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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以寫作為工作者，從事文學創作有成就的人。
因此，一般能被稱為“作家”者，其作品大都能夠獲得正規出版社的出版，并在市場上暢銷，擁有一定的讀者群。
按照創作題材來看，作家主要有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文學評論家、雜文家等。
最早的“作家”是管理家務的意思，此語入書見于《三國志·楊戲傳》：“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晉書·食貨志》載：“（漢）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
這說明自三國至晉代“作家”系指“治家”而言。
漢桓帝沒登基時過著清貧生活。
因不善治家理財，才弄得沒有私蓄。
“作家”一詞轉變成含意始于唐代。
據北宋李日方撰《太平廣記》載：“唐宰相王好與人作碑志，有送潤毫（酬金）者，誤叩右丞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這就是唐宋時期對在文學藝術上成績卓著者稱“作家”的來由。
明代詩人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說：“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
”這說盛唐時選列出來的“作家”以陜西（秦）、山西（晉）人居多。
作家也有按寫作內容劃分的，有嚴肅文學作家，如鐵凝、張賢亮，賈平凹、李吉順，有通俗作家，如王朔，有情感作家，如鞏玟語，有寫言情小說作家，比如瓊瑤。
按寫作傾向劃分，有身體寫作的作家，如衛彗，棉棉。
按年代劃分有70后作家，如安妮寶貝、李吉順等。
80后作家，如張悅然、韓寒、周嘉寧、林星、鄧安東、李子悅 葉小峰等。
按個性分，有“大巴山主峰神秘野美女作家毛竹”“泥娃娃作家老村”等。
作家還有一定的組織，如作家協會,其最高領導機構為中國作家協會，各省市還設有分支協會，作家協會負責幫助和指導作家寫作。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加上網絡信息的迅猛發展，造就了80后特殊的生存環境，80后以其獨特的文風在文壇獨樹一旗，以韓寒、張悅然、春樹、郭敬明、鄧安東、小飯、孫睿、韓寒、陸緘、周嘉寧、林星、李傻傻、袁博、枚庸、郭敖、屈濤等為代表的80后作家開始從全新的角度繼續詮釋和闡述著文學創作的含義，無論80后對錯，將來都會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面對80后的成長，我們更應該鼓勵和支持。
作家劃分
按寫作內容劃分
嚴肅文學作家，如鐵凝、張賢亮，賈平凹； 通俗作家，如金庸，古龍，郭瑞琳。
另類作家，如王朔、王小波。
寫言情小說作家，比如瓊瑤。
按個性劃分
“大巴山神秘野美人毛竹” “泥娃娃作家老村”等。
按創作風格劃分
純文學作家，如阿成、白天光、遲子建、李吉順，楊志軍，郭瑞琳，昌耀； 荒誕文學作家，如今何在、狂狷。
按寫作傾向劃分
有用頭腦寫作的，如二月河； 用情感寫作的，如海巖； 用身體寫作的，如衛彗，棉棉。
按年代劃分
70后作家，如安妮寶貝、魏微、李吉順、郭瑞琳； 80后作家，如李子悅、韓寒、郭敬明、王寒星、張悅然、春樹、鄭小瓊等。
編輯本段作家責任
（以大江健三郎為例） 作為二戰后登上文壇的存在主義作家，大江健三郎非常重視作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
他的作品多以表現人在閉塞的社會空間中感受到的生存危機，和尋找失落的自我的狀態為主，在表現形式和文學觀念上，將重點放在整個社會的危機意識，以及新時代核武器對人類的威脅和殘疾等新問題上，本著存在的本質觀念，發揮文學的想象力和表現力，積極追求“介入文學”。
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發表的鴻篇巨制《燃燒的綠樹》，也是背負著沉重歷史性和責任感的作品，并且，作家探討的是其面臨和關注的種種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中有關靈魂的主題，試圖在自己的鄉土上尋找靈魂的根本所在。
作品描寫了位于被森林環抱的山谷中一個新興宗教的誕生、發展以及蛻變的全過程。
《燃燒的綠樹》這一題目取自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動搖》中的一節，一棵樹，一側在熊熊燃燒，一側卻郁郁蔥蔥掛著露珠。
這里暗喻的是：一半是志于升天的靈魂，一半是根植于現世的肉體，肉體與靈魂共生。
表面看來，作家是在描寫古老的神話和現代的新興宗教，而實際上則是在寫處于核時代里的人們的精神狀態。
可以了解，現代的日本社會雖然物質生活豐贍充裕，但精神世界卻匱乏貧瘠，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人們在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帶來的歡愉的同時，也在切實地體味著由現代物質文明帶來的精神空虛的苦澀，人們普遍持有一種末世般的惶恐，紛紛去尋覓某種精神上的慰藉和棲息之所。
于是乎就有了如“奧姆真理教”之類的新興“宗教”等社會現象的產生，并由此而引發出諸多社會問題。
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似乎又是歷史演繹的必然。
也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也就有了大江的《燃燒的綠樹》的問世。
因此，該小說與當今日本社會的某些現象有相吻合之處，是順理成章的。
大江在談及這部作品的核心問題時說：該小說是就廣島及當今危及整個世界的核武器問題進行思考的小說，如果說當今人類需要有一個從“核冬天”向“生命之春”的信仰過渡的話，那么我等無信仰者不是也可從某些宗教傳統的祈禱的人們那里獲得借鑒么？或許是基于上述思考，大江在小說中使用了基督教的“救世主”、“教會”、“福音書”等，但需要明確的是，他們的祈禱并不是以傳統的神的存在為前提的，而是自我造神，在完成了造神運動后進行“祈禱”。
他們的祈禱不是為了“核冬天”，而是為了“生命之春”的永世長存。
也就是說，大江是用宗教的形式來描繪當代日本社會的人們的精神狀態，借用神話般的題材在探討現代人生存出路，企圖尋找一條解救人類危機的途徑。
曾經有消息披露，大江健三郎將終止文學創作，《燃燒的綠樹》將是他“最后的小說”。
因為作家認為“再也沒有可寫的小說了”。
也就是說，大江一生中所追求的主題在《燃燒的綠樹》中已經得到淋漓酣暢的發揮。
大江通過長期居住在森林山谷的大自然生活體驗所培育出來的豐富想象力，通過調查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所獲得悲慘見聞，以及經歷兒子天生殘疾而承受的痛苦體驗，從而產生對生與死的關注和對生命的關愛，樹立起一種“戰斗的人道主義精神”。
這三重體驗及對其進行的深入思考，成為大江最主要的創作源泉和作品主題。
令人欽佩的是，作家跳出了個人體驗的小圈子，將個人的體驗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作為文化整體問題來思考、概括、把握、升華。
而這部“最后的小說”就是他對日本人的靈魂和精神進行思索的結晶，凸顯了作家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值得慶幸的是，大江并沒有信守自己“封筆”的諾言，在《燃燒的綠樹》之后，他又受“奧姆真理教”施放毒氣事件的震撼，創作了小說《空翻》，通過“奧姆真理教”的毀滅，揭示這一**產生的精神背景就是現代人信仰的危機，對現代人的信仰、靈魂和精神進行嚴酷的拷問，追求人類文明的延續。
他說：“日本出現奧姆真理教這個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就說明我們必須重視和研究有關靈魂和精神的問題，我只不過是在文學上將其反映出來罷了”。
這或許就是歷史和社會賦予作家的責任。
參考資料：http://**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