童子試時，當眾以盤中咸魚為題作詩，“神童”之名傳遍鄉里。
12歲考中秀才、17歲考中舉人，他曾令授業先生發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嘆。
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啟超，直到18歲時第一次領教到康有為“新學”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澆背”，毅然舍去舊學，投奔康有為門下。
梁氏故居內至今保存著梁啟超接受啟蒙教育和讀書的地方“怡堂書室”。
書室很有點魯迅先生筆下“三味書屋”的味道，正中懸掛著孔子的像，兩旁分別是“讀圣賢書”、“立修齊志”的對聯。
書室中間按“品”字形擺放著3張課桌及條凳，室內仿佛至今仍然回蕩著誦讀“之乎者也”的稚嫩童聲。
不難理解，梁啟超雖以新學聞名，但終生保持著儒家尊師重教的傳統，即使政見相左，仍然將康有為奉為恩師，且在“五四”運動時反對全盤否定儒家文化，這一切或許早就在這間書室里埋下了伏筆。
由于梁家是耕讀之家，并不富裕，“數畝薄田，舉家躬耘”，所以除了讀書外，勞動同樣也是梁啟超少年時代接受教育的途徑之一。
梁啟超曾在《三十自述》回憶父親蓮澗先生“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有不謹或者偷懶，父親便會訓斥道：“你看看，你還像個正常的孩子嗎？”
此外，母親趙氏的教育對梁啟超的立身處世也有極大影響。
有一次，母親嚴厲教育兒子不可說謊。
她那“欺人與竊盜之性質何異”的質問，令梁啟超終生難忘。
梁啟超小時候都干些什么家務活？現在已經不得而知，只不過梁氏故居入門右側可見一間廚房，內設木磨、椿、灶臺、櫥柜等物什。
百多年前，梁啟超小小的身影應該時常出現在這里吧！實際上，梁啟超赴北京完婚之后還攜妻子回來住過一段時間，長女思順就誕生在他們的寢室———故居正廳南廂的耳房。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夏曉虹———真知灼見為學界重視
梁啟超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最完滿的典型代表。
無論是疾呼變法圖強、宣傳西方文明，還是提倡君主立憲，他的興奮點始終與時代的興奮點保持一致，其內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張的“多變”，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
梁啟超的許多真知灼見，比如立法修憲、開通民智、改造國民性，現在很受學界重視。
梁啟超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但缺乏作為政治家必備的實際操作能力，而且他還是一個“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胡適語）的性情中人。
他反對康有為參與復辟帝制，但他卻真誠地為導師祝壽；康有為去世時，他還主持吊唁儀式。
他應胡適之邀來北大講課，卻在課上公開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徐志摩結婚的時候，他身為主婚人卻在婚禮上嚴厲批評徐志摩，要徐志摩認真對待婚姻。
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癥，被醫院誤診為右腎腫瘤，親友紛紛譴責醫院，他卻告誡眾人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知識還不成熟便從根本上懷疑科學。
他以生命的代價留給人世間一份最為寶貴的寬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