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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論文
多極格局是21世紀國際體系的理想境界
近年來，人們——至少是那些具有起碼洞察力的國際問題觀察家們——就國際政治經濟前景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是世界正在從作為冷戰時代基本標志的大致兩極的格局，迅速地向多極格局轉變。
〔1 〕多極格局不僅將有助于世界穩定與和平，〔2 〕因而有利于各國的獨立自主和經濟成長，還將為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價值體系的多樣化發展及其盡可能平等的交流提供必要保障。
在現代國際體系初創年代即所謂歐洲國家體系的生成時期里，由荷蘭和英國領頭的歐洲多數國家聯盟以“歐洲自由”（the Liberty of Europe）為道義依據， 憑借與之休戚相關的均勢機制，先后挫敗了一度占有巨大優勢的哈布斯堡家族和法王路易十四建立“普遍君主國”（universal monarchy）的稱霸努力。
〔3 〕與此相似，即將步入21世紀的人們有理由期望和追求并非兩極、更非單極的世界自由和世界均勢，雖然此類目標的實現不像過去那般往往有賴于戰爭。
二、美國面對世界多極化趨勢的態度：從拒斥到不情愿的接受
在觀察和思考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時，必然碰到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亦可稱為唯一的世界強國）美國對這一趨勢持什么態度。
在冷戰時代，除了主要從冷戰需要出發支持西歐、日本經濟成長和同樣從冷戰需要出發改善對華關系外，美國根本不愿接受任何真正的多極化動向，以至于社勒斯把第三世界國家的中立主義和不結盟——世界多極化的萌芽之一——斥責為“不道德的”。
〔4 〕即使那賦予美國空前的世界政治和戰略權勢的兩極格局，也是美國鑒于嚴酷的美蘇軍事對峙邏輯（尤其是核恐怖平衡邏輯）很不情愿地忍受的，哪怕這一格局在美蘇關系相對緩和時期里，因其包含的超級大國共同控制機能而使美國獲得不少額外便利。
蘇聯解體加上海灣戰爭大勝造就的興奮感和陶醉感，導致美國朝野當真規劃起美國權勢及其價值觀一統天下的圖景來，其狀若撇開威爾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當政末期不談，肯定為美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正如思想頗為激進的著名國際法學者理查德•弗爾克不無厭惡地描述的那樣，從行政當局領導到大多數政治家，精英們“容光煥發地談論全球安全領域美國無可爭議的優勢這一‘單極時刻’，它帶來了在維護美國利益的同時廣泛散布美國價值觀的機會和責任……關于美國全球前景的新熱情確定了對外政策辯論的基調。
”〔5〕
然而，“單極時刻”為時甚短，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新熱情”為時甚短，因為世界多極化趨勢不可能被那些似乎象征美國將君臨天下的戲劇性事件長久掩蓋，也因為經過戰后半個世紀反復陶冶，美利堅民族及其政治領導的國際政治直覺能力與先前相比多少有所長進。
中國近年來經濟高速發展，政治持續穩定；俄羅斯隨國內局勢逐步好轉，其對美外交由軟弱漸趨剛強；西歐一體化保持長足進展，除法國一向不憚于同美國頂撞外，德國的對美姿態越來越顯示出自主色彩。
所有這些，加上在冷戰時代早已分明可見的日本強大經濟競爭能力以及欠發達世界政治事態之復雜多變和難以控制，向美國表明單極世界只是其一廂情愿，而冷戰結束后美國公眾日益明顯的內向情緒，進一步促使行政當局在干預外部世界時留心審慎從事。
種種內外因素使得克林頓政府與其前任以及國會、共和黨人相比，在對待世界多極化趨勢方面越來越顯得較為求實，較為精細，盡管遠沒有理由可以確認它完全放棄了構筑盡可能單極化的世界秩序的奢望。
三、美國對新興國家的分類：親疏不同、戰略各異
從美國的角度看，對待世界多極化趨勢的態度，歸根結底是對待世界政治經濟結構中具有巨大實在或潛在影響的新興力量的態度，尤其是對待那些在總體實力或其中若干決定性要素方面勢將接近甚至趕上美國的新興強國的態度，并且連同由這態度決定的、對待新興強國的根本戰略。
經過冷戰結束后好幾年的國際動蕩和國內辯論，到第二屆克林頓政府施政，美國終于在世界多極化趨勢問題上形成了相當明確、并且大約相當持久的態度模式和戰略框架，其征象首推北約東擴的正式決定和近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大幅度調整。
