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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商文化與天津民俗
清代詩人張船山(問陶)稱譽天津“十里魚鹽新澤國。
二分煙月小揚州”。
前人多看重天津的水鄉景色，即漁(次要的)鹽(主要的)之利帶來的風月繁華。
這一點，天津與揚州也很相似。
行銷淮鹽的商人與行銷蘆鹽的商人，所創造的文化扭轉與意蘊，在當時是頗為接近的。
天津鹽商文化對天津民風民情的改變，有積極影響，也有負面疚，從天津民俗整體看，都很明顯。
天津屯本為軍事建制。
因此，民風剽悍，造成遇事講打講鬧的社會風氣。
而鹽商如順治時張霖、康雍間的查日乾(天行)、安歧(儀周)，起造園林，延攬名士，換名話說，在天津，“引進文化”，成為一時風氣。
安歧“無聲爭之好，惟涉古今書畫名跡”，“收藏之富，甲于海內”，不能不說是一個天津文化的建設者，范寬〈雪景寒林圖〉，孫過庭〈書譜〉都是字氏家中物。
鹽商收
藏名跡的風尚，在晚清“八大家”中李善人身上遺風猶存。
李家珍藏宋元明珍本圖籍多種，是旬清大藏書家之一。
天津儒學始于明正統間。
在明、清兩代，不但有文學、武學，還有商學。
商學的生員即來自商、灶(鹽灶)兩稽查，主要來自鹽商，早期也由鹽商承擔經費。
鹽商積極興學，既因本身富于財力，又因商、灶兩稽查子弟可人科場，步入仕途。
天津第一所學校(康熙五十八年)“三取書院”，早期經費全由長蘆鹽商支會。
第二所“問津書院”。
則由鹽商查為義獻產而設。
天津河東鹽索一帶，從不講讀書習文，乾隆舉人楊一昆(無怪)在此設“起鳳樓書社”，使民風民情大為改觀。
而楊家即是鹽商。
天津一地，民風民俗由尚武而崇文，不能不承認鹽商文化是具有促進作用的。
就天津情況講，有一條顯而易見的規律：正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鹽。
遂閑堂張家行鹽有了錢，兒孫都步籬仕途；無錫華氏(南華)北遷后，祖先業鹽，后世出了內閣中丞華世奎。
李叔同(弘一)之父李世珍(小樓)，為同治進士，致仕后因辦鹽務成了巨富；楊一昆及其子楊恒占(進士)也是先仕而鹽發家的。
無論如何，科場功名，總是對文化的一種啟動力。
但鹽商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用錢堆起來的，無論起造園林，收藏名跡，延攬名士，縱情詩酒，沒有錢是辦不到的。
風月繁華的基石是白銀。
這說又影響天津的社會風氣“俗尚奢華”。
“八大家”中的鹽商振德黃、長源楊、益德王、益照臨張(海張五)、李善人，無不以揮霍性開支而聞名津沽。
天津鼓樓東姚家也是鹽商，而且姚豐年、姚承豐父子兩世進士，財力不下“八大家”，但家風清正，生活簡約，就不屬八大家。
從這一點看，鹽商文化對天津風俗糜爛又有大關系。
聘閨女講究：“過嫁妝”，娶媳婦講究“亮轎”，死人講究“出大殯”，辦會講究“設擺”，把家中珍貴文物擺出去，實際是“擺闊”。
由于金錢悖入悖出，因此天津又有“寶貴無三輩，清官不到頭”的說法。
楊一昆在〈天津論〉里說：“第一是走鹽商，走久接(結)地方。
一派綱總(鹽商公會頭目)更氣象：水晶頂，海龍裳，大轎玻璃窗兒亮，跑如飛蝗，把運司(鹽官)衙門上。
店役八九個，圍繞在轎旁，黑羔馬褂是尋常。
他(鹽商)的來頭可想。
”這就是鹽商的日常面貌和文化形象。
鹽商辦文化事業并不單純出于傾心文化藝術，主要還是附庸風雅。
張霖、查蓮坡皆能詩，但有幾首為人傳誦的天津詩人還是“獨有清韻在梅花”，屬于那家族累世清芬、佳仕途蹭蹬的梅成棟祖孫。
清代天津也沒有出現大書法家、大畫家，更沒有“金陵八家”、“吳門四子”畫派。
鹽商中人對于藝術總是浮皮蹭癢、水過地皮濕，點到而已(鹽商后裔另論)。
這種創作風氣，影響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