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
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生平
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1872年——1970年），20世紀著名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一生著作達40余部，論文或其他文章更多。
他在多方面的建樹深刻地影響了西方哲學。
1872年5月18日，羅素出生于英國蒙茅斯郡特雷萊克一個貴族家庭。
他的祖父約翰·羅素伯爵兩次出任首相，是爭取1832年英國改革法案通過的領導人。
羅素兩歲時他的母親死去，大約一年后他的父親也謝世了。
祖父祖母自愿承擔了撫養孩子的責任。
羅素的祖母具有自由主義政治觀點，常教導羅素要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為。
羅素性格內向，具有勤于思考的習慣，這無疑受其祖母的影響。
羅素11歲時，跟著他的哥哥學習歐氏幾何學，當時他只能接受定義，卻懷疑公理的可靠性。
這種懷疑決定了羅素哲學生涯的風格和目標，即以懷疑主義和謹慎的風格，探求“我們能知道多少以及具有何種程度”的確定性和可疑性。
1890年10月，羅素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從而進入空氣清新、思想活躍的教育園地。
然而老師對他影響不大，倒是與同學的交往使他受益頗深。
不久，他同學校的著名人物懷特海、莫爾、麥克塔格特、經濟學家凱恩斯等人結識，很快他便成為他們中間最受歡迎的一員。
在第三學年時，羅素雖以優異成績通過學位考試，卻發誓再也不念這種只注重技巧而不重視基礎理論證明的數學了，改學哲學。
他立志要像黑格爾那樣，建立一套哲學體系，獻身于哲學事業。
羅素大學剛畢業時，深信黑格爾、康德的哲學。
1893年他寫了數學哲學論文《論幾何學基礎》，試圖修補康德所謂的時空形式是先天綜合判斷的理論。
這使他獲得了劍橋大學研究員的資格。
當時德國的數學理論非常先進，正醞釀著一次根本性的變革。
當羅素深入掌握了這些理論之后，他斷然放棄自己推崇已久的唯心主義觀點，轉向實在論，決心尋求一種正確的數學理論。
1900年7月，遇到象征邏輯創始人皮諾。
羅素讀了皮諾的著作，他感到許多問題突然都有了答案。
同年10月，他同懷特海合寫《數學原理》，并于1910年、1911年、1912年分三大卷出版。
這部書在邏輯發展史上是劃時代的。
從此，邏輯脫離哲學而獨立，后來德國的大學就把數理邏輯歸入數學系。
凡此都證明了羅素的特殊地位。
羅素發現人們力圖用邏輯學為數學奠定理論基礎的過程中，有一個常常用來說明其他概念的基礎概念“總類”是自相矛盾的，由此他建立了“悖論”學說，又稱“羅素悖論”。
為了證實“羅素悖論”，許多數學家和邏輯學家提出各種理論方案，都解釋不通。
羅素本人也中斷《數學原理》的寫作，對此作進一步研究。
后來他提出“類型論”來解釋這種現象。
“類型論”的影響也很大，它促使數學家認識某些詞語和語義研究的重要性，也孕育著羅素本人的另一種哲學思想，即邏輯原子主義的原理。
羅素的邏輯原子主義的基本論點是，世界是由一些簡單的特殊事實構成的，它們只有簡單的性質和相互之間的簡單的關系，因此了解任何事物或主題的實質的途徑是分析，直到無可再分析的“邏輯原子”為止。
邏輯原子并不是小粒的物質，而是構成事物的所謂觀念。
羅素的這一套理論，對20年代中葉出現的維也納學派以及30年代出現的邏輯語義學有著巨大的影響。
羅素哲學思想中比較重要的，是他的“中立一元論”。
大意是構成世界的材料既不是純粹的心，又不是純粹的物，也不是心物的二元對立，而是一種非心非物、對于心物都取中立態度的東西。
這種中立的事物有時指事件，有時又指感官和材料，這種“世界材料”是構成心物最原始的東西。
這些觀點都體現在他1921年完成的《物的分析》和《心的分析》兩部著作中。
羅素一向熱衷于政治理論的探討，并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
早在1895年，他第一次結婚之后，同妻子一起旅游了歐洲大陸，他研究了經濟和德國社會的民主，并盛贊《**宣言》和三大卷《資本論》都是極富文采的偉大名著。
當時他與社會民主黨領袖、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李卜克內西都有往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積極從事反戰活動。
