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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曾以“美是難的”來概括他對美本質問題的探索歷程，今天如果我們謙遜一點的話，恐怕還是要說像藝術的本質這樣的問題，也的確是難于探討、難于定論的。
面對著關于藝術的紛繁說法，我首先要問：藝術，你到底是什么？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開宗明義的說道：“藝術以另一種方式確鑿無疑地成為藝術家和作品的本源”。
事實也的確如此，談及藝術，我們必然要涉及到藝術家和藝術作品。
因此，從關于藝術的諸多混沌的闡釋中，我選擇從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角度試圖來揭開藝術神秘的面紗。
縱觀漫長的藝術史，不難發現，有一個嚴肅的命題是不可回避的：人與世界的關系，而這也恰恰是詮釋藝術史的根基和主線。
無論是從高更那幅具有“終極設問”意味的畫——《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什么？我們要到哪里去？》，還是從徐悲鴻那幅具有拷問人生行動意義的《愚公移山》中，我都頓覺有一種被穿透感，我強烈感到冥冥宇宙中有種千絲萬縷的情結在撕扯著我的心。
藝術是什么？面對這個古老的命題，海德格爾說：“藝術是自行置入作品中的真理”，藝術 “是對作品中真理的創造性保藏”，“藝術是人的創造和保藏。
”歸根結底，從藝術創作本體上講，藝術風格的形成實際上表現了一種人與世界的存在關系，風格的變化也預示著人與世界存在關系的變化，意味著人類一種感覺領域的消退和另一種感覺領域的打開。
藝術創造的本質在于藝術家通過藝術形式來把握世界，這種把握不是對世界的簡單描摹，而是藝術家通過感性創造活動來對宇宙、歷史及人生進行的深度闡釋與意義重建。
藝術形式或藝術風格則是這種闡釋或創造活動的感性顯現。
正因為如此，通過藝術形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藝術家的個性心理與文化修養，還可以看到藝術家對于社會、政治及歷史的認識和理解，看到藝術家對于宇宙、世界和人生的體驗和感悟，甚至看到藝術家所處的整個時代的精神狀況。
因此，關于藝術，我想說：人與世界的關系主宰一切！但是，有了詮釋藝術史的這條主線，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在藝術的海洋里輕松暢游。
在藝術世界里，空間和時間相互交錯著，紛繁而復雜：地理上的暫時性組合在不停地改變著藝術的形式與功能;任何作品都帶著奔騰流逝的時間，它既沉浸在亙古洪蕪之內，又蘊含于最為遙遠的未來之中。
就像希臘藝術，在多少個世紀之后仍然在撥動著人們的心弦，原始的繪畫在被發現之時仍如同它起始時一樣有著令人目眩的燦爛。
面對這般浩如星空的藝術世界，我們更加需要的是為藝術之長龍點睛。
圣母瑪利亞這一在藝術世界中頻繁出現的形象，被眾多藝術大師所演繹。
但是，在米開朗其羅、拉斐爾等不同大師的筆下，瑪利亞卻有著不同的面容和神質。
在有限的生命中我們不可能抓住這浩渺的諸多藝術形象，但是我們卻可以更近一步，把握藝術理論的模型。
換言之，藝術現象的混亂為藝術理論的形成提供的不僅是素材，更是基礎，雖然是藝術史，詮釋的根基仍舊是理論。
因此可以說，理論的形成和構筑高于一切！因此，關于藝術，我要說：理論模型解決一切！讓我們進行一次藝術星空中的撞擊，來一次猛烈的頭腦風暴吧！當然，我們并不能到此為止，停滯不前，那樣是對于藝術的固化。
在建構了藝術的理論模型后，我們要繼續向前，去追尋永恒，去尋求藝術世界中的終極結論。
在古希臘，按尼采的說法，藝術的使命就是來抵抗人生的悲劇性，讓藝術賦予人生意義。
或許我們看過梵高的那幅經典的繪畫《農靴》，事實上它之所以成為經典更多的是因為海德格爾的經典評述，我們從梵高的農鞋中看出的是“勞動步履的艱辛”，“回響著大地無聲的召喚”、“饋贈”、“冬眠”，“浸透著對面包的穩靠性的無怨無艾的焦慮，以及那戰勝了貧困的無言的喜悅，隱含著分娩陣痛時的哆嗦，死亡逼近時的戰栗” 。
一句話，從對物或器具的描繪中看到的是人對物的詩意的聯想。
在那雙普通的“農靴”背后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傳達，是繪畫藝術價值的升華。
只有透過形式把握住精神的永恒不二，才能達到藝術世界的巔峰。
如果我們只是靜止的在《農靴》面前欣賞，很難真正的理解到背后的精神傳達，那雙“農靴”是用來穿的，是助于我們行走的工具。
羅丹的雕塑《行走》使我切實領會到“人類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放蕩者”（羅丹語）。
正如海德格爾所倡導的那樣，我們不能丟掉自己的根――大地，只有不斷行走，才能使自我真正的與大地融合，才能真正的揭示人與大地的關系本質。
對于藝術所傳承的精神實質，我們需要的是在行走中把握，進行自己的“心靈冒險之旅”，在心靈的“放逐”中達到人與大地的融合。
因此，關于藝術，我必須說：讓我們一起學會行走，踐行藝術的終極結論，不斷行走于廣闊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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