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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順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里，一名小偷滿心期待的進了一名老秀才的家。
不過，小偷很快的就發現這是一個窮得叮當響的窮酸秀才，他的 家里空空如也。
小偷不甘心空手而歸，于是，徑直把秀才放在床頭的那口箱子抱起，三步兩步的逃得無影無蹤了。
可笑的是小偷偷走的并非金銀，卻是老秀才二十幾 年的心血——《國榷》的手稿。
當第二天老秀才醒來發現書稿被竊時，他仿佛整個世界都已將他遺棄。
二十年辛酸頓時化作老淚縱橫：“噫！吾力殫矣！”
他的名字叫談遷。
一名家境清貧的普通百姓。
在他二十九歲的那年，母親離世，他在家守孝。
他是一名嗜書如命的人，只要有人送他一本書，他就會高興得不行。
他什么書都讀，可謂博覽群書。
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歷史。
母親病逝，他為了排遣心中的哀痛，認真通讀了陳建所著的《皇明通紀》。
但他發現這本記錄大明歷史的書，寫得實在是差，不單見解膚淺，文筆不暢，甚至史事中的錯誤也不少，有些甚至是非顛倒。
因此，他決心自己動手，還給后人一部真實的明朝歷史。
于是，他以明實錄為本，遍查群籍，考訂訛誤，按實編年，序以月日。
尋找史料的過程是艱辛的，因為很多相關的書只有富貴人家才有，他必須厚著臉皮 上門求借。
遇到一些珍貴的書籍，主人家不肯輕易外借，他還要當場掏出紙筆進行抄錄，這過程沒有少遭到嘲笑和驅趕。
他借書翻閱資料時常被拒之門外，有時為了 借到一本書，坐在人家門口等上一整天，但他并不在乎。
為了確認一些史料，他必須去尋訪古跡。
有次冒著滂沱大雨，不遠百里去考察史跡。
二十七年間，他借閱了有關明史諸家的史書100多種，一本本地相 互對證比較，一條條記錄下來。
他分門別類地進行綜合研究，終于在1647年8月完成了初稿，共100多卷，有好幾百萬字，厚厚的一摞。
他在自序中高興地寫道：“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慚怒臂，不敢稱述。
間窺諸家編年，于偽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裒然成性。
”
明亡之后，他懷著對故國的思念，以一個愛國遺民的感情，來收集補述崇禎、弘光兩朝的史實，終于求得了先朝歷史的完整。
全書前后修改了六次。
如今，這部凝結了他二十年心血的書稿竟然在夜里被人盜走，他能不傷心若狂嗎？
如果他就此沉淪，那么，那個竊賊必定為世人所痛罵。
所幸，談遷沒有被挫折擊倒，他擦干了淚眼，說：““吾手尚在，寧已乎！”。
老人家從零開始。
為了抓緊時間，他不論酷暑嚴寒，不顧年紀老邁，總是拄著一根拐杖，艱難跋涉。
他遍訪各地藏書之家，懇求讓他參閱一下有關書籍，然后拼命抄寫。
4年又過去了，皇天不負有心人，在他的艱苦寫作下，他終于又完成了書稿，取名《國榷》。
《國榷》完稿后,談遷又想到了他的書中對明朝萬歷到崇禎這幾十年的史實記載得不甚清楚，他想到了親自去北京加以訂正。
正在他苦于沒有盤纏之時，弘文院編修朱之錫聘他一起上北京，請他幫助做些文墨工作。
談遷靠著這個機會，來到了北京。
在北京，談遷除了替朱之錫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為他的《國榷》收集材料，一有時間，就去尋書訪人、探尋遺跡，腳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舊興致 勃勃，簡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難、疲勞為何物。
前朝的降臣、皇親、宦官和公侯的門客，他幾乎遍訪無遺，就連當年崇禎邸報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對書稿的第一手 資料。
兩年的努力沒有白費，北京之行使得《國榷》這部書稿的質量得到進一步提高。
他在一首詩中寫道：“往業傾頹盡，艱難涕淚余，殘編催白發，猶事數行書。
”這便是他一生奮斗的寫照。
后來，談遷回到了海寧老家，返鄉之時，談遷在金錢方面一無所獲，唯“筐中錄本，殆千百紙”。
他喜不自禁，連稱“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 三十年的辛酸終于有所回報，談遷也無憾了。
幾年后，他就去世了。
明清的史學很發展，官修、民修的史學著作都很多。
明代私家著史以談遷的《國榷》最有名。
《國榷》原稿稱百卷，談遷死后僅有抄本傳世，后經浙江海 寧張宗祥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及崇禎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補，加以標點，分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別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
《國榷》記敘從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
對于研究明史，尤其是研究明代建州女真及崇禎一朝的歷史，有重要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