他參加了禁止征兵協會，發表了一系列呼吁和平的演講，對拒絕參加罪惡戰爭的人給予真誠幫助。
1916年因為撰寫反戰傳單被罰款100英鎊，由于其拒付，法庭就拍賣了他在劍橋大學的圖書作抵押。
隨后三一學院也解除了他的教職。
1918年，他又給反戰報紙寫社論，因“侮辱同盟國”而被監禁6個月。
鑒于其名聲，他被判決在布里克斯頓監獄中的一個小屋中寫作和研究。
戰爭結束后，羅素訪問了蘇聯，會見了列寧、托洛茨基和高爾基，他對共產主義者信仰的目標表示同情，但也對蘇聯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方式表示憂慮。
1920年8月，羅素訪問了中國。
他一貫同情被壓迫民族。
在英布戰爭中，他站在布爾人一邊，為此他在英國貴族中極為孤立
1934年，他的《自由與膽識：1814～1914》問世，在書中他具體系統闡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政治、經濟和歷史人物是社會政治史的三個重要方面的觀點。
1938年，他又撰寫《權力》一書，主張實現“馴服權力法”，以限制某些政客的權力欲望。
隨著希特勒的上升，羅素反對納粹方式，但他也同時反對導致戰爭的任何步驟。
他的態度于1939年有所改變，認為“反對納粹的戰爭是必要的”。
1949年，他被選為英國科學院院士，1950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50年代以后，羅素成為保衛和平的英雄戰士。
1953年，美國試驗了一顆氫彈，這改變了他的政治觀點。
他主張與其打一場戰爭，毋寧在獨裁下生活，表現了他對未來戰爭的擔憂。
1954年12月，羅素在英國廣播公司發表《人類面臨的危險》的廣播講話，嚴厲譴責比基尼氫彈試驗。
1955年初，又起草并發表有各國科學家簽名的著名的羅素—愛因斯坦禁核聲明。
1961年為反對美國政府發展核武器，89歲高齡的羅素偕夫人參與了倫敦游行示威。
后來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他極力呼吁美蘇首腦舉行高級會談，避免戰爭。
羅素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他一直沒有放松對蘇聯的批評。
后來態度有所緩和。
但在越南戰爭期間，他提供資金，組織了對美國領導人戰爭罪行的模擬裁判。
由薩特和艾特克·多伊徹主持的戰爭法庭于1967年5月在斯德哥爾摩開庭，并對美國軍隊的活動提出詳細公訴。
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羅素提出強烈抗議。
他作為一名國際和平戰士，成為西方許多國家左派學生和群眾的一面旗幟。
羅素的婚姻生活充滿傳奇色彩。
羅素從劍橋大學畢業后，同漂亮的美國姑娘皮爾索爾·史密斯結婚，她比羅素長5歲。
這次婚姻從1894年持續到有過幾次愛情經歷，包括與艷麗的奧托萊恩·莫雷爾夫人、康斯坦斯·馬勒森夫人以及有名的演員科利特·奧尼爾私通。
1921年他同威尼弗雷德·布萊克結婚，1936年又同海倫·斯彭斯結婚。
16年以后，他第四次結婚，妻子是伊迪絲·芬奇。
羅素年輕時枯瘦，一頭黑發。
中年時期，他變得更加消瘦，明亮的眼睛，微微的笑容，一頭白發，一幅哲人形象，給人一種冷淡而又善良的感覺。
羅素是一個溫和甚至羞怯的人，作為一個朋友、伙伴和健談者，都令人感到愉快。
羅素很幽默。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從沒寫過文學作品的羅素，竟開始寫起小說來。
第一部小說1951年匿名發表，并懸賞猜測作者何人，結果無一人猜中，因為誰也不會相信，這位年近80歲，負有盛名的哲學家還有寫小說的雅興。
1970年2月2日，羅素伯爵以98歲的高齡死于威爾士的家中。
他的一生迭宕曲折，以致人們對他的評價毀譽參半。
但他確實是極大影響世紀的人。
羅素是這樣描述自己漫長、刺激、復雜生活的動力的：“三種簡單而又極度強烈的情感支配著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的深切同情。
”他也說過，只有一種情感即對愛情的渴望得到了完全的滿足。
當他第四次結婚時，他已80歲高齡了。
1970年2月2日，羅素在老家威爾士逝世。
二、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的文學歷程：
在《往事追憶》(1956年)一書中，羅素指出：“一種文風除非它是作家個性的直接的、幾乎是無意識的表露，同時這種個性又是值得表現出來，否則不是好的文風。
”經過一些探索之后，他選擇了自己的文風，這種文風要求在把結論直接、自然地寫下來之前，首先要通過他的思考得出結論。