依照既存關系的遠近親疏（主要指對美國價值觀念體系、特別是其冷戰后對外政策基本目標〔6 〕的認同程度）以及對美國來說的戰略和經濟重要性，將新興強國分門別類，無疑是這態度模式和戰略框架的首要特征。
據此，日本和美國的中西歐盟國、特別是德國被歸于同一大類，亦即美國的主要盟友，雖然在蘇聯解體前后，日本曾一度以其經濟和技術競爭實力被許多美國人視為未來的最大對手。
〔7〕俄羅斯自成另一類， 其當權階層的國內政治信念和意識形態取向比較接近美國，但其對外民族主義情緒、大國情結以及重新崛起為世界強國的潛能使美國既不甘冷戰“勝利”，亦不敢掉以輕心。
至于中國，則又成一類。
12億人口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日益廣泛深入地參與國際社會（并逐漸遵循多半由美國主持構建的若干重大國際體制）的同時堅持對外獨立自主，在總體實力及國際影響尚遠不及美國的同時表現出高速發展的強勁勢頭和上升為一大強國的可觀前景。
從美國政府的角度看，這樣的中國無疑代表著一個最為復雜但意義也幾乎最為重大的長期性外交、戰略和經濟問題。
根據對實在或潛在的新興強國的上述基本分類，克林頓政府形成了一套分別對待的、不同的根本戰略，其宗旨都在于在不引發長期對抗或全局性沖突危機的前提下盡可能長久地維持美國優勢。
這些戰略總的來說，包含著合作、協調和局部遏制這三大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不同搭配，體現了一種長遠的考慮，亦即將世界多極化趨勢容納到促進美國重大利益或至少不嚴重損害之的范圍以內。
就對待德國和日本而言，美國以合作為主，從根本上說是沿用二戰結束后不多久即已成形的那種包容（cooperation）戰略， 以包容來造就美國在對付其它強國時可以援引的重要支持力量，并且同樣以包容來防止它們在逐漸增強的經濟能力和政治自信的激勵下，以及在區域性地緣政治結構內虛弱地帶（或曰“權勢真空”）的吸引下，重新成為對美國的重大威脅。
北約東擴就帶有此種含義，其主要副產品無疑包括排除一個一盤散沙似的虛弱的東歐將來引起德國單方面向東擴張〔8〕的可能性， 那是兩戰之間的歷史早已證明了的。
經調整后的美日安保條約體制也多少具有類似的附帶意義，只是制約日本力量的一面遠不如借用日本力量那么重要和明顯。
對于俄羅斯，美國的根本戰略是合作與局部遏制并立，前者主要指幫助維護傾向于西方政治觀念的俄羅斯當權派，推進那里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并在削減核武器、防止核擴散和解決中東、海灣問題等方面取得俄羅斯的協作，后者則主要指盡可能杜絕俄羅斯恢復前蘇聯版圖和重建其東歐控制權的可能性，北約東擴即以此為首要宗旨。
對于中國，克林頓政府喜歡用全面或建設性“接觸”這一相當含糊寬泛的術語來表述其根本戰略，其內涵實際上主要是協調，再加上局部遏制。
協調以雙方在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方面多有抵觸為前提，通過彼此調整、特別是互作讓步來追求合作，限制分歧。
〔9〕當然， 就美國行政當局更廣泛、更長遠的考慮而論，協調還包含著將中國包容進多半由美國主持確定的種種國際體制的意思，以求一個趨于富強的中國不挑戰美國的重大國際利益。
至于局部遏制，則主要體現在美國構筑和強化的西太平洋地緣戰略環帶上，在該地區的美國軍事存在、經過最近修訂的美日安保條約體制以及美韓和美臺關系是其最重要環節。
很容易看到，在美國對待實有或潛在的新興強國、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的上述所有戰略中，帶有軍事意義的戰略層面幾乎一概是最基本的，地理上或其它形式的戰略警戒或戰略防線幾乎總是被置于最優先位置。
也就是說，在此等戰略利益規定同外交或經濟需要相抵觸的場合，美國政府大抵會以后者為代價來滿足前者。
按照上面的分析和判斷，世界上實有或潛在的新興強國所面對的一項基本形勢，是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對世界多極化趨勢抱著既有接受和順應一面、又有戒備和阻撓一面的兩重態度。
尤其對俄羅斯和中國來說，所須對待的美國根本戰略既包含合作與協調成份，也包含顯著的遏制成份。
這樣的基本形勢給此等國家帶來了事關重大的歷史機遇，也帶來了不容漠視的國際困難。
事實上，20世紀世界政治的根本動態之一——洲級大國的新興絕對優勢——只有俄羅斯和中國，或許還有一兩個目前欠發達的非西方大國和尚待政治一體化的真正聯合的歐洲，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新世紀里成為同美國接近或并立的世界強國。
