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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是明朝所寫，《紅樓夢》是清朝所寫。
此四部巨著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難分高低的，都有著極高的文學水平和藝術成就，細致的刻畫和所蘊含的深刻思想都為歷代讀者所稱道，其中的故事、場景、人物已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
可謂中國文學史上的四座偉大豐碑。
擴展資料：
“四大名著”是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因為并沒有誰公開提出這個概念，一般把《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這四部小說叫做“四大名著”。
明代“后七子”的領袖人物，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叫王世貞，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奇書“這個名詞，但他講的“四大奇書”，指的是《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
而馮夢龍在王世貞之后，也提出了”四大奇書“的說法，而他指的則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
到清代初年，李漁則在醉畊堂本醉畊堂《四大奇書第一種》（《三國演義》）卷首作序：“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
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游》與《金瓶梅》也。
兩人之論各異。
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
《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
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
可以看出，李漁并不贊成昔弇州先生（即王世貞）的說法，他認為《史記》、《南華》（即《莊子》）、《水滸傳》、《西廂記》并不是同類著作，其中《史記》為歷史散文，《莊子》是哲學散文集，《西廂記》則屬戲曲劇本，因此不能放在一起并稱“奇書”。
而馮夢龍所評“奇書”，則屬于同一個類型的書，都是長篇通俗小說，同樣反映了共同的社會文化特點和普通民眾的文化消費需求，可以放在一起并稱為“四大奇書”。
經過李漁的肯定，馮夢龍所提“四大奇書”，則開始廣為流傳，并被人們所接受。
“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由于有性的描寫，被視為誨淫小說，從清順治年間起，便先后頒布了十余次法令，在全國各地查禁銷毀各種淫詞小說；而《金瓶梅》及其續書便在其中，被列為禁書。
后來，《紅樓夢》于清乾隆年間問世，雖與之類似，也有人認為《紅樓夢》是脫胎于《金瓶梅》，但由于《紅樓夢》相對問世較晚，并且未被完全禁止，所以《紅樓夢》逐步取代《金瓶梅》，形成了新的“四大奇書”。
而如今的“四大名著”，是“四大奇書”的現代叫法，這個說法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在近代此四部著作出版量巨大，一些出版商社便把這四部小說合并出版，并冠以“四大名著”系列叢書。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最先推出了這四部小說，其他的出版社跟著效仿，四大名著的稱呼也隨之流行開來。
四大名著繼承載著無數文化精華，在浩瀚如煙的古典小說領域中如四座屹立不倒的高山，任滄海桑田如何變幻，其偉岸身姿始終不被湮滅。
不論是在藝術手法還是在思維深度上，它們都代表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是悠悠中國文學史上燦爛輝煌的一筆。
研讀四大名著，為我們提供了閱歷中國傳統人文、社會、倫理、歷史、地理、民俗、心理、處事策略的機會，在怡情悅性的同時，也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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