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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懷揣夢想的各地青年涌入深圳。
他們帶來了掘起熱土的力量，也催生了一個特有的文學現象：打工文學。
深圳是打工文學的策源地。
1984年，《特區文學》刊發了來深打工者林堅的短篇小說《深夜，海邊有一個人》，成為全國打工文學的“頭炮”。
深圳更是打工文學的舉旗者。
上世紀90年代起，深圳打工文學作家隊伍迅速壯大，《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等一系列優秀作品轟動全國。
在邁向市場化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打工文學根據時代變遷作出適時調整，日漸成熟。
如今，打工文學已經成為深圳文化品牌中一張閃亮的名片。
二十多年來，深圳打工文學的發展，是一條由幼稚到成長再到成熟的生命軌跡。
雛形孕育：真情筆觸引發共鳴
打工族背井離鄉，在卷入城市化進程后遭遇種種困境。
一方面，他們具有傳統農民文化資源稀少、無力爭取權利等弱勢群體的特征；另一方面，城鄉差異觸發他們情感錯位，“走出了鄉村，走不進城市”。
這些被壓抑的情感成為打工文學崛起的原動力。
自1984年誕生第一篇打工文學作品以來，無數個“林堅”開始動情寫下“別人的城市，自己的文學”，奠定了打工文學日后發展的基石：劉澍泉的《深圳臨時工》多角度解釋深圳幾十萬臨時工的奮發與悲歡；陳秉安的《來自女兒國的報告》書寫20萬女臨時工的愛欲渴求，生動呈現她們的生存圖景；蛇口一工地圍墻上還出現了這樣幾行字：“一早起床，兩腿齊飛，三洋打工，四海為家，五點下班，六步眩暈，七滴眼淚，八把鼻涕……”，成為“打工詩歌”的源頭。
深圳大學教授胡經之這樣評價打工文學的誕生：“它真切地反映了這一龐大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態、情感世界與理想追求，以形象、鮮活的文字，記載了當代中國人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過程的精神歷程。”
打工文學勃然興起之時，《特區文學》等雜志開始為這一類文學創作提供廣闊舞臺。
1988年，由寶安區文化局主辦的《大鵬灣》創刊。
這本以反映打工仔生活為己任、追求打工仔文學特色的刊物成為打工文學的“黃埔軍校”，受到廣大打工者的歡迎。
戴斌、謝湘南等一批因創作打工文學而引起文壇關注的作家、詩人，其成長都離不開《大鵬灣》的豐厚土壤。
深圳市文聯專職副主席、打工文學研究專家楊宏海認為，在深圳這個外來勞務工遠超過原住民的城市里，打工文化與打工文學從萌發時開始，就一直受到主流社會的關注和扶持。
羽翼漸豐：第一代作家掀旋風
打工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初迎來了發展黃金期，涌現了以林堅、張偉明、安子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文學作家。
當時，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打工文學”異軍突起》的文章，稱其“以短、平、快的節奏沖入中國的文壇，掀起一股旋風”。
這是打工文學的高產階段。
1992年，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學系列叢書”，其中包括報告文學集《青春尋夢》，安子的《青春驛站》，林堅、張偉明的《青春之旅》等八部作品。
當時擔任《青春尋夢》主編的楊宏海說：“這些作品大都屬于‘社會問題報告文學’。
它們以真實性的筆觸、原生態的信息，公開了‘打工一族’鮮為人知的生活，引導讀者了解打工階層乃至整個商品經濟條件下人與人間的新關系，以及勞資雙方既有合作又有斗爭的社會現實。”
這些飽含真情的作品在打工族間反響強烈，《大鵬灣》僅單期發行量就在10萬份以上。
在“打工文學系列叢書”中，長篇紀實文學《青春驛站》尤為值得關注。
作者安子通過16個打工妹的故事再現了打工妹的復雜心態和“每個人都有機會做太陽”的執著追求。
該作被《深圳特區報》、上海《文匯報》等多家報紙轉載。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主任彭學明認為，《青春驛站》文字粗糲，故事簡單，其文學性遠遠不及后來鄭小瓊、王十月的作品。
“但《青春驛站》巨大的真實性，卻掀起了打工文學的狂潮，這種情感的共鳴，是作品成功的最大因素。
《青春驛站》的真情實感，是對披著華麗的文學外衣卻不知情為何物的垃圾作品最大的打擊。”
鯤鵬展翅：新生代向新高度進發
進入新世紀以來，深圳打工文學邁向新臺階，崛起了王十月、戴斌、謝湘南等新一代打工作家和詩人。
2005年，共青團中央設立了針對進城務工青年的“鯤鵬文學獎”，打工文學已經進入了主流視野。
與上代相比，新一代打工作家開始回歸純文學、用更尖銳的目光觀照生活點滴，意境更深遠，胸懷更大氣。
在小說領域，深圳作家王十月是代表人物。
他的小說《出租屋里的磨刀聲》表現異鄉打工者的生存焦慮感和“如履薄冰”狀態，《刺個紋身才安全》、《示眾》涉及打工群體基本權益保障問題等等。
他說，自己在剛開始寫作時，心中的讀者就是在工廠打工的兄弟姐妹，“將有沒有感動工友作為檢驗小說好壞的重要指標”。
再看另一陣地——真正意義上的打工詩歌，也脫離了最初形態，登上舞臺。
謝湘南、安石榴等深圳詩人用“極具‘陌生化’效果的藝術觀照讓我們對打工生活有了立體化的認識，將打工文學的藝術成就推向新境界”。
深圳大學副教授黃玉蓉說。
打工文學自身發展的同時，也離不開深圳市委、市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有力支持。
多年來，深圳市為促進打工文學發展做了諸多有益的實踐。
自2005年起，深圳已連續五年成功舉辦“全國打工文學論壇”；2008年，深圳主辦了“全國首屆大型農民工詩歌征文大獎賽”。
深圳市寶安區作協主席王熙遠介紹，僅寶安一個區，就產生了近300人的打工作家群，其中有近80人經常在省級及省級以上報刊發表作品，這種獨特的“打工文學現象”還引起了中國文藝界的持續關注。
此外，全國獨創的《打工文學》周刊也由《寶安日報》推出，創刊一年多以來已發行近80期，為一大批打工文學新人提供了創作平臺。
可以說，打工文學早已深深地浸入于深圳的骨髓，成為這座城市的文脈。
對于未來，不少研究者認為打工文學會長期發展。
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員王為理說：“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才剛剛進入中興階段，打工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持續存在。
”另一方面，專家也為它走向新輝煌獻策，著名評論家蕭夏林認為，打工文學應該告別單純的體驗式寫作階段，進入更深層次的研究領域。
讓打工文學現象進入大學研究領域，在文學的框架下進行多元、系統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