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
篇《春》的賞析文字中這樣說到：“在朱自清的全部散文中，《春》是風格演變特別明顯的篇目。
究竟是哪些原因促成了這種演變？這篇散文在朱自清的創作中具有哪些特別的意義？依然值得我們去探究。
”本文就是從這一問題出發，著力挖掘朱自清散文創作風格演變背后的深層原因。
先來看幾篇名作的創作時間：《匆匆》（1922）、《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1924）、《溫州的蹤跡》（1924）、《荷塘月色》（1927）、《春》（1932年左右，一說1927年）、《潭柘寺、戒臺寺》（1934）。
翻遍《朱自清散文精編》（漓江出版社2007版），《春》的確是個特殊的存在，不得已編在集外散文部分，它的格調清新歡快、基調昂揚向上、寓意活潑淺顯，與其他朱自清的散文風格差異較大。
難怪有些學生受根深蒂固的課本影響，在接觸朱自清散文全集時會感覺疏遠陌生。
實際上，朱自清生逢顛沛流離的亂世，又生性秉直，生活頗為艱難。
而他的思想又絕不是毫無深度的麻木樂觀，所以在他的抒情寫景散文中一以貫之的應是淡淡的憂愁、連綿的哀傷，尤以前期名作《匆匆》、《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為代表。
甚至《綠》都沒有《春》那么積極興奮，所以真要提朱自清散文風格最典范的代表，應該是《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和《溫州的蹤跡》。
這是一種可與古典散文名著媲美的現代散文。
他善寫漂亮精致的抒情散文，對自然景物的精確觀察，對聲音、色彩的敏銳感覺，通過千姿百態、或動或靜的鮮明形象，巧妙的比喻、聯想，融入自己的感情色彩，便構成細密、幽遠、渾圓的意境，婉轉曲折的思緒中保持一種溫柔敦厚的氣氛。
而且前期散文中的唯美語言非常突出，以致有評價說他稍顯太過、著意為文。
但我并不這么認為，因為我也有過這種體驗。
只有年少輕狂、才氣逼人的青年才俊才有氣力、有精力、有能力寫下這樣辭藻華麗、意蘊繁復的絢爛言辭。
而一旦生活的重擔壓上肩頭，工作的瑣事填滿大腦，身心疲憊不堪、心力交瘁的感覺日復一日地加重，又怎么可能有閑暇、有腦力、有余情再去觸摸那些遙不可及的風花雪月、詩意盎然？而慢慢的文字都沾染上生活的蒼白無力、俗不可耐、江郎才盡，終于為世俗所接納，贏得一句“成熟自然”的稱號。
這不僅是朱自清的悲哀，也是所有中國傳統文人、知識精英的宿命。
后期朱自清的散文的確脫離雕琢痕跡，著意真情動人，但不可否認對中學生的語言功底訓練并沒有太多可供借鑒之處。
正如梁實秋所言：就一個人的發展過程而言，總要經過作文的三個階段——一看題目便覺一片空虛，不知如何落筆。
每次都是陳舊的開頭，總覺得文思枯澀、內容貧乏。
接下來又一種境界，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洋洋灑灑、波瀾壯闊。
作文知道割愛，才是進入第三個階段的跡象。
所謂“絢爛之極趨于平淡”，就是這種境界。
歷數作文三境界，朱自清散文的前后期作品恰好可分屬后兩種境界，歷來秉承蘇東坡為代表的宋代評價標準，偏好簡約淡雅，而非濃艷浮夸。
所以自然第三境界要高于第二境界，而我則快要為自己蛻變為第三階段而沾沾自喜。
但平心而論，我的內心一片悲涼。
而我固執認為，當前中學生缺少的不是真實自然，而是精致文風。
所以我寧愿讓他們先全部達到華而不實，再進行“繁華落盡見真淳”。
畢竟天天樸實白描算不得有才氣。
盤點朱自清命運多舛的一生，難道他自己就沒有對自己的創作有過一聲嘆息？這個誰能保證？我本想給北京的學生推薦他寫的游記《潭柘寺、戒臺寺》，但我看完之后實在不敢恭維，拉拉雜雜一灘瑣事散記，對真正的景物描寫反倒不怎么上心，更談不上妙筆生花。
也許是當時的景物沒有給他真正的觸動，沒有像秦淮河那樣的震撼。
所以他就沒寫出那般美妙細膩的文字。
但時間推進到1934年，時局混亂，朱自清縱為清華大學系主任也難逃家庭瑣事的纏身，看看他寫的《兒女》就行了。
兒女成群其實真不是什么好事，光吃飯就讓人犯難，一天下來的噪音讓朱自清坐立不安，又談何清心創作？他還怎么揮灑才情？
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
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 “開飯”的命令。
急促繁碎的腳步，夾著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
他們一遞一個地跑著喊著，將命令傳給廚房里傭人；便立刻搶著回來搬凳子。
于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
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著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
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
接著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干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卜；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
妻是照例安慰著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
我是個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著淚捧起碗了。
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
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游戲。
游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于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著嚷著，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
最為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于是非哭了不可的。
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
我若坐在家里看書或寫什么東西，管保一點鐘里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
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么，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
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里也有兵馬在進行著，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要換了我在這種環境里，恐怕連《潭柘寺》這種應景俗文都無心去寫，寫作功底瞬間蒸發為零。
所以不能不為朱自清感到惋惜，攤上這樣的家庭，再聯系其后的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夫復何求？也只有在我自己工作以后，才真正切身體會到在大學上文學史課時，那位老師的哀嘆：“我的孩子還在醫院里躺著，又讓我在這里給你們講《西廂記》中的風花雪月、兒女情長，我實在是沒心情。
”而當時我還暗諷她沒有才情，現在想來真是無地自容。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風格迥異的《春》，個人猜想一是本文系朱自清應約為中學撰寫的語文教材，從培養青年進取向上出發，作者采用了相應的積極、樂觀的感情基調。
二是作品的青春活力，反映了作者寫作時的心境。
《春》大概寫于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
1932年8月，朱自清漫游歐洲回國不久，便與陳竹隱女士結為美滿夫妻，并于同年9月出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33年4月，又喜得貴子。
朱自清生活中的順境與幸事，不能不對《春》的抒情格調產生影響。
而且那一派曼妙春光其實完全出自朱自清的一廂情愿的幻想，是他對內心桃花源的牧歌鳴奏。
所以與他一貫的文風歸根結底并無沖撞。
而且認真體味《春》的語言，與《綠》相比文采明顯遜色不少。
當然《春》特有它的優點：《春》的語言簡樸、活脫、口語化。
如寫草，“園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寫花，“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
這些語言都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生動活潑，節奏明快，語短意豐，表現力強。
作者為了更好地描寫春天，還采用比喻、擬人等多種修辭方法，使春天形象化、人格化。
文章的結尾三句話，便是這方面最好的例證。
誠然初一學生的作文如能達到這種水準已屬不易，但如果再將《綠》與之對比，那份呼之欲出的才氣讓讀者為之心意凜然、側目而視，相信文學功底孰高孰低，學生會一目了然。
所以世事蹉跎難免不在《春》中留下痕跡，也許這就是成長的代價吧。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兩篇朱自清散文進行對比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