他斷言：“在我看來，福樓拜和佩特是最好應被忘記的。
”體現于明顯值得表達的個性之中的這種寫作方式，使羅素的著作具有文學的價值，而不是哲學思想的一般表述。
雖然他的專業著作對未受專門訓練的讀者來說不易于接受，但他那相同的犀利的文風明顯地貫穿于所有著作。
當然，喬治·桑塔耶納認為羅素的著作中唯一真正有價值的是那些最抽象的著作。
盡管桑塔耶納對羅素著作的文學價值存在異議，但大部分評論家都贊揚羅素的散文簡潔、明暢。
在羅素論文的廣泛視野中，有許多題目按常規足以使他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他不僅是數理哲學家、研究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的學者、經濟評論家和現代科學的解說員，他還是個道德哲學家和教師，歷史、宗教和語言哲學家，對人類持久的愚蠢行為的諷刺評論家——而且所有這些都足以造就他成熟的文學生涯。
羅素許多對道德論點的闡述——有些最早寫于20年代——今天看起來已經過時，然而，很容易理解當它們出現的時候，為什么激怒了這么多的道德家。
他譴責人們存于宗教信仰和性蒙昧狀態中殘忍的天性，聽起來很像鞭撻迷信和愚昧的最新啟迪者，但羅素與具有許多相同激進觀念的英國文學貴族集團處于同一時代。
他對慣常于殘忍的基督教討伐，與文學批評家威廉·艾伯森反對基督上帝的殘暴的嚴詞譴責相類似。
羅素認為性關系中唯一的先決條件是忠誠和相互吸引，這一主張得到D．H．勞倫斯的贊同。
因此，可以把羅素看成反傳統的孤獨的叛逆者：也許最好被看作到處漂泊的小牧人。
現代避孕用具已使性自由成為可能，甚至遠遠超過了他所說的范圍，同時仍存在著權力崇拜和宗教復仇的前哨，當羅素是個年輕人時候，有組織的宗教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所有這些都使羅素被視作改變民眾思想的道德家之一。
在他所有著作中，沒有哪一部比1925年出版的《我信仰什么》這本小冊子在道德問題上引起這么大的沖突，它成了1940年紐約聽證會上認為他不適合在市立學院任教的重要依據。
該書第一段就宣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單獨的實體；接著將人解釋為一種副現象，這種副現象的生理可以完全由物理學來闡明，這樣，羅素立即就在所有的道德家面前成了眾矢之的。
在羅素看來，關于上帝的存在問題是“超于知識可能達到的范圍之外的”。
恐怖的宗教裁判已給人類帶來了“極大的損害”。
對取代基于恐懼無知的神學，羅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好的生活是由愛來激勵，由知識來指導的。
”
羅素傾向于決定論，至少他相信所有的行為都有其動機。
他又認為人類在一定范圍內有自由意志，如除了他們愿意干的事情之外，他們還可能做些別的。
但他否認動機對意志的作用無益于影響其他人的行為的嘗試，因而決定論的主張必定是對的。
所以按常規看，羅素對自由意志的定義太無力，我們無法給予褒貶。
他自己也承認：這種褒貶可能成為其他行為的原因，但沒有真正的道德意義。
羅素對人如何行動這一問題的回答可概括為：經過適當的考慮后，聽從良心的指令。
一個特定行為可能最終從客觀上來說并不正確，這個事實無法避免：道德受明達的良心支配。
這兩點——關于自由意志和良心——在《倫理學基本原理》(1910年)和《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1954年)中得到了闡述。
羅素對教育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
他不僅開辦學校，而且經常寫一些關于如何教育孩子的著作。
他的思想接近于盧梭的學說，反對教會和國家的義務是“澆鑄”年輕人的思想。
相反，正如他在《教育》(1916年)中所說，對教育最至關重要的是老師對學生的尊重。
老師應該“主要從孩子身上感覺到一些神圣、模糊、無限的東西，一些個別的特別寶貴的東西，逐步發展中的生活準則，還有這個世界無聲無息的競爭狀態的具體片斷”。
學校教育的危險是培養把歷史攪混的愛國主義感情和向年輕人灌輸宗教信仰。
同樣有害的是，在年輕人中反復灌輸淺薄的“好的禮貌”觀念，這種“好的禮貌”觀念對自身的正確性確信無疑，并且認為合適的禮貌比才智或者藝術創造、或者生命力、或者世界其他任何進步的源泉更值得去期望和“追求”。
在《教育的宗旨》(1926年)一書中，羅素闡明了他關于好學校和好教師的看法。
他區分了可視作理想品質的四個基本特征：活力、勇氣、敏感和智力。
例如，活力能使人們擺脫逐漸過時的舊思想，擴大他們對世界的了解和興趣，由此減少他們對其他人取得成就的不恰當的忌妒。
