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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歷史散文對后世歷史家和古文家的寫作有極其深遠的影響，特別是敘事文的影響。
敘事散文在我國過去的歷史著作中占有極高的地位，但它的淵源則遠在先秦。
司馬遷作《史記》本是想要上繼《春秋》的，不僅采用《尚書》和大量地采用《左傳》、《戰國策》的史料，而且汲取它們的寫作技巧和語言風格，例如《趙世家》極似《左傳》，平原君、魏公子等列傳又極似《戰國策》。
《春秋》的褒貶是非以及《左傳》直書無隱的精神，一直為司馬遷以來的"良史"所繼承，成為過去史家撰著的原則。
從司馬遷起，史家之有論贊，也是受了《左傳》的啟示。
《左傳》的作者常常通過"君子"或他人的口來表示自己的觀點以及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批評，這對過去統治階級來說，也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漢初政論家賈誼、晁錯之文尚有戰國縱橫余習。
而唐宋以來著名的古文家和歷史家幾乎沒有不愛好并學習先秦的歷史散文的。
他們的敘事文和傳記文，無論在語言上、表現方法上，很多受了先秦歷史散文的影響。
例如韓愈的《平淮西碑》就是模仿《尚書》。
他雖然說左氏浮夸，而《董公行狀》的辭令則又和《左傳》的風格極為接近。
柳宗元在所謂"圣人之道"上是曾非難過《國語》的，但在文章上卻不得不承認它"深閎杰異"，并且還說?文當"參之《國語》以博其趣"(《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說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報袁君陳秀才書》)。
至于《戰國策》一書影響于蘇洵、蘇軾父子的議論文尤為顯著。
蘇洵的《權書》、《衡論》及其它史論，蘇軾的《策略》、《策別》、《策斷》、《志林》諸論及其它策論、上書，論人論事，都在學習《戰國策》中獲得豐富的有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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