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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散文中最先發展起來的是政論文。
西漢初年，
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的余風猶存。
一些作家繼承先秦
諸子的優良傳統,關心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面對現實，分
析形勢，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見解和主張，使漢初政論
文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
賈誼和晁錯是這一時期政論文
的代表作家。
他們的政論文作品或針砭時弊，分析社會
實際存在的矛盾；或總結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
喻今，都寫得深切著明，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就
文章風格而論，賈誼、晁錯各有特點，魯迅在《漢文學
史綱要》指出：賈、晁為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賈
誼有文采而比較疏闊,晁錯則見識深遠,他們的政論“皆
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學成為士人仕進的
工具，而經學家的家法森嚴，章句煩瑣，許多士人皓首
窮經，日益脫離現實而不切實用。
西漢末年，讖緯之學
興起，東漢大盛，使空疏的經學又增加了神學色彩，一
般士人也無不受到影響。
所有這一切，使一般政論文也
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經學霧障，迂腐板滯而缺少生氣。
但
少數作家能夠沖破經學的束縛，繼承賈誼、晁錯的傳統，
對封建社會中日益尖銳的種種矛盾，統治階級的腐化侈
靡以及神學化的經學作了揭露和抨擊。
在文章風格上因
受到辭賦創作的影響，有趨于整飭、排比的特點，但思
想內容則與辭賦相反，絕少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頌揚。
西漢宣帝時的桓寬根據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鹽
鐵會議的文獻，剪裁、組織而成的《鹽鐵論》，不僅保
存了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也對當時的社會面貌有
具體生動的反映，其中對時政的批評，對社會不合理現
象的揭露,對不切實際、迂腐經生的諷刺,都很深刻。
在
形式上，《鹽鐵論》是漢賦主客問答形式的改造和變化，
有創新意義。
東漢政論文較著名的有王符的《潛夫論》、
崔□的《政論》和仲長統的《昌言》。
它們對東漢中葉
以后的社會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評，文章結構
嚴密，語言質樸，并常以歷史故實和生動的比喻增強其
論點的說服力。
但就文章氣勢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
漢的政論文。
東漢初年的王充是中國古代杰出的唯物主義的思想
家，所著《論衡》（85篇）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
作,他高舉“疾虛妄”的旗幟,批判了當時統治階級所提
倡的對于天道神權命運的迷信，并對傳統的思想提出了
大膽的懷疑。
他批評當時儒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
圣所言皆無非”的錯誤態度，并在《問孔》、《非韓》、
《刺孟》等篇中，對被儒家奉為圣人的孔孟的言論做了
分析，并指出其荒謬的地方。
由此出發，王充還對當時
以辭賦為主的正統文學的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進
行了尖銳的批判，并在《藝增》、《超奇》、《佚文》、
《案書》、《自紀》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張。
漢代散文中的史傳文成就突出，在中國古代文學發
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史記》、《漢書》在整個封
建時代，都被史學家及文學家奉為典范。
中國史官的建置極早，他們掌管國家的典冊，記言
記事,積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獻,供統治者咨詢和使用。
現
存的儒家“五經”及《左傳》、《國語》等，其初大都
出于史官之手。
戰國以后，特別是經過秦火，至漢王朝
建立時，史官制度已名存實亡，典籍圖書的散失更加嚴
重。
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至漢武帝時，社會經
濟、文化才出現了繁榮的景象。
與思想文化上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的政策一致，總結、整理歷史資料就成為文化
思想的必然趨勢。
《史記》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出
現的。
《史記》是中國史學中一部繼往開來的偉大著作，
作者司馬遷創造的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在漢以后一
直是歷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體制。
而《史記》的人物傳
記,由于作者的匠心獨運,使之成為中國古代歷史傳記文
學的開山之作，后代的文學家從中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面
的。
宋代鄭樵說：“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
不能舍其書。
”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
騷》。
”都說明司馬遷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偉大貢獻。
漢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綴集時事續補《史記》。
東漢初年班彪“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后傳》數
十篇”（《后漢書·班彪傳》）。
其子班固在此基礎上，
撰成《漢書》。
《漢書》的體制雖承襲《史記》，但它
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記載了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斷代歷史，是繼《史
記》之后又一創造和發展，對后代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
重大影響。
長期以來，史學界均以班馬、史漢并稱。
漢代散文，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還有小說一類，
《藝文志》載“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實為一千
三百九十篇）。
班固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
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漢書·藝文志》)
桓譚也說:“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
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李
善注引《新論》)漢代小說作品大都亡佚,現存題為漢人
所作者,如《十洲記》、《西京雜記》、《漢武帝內傳》
等,均出后人偽托。
但據班固、桓譚所論,及漢代小說佚
文、偽書所記,推測其內容當系志怪、志人之類,實為魏
晉小說之濫觴。
由于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
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不本經
傳,背于儒術”（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因而為當世
儒者所輕賤,以至無法流傳于后世。
漢人小說雖不存,但
現存的漢代散文著作中亦有類似小說者，如劉向的《說
苑》、《新序》、《列女傳》。
作者編纂這三部書的本
意是用歷史故事來宣揚封建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
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漢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間
的軼事、傳說和寓言，頗與后世小說相近。
此外，《吳
越春秋》、《越絕書》,舊時書錄均入史部,稱之為“雜
史”、“載記”。
兩書都是敘述春秋末年吳越爭霸史實，
主要根據《國語》，亦兼采《左傳》、《史記》的記載，
但其中也融入了有關的民間傳說，《四庫全書總目》稱
《吳越春秋》中“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圣三呼三應
之類，尤近小說家言,然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其
寫法對后世歷史演義小說是有啟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