勇氣的最高類型——不是僅僅建立在抑制的基礎上——要求有兩個方面的精神特征：自尊和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人生觀。
自尊必須避開謙恭的不誠懇的自卑，應該建立在對自己的目標有個真正了解的基礎上。
最重要的是，勇氣必須面對現實世界，因為“勇氣完善的典型出現在有諸多興趣的人的身上，他感到自我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這不是通過鄙視自己、而是通過看重許多非他自身的東西而達到的”。
良好教育的第三個特征是敏感，尤其是那種罕有的但卻是重要的抽象的同情。
這種同情有助于減輕那些遠方和看不見的痛苦。
羅素說，在個人交往中，友善和慷慨的人，有可能是依靠剝削許多窮人的工業來賺錢的人，他從未目睹過這些窮人的苦難。
他寫道：“那就是為什么大規模的工業主義是如此的殘酷以及為什么對隸屬民族的壓迫被容忍的基本原因。
”
最后，在學校教育中，智力必須得到發展。
這種智力的培養不是通過向孩子們灌輸信仰，而是建立在孩子對世界本能的好奇心上。
一旦開明、耐性和工業結合，好奇心將造就一個由有教養的公民組成的社會。
羅素的純文學能力——以一種流暢的文風表述的譏諷和諷刺的天才——在《智力垃圾素描：關于組織和個人的蠢行有趣的目錄冊》(1943年)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喬納森·斯威夫特如果在世，一定會自豪地宣稱這是他的杰作。
《智力垃圾素描》對存在于許多宗教信仰、民族主義者的自我吹噓和性行為的概念中的不一致性和非邏輯性進行了詼諧的揭露。
它充分體現了羅素思想中的最優秀的特性和這位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數學家對文學藝術的鑒賞力。
三、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安德斯·奧斯特林：
1946年，羅素的巨著《西方哲學史》問世時，他本人已經74歲，從他巨著中的各種深沉的功力來看，我們才了解他是經過多么艱難困苦的努力才有了這一成果。
如在談到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時，他說：“在研究某個哲學家時，正確的態度應是不卑不亢，先為他們的立場設身處地地想想，直至了解他的思想，才盡可能地放棄先前的偏見，采取正確的批判態度。
”
在這部書的另一處，他又寫道：“忘記哲學所討論的問題，或在心目中存在著各種先入為主的、固定的哲學答案，都是不好的，教我們如何學會生活在疑問中，但又別讓疑問搞得麻木不仁，這可能是我們當前那些研究哲學的人的最主要的課題。
”
半個世紀以來，由于羅素個人思想的高超，使他一直成為全球矚目與爭論的中心，他自己除了固定的寫作與研究以外，也隨時準備迎接任何戰斗，未曾一日懈怠。
在人類知識和數理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與牛頓在力學上的成就相媲美。
但并不是由于他在這方面的成就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是因為他能夠把一般性的哲學思想成功地介紹給人們，他這樣做，是對哲學家始終保持興趣的最成功的范例。
他的一生的著作，主要是為公眾的良知作辯護。
作為一個哲學家，他追求的是以洛克和休謨為代表的英國經驗哲學路線，對于那些觀念論的信條，他從來沒有為之動心，而且還是激烈的反對者。
對于歐洲大陸的那套哲學思想，他認為應該從英國的立場冷靜地去審視和探討。
他就是這樣，在嚴謹的態度中，不忘記發揮自己的敏銳，冷靜和機智，使他的著作充滿這些特性而成為非凡的作家，即使從純文學的觀點看，他的作品也是屬于永存的不朽之作。
諸如《西方哲學史》(1946年)、《人類的知識——它的極限和范圍》(1948年)以及《我的心路歷程》(收于1951年出版的《羅素哲學思想》中)，無不如此；當然，他的其它很多討論社會問題的著作也同樣是偉大不朽的作品。
羅素的觀點和意見的形成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對此不能簡單加以歸納。
他的家族在對待英國政治的立場，一直受到輝格黨傳統的影響。
他的祖父約翰·羅素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宮廷發言人。
所以，在他年少時便受到自由主義的熏陶，后來又遇到社會主義思潮的沖擊，使他成為事事都權衡輕重、擅長獨立思考的社會批評家。
他自始至終熱心地告誡我們，新官僚主義的危害，他強調個人的權利，反對集權制度，對工業文明的日益發展而造成的對人類簡樸的生活情趣的威脅，深感憂慮。