〔10〕由此看來，俄羅斯和中國特別需要注重美國的態度和戰略，理解其兩重性，充分利用與之相關的歷史機遇并有效對待與之相關的困難。
就中俄兩國比較而言，中國在前述對美既存關系的親疏遠近方面不如俄羅斯有利，然而憑借近年來的經濟騰飛，在對美國的經濟重要性方面遠勝于俄羅斯。
中國可以比俄羅斯更成功地利用上述機遇和對付上述困難。
四、***主席訪美的成就與意義
討論了美國對世界多極化趨勢的態度以及相關的戰略之后，便能在較為寬廣的背景下考察***主席訪美的巨大成就及其深遠意義。
以這次訪美造就的中美關系新氣氛及其具體成果為標志，中美兩國政府領導顯然都已開始用現有的世界強國對新興的未來強國這一范式，作為認識雙邊關系之長期走向的首要框架，并據此做出了基本平行或互補的重大戰略選擇。
在***主席抵達華盛頓當天，奧爾布賴特對報界的下述談話大意尤為清楚地說明了美國政府方面的根本考慮：不管美國做什么，中國都必定是世界政治經濟中的上升的新興力量；歷史告訴美國，對待此種力量的恰當辦法是邀請其加入國際共同體，使之遵守其規范。
〔11〕撇開其中維護美國優勢的心態不談，此類話語大致符合中國近年來所要求的那種處理美中關系所應有的“歷史高度”和“戰略眼光”，符合**此次在美國一再指出的中國可有并且應有的國際作用，即一個富強的中國有利于世界穩定與和平，一個富強的中國能夠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克林頓政府關于***主席此次訪美的言行，集中反映了經過中美關系一度緊張和美國國內大辯論而適才占據上風的一種根本認識，它除上述奧爾布賴特談話所表明的那一點外還包括：中國的主要制度和意識形態雖然仍離美國的價值標準甚遠，但在體制、觀念和政策方面確實發生了趨于寬松、多樣化和穩健的顯著變化；一個美國與之合作而非敵對的中國會在全球安全體制和地緣政治中起到對美國相當有利的作用，盡管中國的強盛趨勢同時會在這兩方面給美國帶來麻煩；中國市場具有重大意義，美中關系狀況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已經不容漠視并將越來越大。
〔12〕正是從這樣的根本認識出發，才有前面所說的那種以協調為中心內容、輔之以局部遏制的根本戰略。
它們同中國的對美認識和戰略合成作用，導致了伴隨**訪美而正式生成的中美關系體制。
這里所謂體制，是在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體制理論意義上的那種“ 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它包括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或曰機制）這四個要素。
“體制的原則籠統地規定其成員被期望追求的目的。
”〔13〕就中美關系體制而言，它們集中表現在**于訪美期間反復強調并作為雙方共同立場載入中美聯合聲明的一個基本觀點，即中美兩國共同承擔責任，努力實現21世紀的世界和平與繁榮，據此兩國應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
正如**和隨行的錢其琛外長總結的那樣，在此目標上達成的中美共識，是此次訪問的最重要成果。
“規范包含就什么是正當和不正當的行為方式對體制成員作出的多少較為明晰的指令，它們仍然是以比較籠統的方式來規定責任和義務。
”中美關系體制的規范首先在于中美聯合聲明所說的中美兩國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認識，應本著合作與坦誠精神促進兩國關系的具體進展，其次在于**即將離美回國時宣告的下述中美共同立場：雙方同意通過彼此協商妥善處理彼此之間的分歧；一時解決不了的可以求同存異，不應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看作發展中美關系的障礙。
體制的規則“更為具體：它們更詳細地指示了體制成員的具體權利和義務。
”中美關系體制的規則主要涉及臺灣、世界及地區和平與穩定、能源和環保合作、經貿關系、和平利用核能、防止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人權、法律合作，中美兩軍關系以及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美國政府在中美聯合聲明中重申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
