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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于鼓動性，有縱橫家、雄辯家氣概，充分反映戰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
例如“許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問明許行一切生活資料的來源，以見社會分工的必要；再進而論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列舉堯、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責陳相背師說而學許行之道為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于幽谷”。
聲色俱厲，氣盛言宜。
又如“好辯”一章(《滕文公》下)歷述唐虞三代以來一治一亂之故，而以辟楊、墨的邪說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
又如“齊桓晉文”一間(《梁惠王》上)問齊宣王之所大欲，“曰：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自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鋪張揚厲，幾乎和縱橫策士抵掌而談的風趣相仿佛。
其次是善設機巧，引人入觳，先縱后擒，使人無法躲避。
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齊王為何“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后，即緊接“王請度之”。
但不待齊王回答，即又進而詰問：“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后快于心與?”逼使齊王不得不說出：“吾何快于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他用這層層追問、步步逼緊的方法進行論戰，有時竟弄得齊王只好“顧左右而言他”。
在和陳相辯論時，也用同樣的方法逼使陳相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這樣辯才無礙的學者，是頗有戰國策士之風的。
其次是常用譬喻來陳說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又加強了說服力。
例如對梁惠王“民不加多”之問，以戰為喻；對梁襄王“孰能一之”之問，以苗為喻；對齊宣王“不為”與“不能”之問，以“挾太山以超北海”及“為長者折枝”為喻等。
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簡單的、一般的，而是復雜的、多樣的。
舉其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晉人有馮婦者”章(《盡心》下)；有正意喻意并列的，如“魚，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疊互的，如“禮與食孰重”章(《告子》下)。
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長(《公孫丑》上)、齊人乞墦(《離婁》下)。
現舉后者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