1920年，他訪蘇歸來后，便對共產主義表示失望和厭惡。
相反，在中國的旅行中，他卻深深地為中國的文化所吸引，對道家那種清靜的和儒家那種各任教化的精神，他認為可以作為平衡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略帶激進和野蠻的作風之用。
羅素的很多著作都招致了不少攻擊，與其他哲學家不同的是，他認為作為一個作家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緊迫的事。
當然，他的理性主義不可能解決所有棘手的問題，也不可能當作萬靈藥使用，即使是哲學家們愿意將“藥方”開出來也無濟于事。
不幸的是，世界上存在著而且永遠存在著一種神奇的力，使你脫離理性的分析或駕馭。
這樣，對羅素的著作，那怕從一種純粹實用的角度看，也沒有讓他的思想在兩次大戰期間受到很大重視，看來，主要是被完全拋棄了，但是，對他那種滿懷自信、敢于以樂觀堅決的態度力排眾議、說別人不敢說的話的思想家，我們是特別敬佩的，每次讀他的作品，如同聽蕭伯納喜劇中那心直口快的主人公說話時一樣舒服，因為那講話向來是以高昂的語調和伶俐的言辭而令人折服的。
總之，我們可以這樣說：羅素的哲學具體地體現了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先生當初設獎的動機，他們對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
兩人同樣相信懷疑論和“烏托邦”的理想，并對于當代世界的格局的悲觀看法而共同強調了人類行為的理想化。
瑞典學院確認為他把諾貝爾先生的思想得以發揚光大，所以，在本獎設立50周年之際，決定將該獎頒發給羅素，以獎勵他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倡導者和當之無愧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解放的巨擘。
我的天——就在整整200年前，讓一雅克·盧梭由于在回答“藝術和科學能否有助于人類道德”問題時，說了個“不”字，而獲得了第戎學院的頒獎，雖然這個否定并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舉動，也沒有什么重大結果，況且第戎學院也不存在什么革命性的目的，但今天，我們也以同樣的敬意，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您，因為您的哲學著作毫無疑問地表現了道德文明，并且是對諾貝爾的精神的極其完美的發揚光大。
所以，我們表彰您這位人道主義和思想解放的翹楚人物，同時，對于您親臨諾貝爾基金會 50周年慶祝大會，使我們深感榮幸。
現在，請您上來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195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四、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被審判的個人觀點：
1940年，世界著名哲學家、數學家伯特蘭·羅素收到了紐約市立大學邀請他到該校哲學系講學一年的聘書，但未等他到任，就被剝奪了這一機會。
他被指控是“不道德性關系的倡導者”，被迫忍受誹謗性的、侮辱人格的法院審判。
現在看來羅素的罪行實在是荒唐可笑的。
1925年——1929年，羅素以普通讀者為對象，寫了4本有關家庭婚姻問題的著作，即《我的信仰》、《教育與幸福生活》、《婚姻與道德》、《教育與現代世界》。
在書中，羅素措辭巧妙而客觀地評論了現代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問題，并最終建議：“試婚”或許會降低時下不斷增長的離婚率。
羅素的婚姻家庭觀念招致了社會保守勢力的一致反對，紐約大主教、布魯克林天主教會、狂熱的宗教組織、許多愛國團體、民主黨地方領袖及各大報紙，都成了傳統道德的衛道士，羅素成了它們聯合攻擊的對象。
漫罵、侮辱、人身攻擊鋪天蓋地向這位世界知名的學者壓來。
“道德敗壞者”、“異教教授”、“墮落的、十惡不赦的、背信棄義的、性雜交倡導者”、“邪惡的根源”、“性解放的毒瘤”等等，一時成了羅素的諢號。
最后，羅素的觀點又毫不例外地被說成是“親**”的。
布魯克林的一個婦女，因害怕她未成年的女兒成為羅素的學生，指控他不僅道德敗壞，而且信奉異教，要求取消他到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的資格。