在世界及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中美兩國承諾：支持聯合國在包括維持和平以及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球事務中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合作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并通過四方會談推動建立半島的持久和平；維護中東、海灣和南亞等重要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在經貿關系領域，兩國承諾加緊關于一系列有關問題的談判，以便中國可以在有商業意義的基礎上早日加入世貿組織。
關于和平利用核能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中美共同立意按照業已達成的協議促進兩國間的和平核合作和研究，致力于促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盡早生效，不向未接受保障監督的核設施提供任何幫助，嚴格控制核和雙用途材料及相關技術的出口，并合作維護和貫徹《禁止化學武器公約》與《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
關于人權，中美雙方除重申均致力于促進和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外，確定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通過政府和非政府渠道討論有關分歧。
法律合作領域的規則主要包括加強雙方在打擊國際有組織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方面的合作以及采取貫徹此類合作的具體措施。
另外，在能源和環保合作、兩軍關系以及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問題上的若干規則，也經**訪美而得到雙方共同重申或創設。
至于中美關系體制包含的決策程序或機制，在理論上“具有和規劃同等程度的具體性，但涉及的是程度而非實質，提供貫徹體制原則和修改體制規則的途徑。
”就中美關系實踐而言，它們在中美聯合聲明中得到了多層次、多方面的創設和規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兩國元首定期訪問對方首都，建立元首間直接通訊聯絡（“熱線”），部級官員定期磋商政治、軍事、安全和軍控問題，在雙邊和多邊框架內討論或談判與聯合國、朝鮮半島、中美經貿關系、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有關的事務，設立執法合作聯合聯絡機構，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等。
“原則、規范、規則和程序都包含著有關行為方式的指令：它們規定某一些行為，禁止另一些行為。
它們含有義務的意思，即使這些義務并非能夠通過一個等級式的法律制度來強行實施。”
主席訪美結果表明，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新階段。
這既來自中國政府的不懈努力，也來自美國政府就世界多極化趨勢形成的比較現實、比較精細的態度。
然而，鑒于許多觀察家歷年來對中美關系的估計易于過分樂觀或過分悲觀，我們在隨**訪美而來的良好形勢中，應當特別注意提防過分樂觀的傾向。
中美關系的發展仍然面臨著諸種不容忽視的困難：美國行政當局仍然持有根深蒂固的維持美國世界強權、懷疑或戒備多極化的心態；美國國內**勢力仍然活躍，疑懼中國的公眾情緒也還比較廣泛；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中美關系共同規則仍非足夠具體，足夠完整，尤其是關于臺灣和人權問題的分歧還相當嚴重；過去的多次經驗提示人們，美國政府今后是否會始終不渝地信守中美關系的既定原則、規范和規則仍非無可懷疑；中國方面也一如既往，需要不斷提高對世界事務、美國國內政治和美國對外政策的認識水平，更適切地推進對美外交。
正像美國**為討好國內**勢力而在**訪美期間宣布設立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一事所反映的那樣，中美關系仍然任重道遠。
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