這位夫人的律師用惡毒的言詞誹謗羅素，并向法庭提出起訴。
由于起訴性質不明確，羅素才擺脫一次侮辱性的法庭訴訟。
但受理此案的法官公然違背公正原則，決定進行重審。
由于受律師的唆使，法官明顯地偏袒原告和社會輿論。
法院的行為表明，美國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的操縱。
(由于該法官的行為過分露骨，法律界曾對其進行了批評。
1971年發表的“伯特蘭·羅素一案始末”一文，詳細分析了這一事件。
)
重新舉行的審理純屬擺擺形式，法官不許羅素為自己辯護，出示無人證實的事實，拒絕討論羅素書中的“色情”描寫，攻擊被告人的人格，并且把道德準則作為審判的依據。
這位法官根據一條適用于中小學的準則，宣布取消羅素到紐約大學任教的資格，并且阻止羅素的律師舉行聽證會和提出上訴，蠻橫地宣布羅素沒有資格享受這種權利。
保守勢力的惡毒攻擊誹謗，終未能擊垮羅素。
紐約市立大學雖未去成，但哈佛大學給他發了聘書。
1950年，瑞士學術委員會投票決定，將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與羅素。
五、評論界對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獲諾貝爾獎的反應：
1950年11月10日，當羅素得悉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消息時，他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準備作題為“心和物”的演講，在座的聽眾中有許多知名學者，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他的演講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當時羅素評論說：“我很高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這是我已經獲得兩次最高榮譽之一，另一次是大不列顛帝國榮譽勛章。
”
在某種意義上，羅素不得不和威廉·福克納分享人們的注意。
由于1949年授獎延期，福克納獲194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通知和羅素同時發出。
而且1950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是諾貝爾文學獎設立五十周年紀念年，瑞典文學院選擇了一個從未發表過一首詩或一部文學作品的作家，通過把諾貝爾的信念等同于羅素的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來表示對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紀念。
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卻是作為一個數學家而聞名于世的，盡管這有點明顯的奇特，但瑞典文學院對羅素和福克納的選擇卻獲得了好評。
《紐約時報》(1950年11月11日)的社論稱福克納和羅素是奇特的“諾貝爾伙伴”，但羅素是一個理應獲獎的“思想真正開明的人”，他的《西方哲學史》是“極富魅力的”著作。
《時代》雜志的評論認為這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并指出：“他有時敏銳地但又很多地論述了道德、政治、中國、婚姻、原子、布爾什維主義和世界政治。
”
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許是輕而易舉的，這不僅是由于他的自由主義，還由于他作為文體家的特殊聲望，他把他的非專門化的著作表述成適合于一般有思想、理解力強的讀者，而不是為脫離實際的教士們寫的。
奧爾德斯·赫克斯利贊揚羅素避免了“風格上的抑制作用”——不是以無法理解的僧侶式的文體來表達他晦澀的思想。
羅素獲獎的消息給他帶來很高的聲望，使他能在1950年11月繼續他的巡回演講。
繼普林斯頓之后，他又去了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吸引了大批聽眾。
朱麗葉·邁德洛克這位精通文學的經紀人被選為向導，帶著羅素環繞紐約城旅行。
報道說，“一路上人們里三層外四層地站在街道兩旁，希望奇跡發生，使自己能擠進去，或者至少能聽到他口叼煙斗說話的聲音，或者一睹羅素爵士的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