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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王勃詩歌的風格，歷來評論不一，意見紛紜，但綜括起來，有兩種觀點。
一種認為王勃詩歌的風格以“綺麗”為主，如宋代王應麟說王勃詩歌具有“江左卑弱之風”；南宋詞人劉克莊說：“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元代辛文房說王勃詩歌風格“屬文綺麗”；明代張遜業也說王勃“富麗徑捷，稱罕一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王勃“文章鉅麗，為四杰之首”。
近代學者也有不少人認為王勃詩歌深受梁陳浮靡之風的影響，其風格仍可用“艷麗”二字來概括，如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指出：“四杰，也是承襲了梁陳的風格的”；這里所謂“綺麗”中的“綺”指的是詞藻運用的繁富，“麗”指的是語言色彩的華美，這種人僅從語言形式上去觀察，更何況王勃等四杰的詩歌，有“濃妝”也有“淡抹”，這種人的評論不免失之偏頗。
另一種觀點則注意到王勃等人詩歌內容上的感情基調，如王明居在《王勃詩歌風格發微》中指出：“其（王勃）主導風格則可用‘雄放剛健’四個字來概括，而其‘柔潤富麗’的特色則居次要地位。
”王先生從“風骨”的角度評論王勃詩歌的風格，無疑比前一種意見高明得多。
正像前一種人只看一個人的衣著，王先生才注意這個人的氣質一樣。
但是王明居先生沒有注意到王勃前后期詩歌風格的變化，執之一端，也失之于偏狹。
一個人生活軌跡的急轉，會使這個作品的內容和風格巨變，這差不多是中國文學史中的常見現象。
王勃一生以革除官職，趕出沛王府為轉折點，以此為分界線分為前后兩個階段，詩歌的內容和風格也迥然不同，前期的詩歌可用“雄放剛健”四字概括，后期詩歌的風格主要是“蒼涼沉郁”。
下面擬從王勃的思想和創作的變化上作粗淺的探討。
一
王勃出身于“以儒輔仁”的儒學世家，其祖父開創的“河汾之學”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學重要分支，是王勃儒家思想的直接來源。
兄弟多文學之士，其父督促又早，故“六歲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綜《六經》，成乎期月”。
十五歲作《上劉右相書》，劉右相“見面異之，曰：‘此神童也。
’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
”作為年少才高、聰穎早慧早年得志的詩人，其胸中蘊聚的功業志向與進取精神就不可能不在詩文中表露出來。
這種自負心態在自薦文中表現得很突出：“伏愿辟東閣，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
然后鷹揚豹變，出蓬戶而拜青墀；附景指風，舍苔衣而見絳闕。
”以至被人譏為“浮躁淺露”，至今還有人這樣評論王勃。
其實，像初唐四杰及半千等少年才子鋒芒畢露，缺少“恭謙讓”的氣質，貶之者譏為“浮躁淺露”，譽之者完全可贊曰“雄放剛健”，正如“狡猾”和“機智”一樣。
某種思潮、文體、文風的興起，都是朝代的產兒，不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金猴。
考初唐，李世民自是英雄胸襟，從政治經濟上較快地驅除隋代積弊，出現了史稱盛世的“貞觀之治”，但在思想文化戰線，不僅沒有根除齊梁的“宮體詩”的污垢，反推其波而助其瀾，當四方平定之后，也吟風雪，弄花草，戲作艷詩“殊無丈夫氣”，上行下效，朝閣重臣，也時有側艷之篇，皆淫靡之音。
高宗朝，歌功頌德“綺錯婉媚”的“上官體”又風靡文壇。
詩歌變成了統治階級賣弄風流文雅的消遣品，幫閑文人邀寵取榮的工具，與國力強盛，經濟上升，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嚴重脫節。
王勃等四杰向淫靡浮艷之風宣戰，高倡改革，是順乎時代，應乎潮流的，更何況王勃的前輩已從各個角度，批判了淫靡文風，如其祖父王通持“貫通濟義”的思想角度，批判六朝詩文“傲、治、碎、誕、淫、繁、捷、虛”。
⑿魏征等從史學的角度，說六朝“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⒀。
這些都為王勃等人的詩歌改革開了先河，掃除了不少障礙。
詩文方面，前人雖也有批評齊梁體的：“遺理存異，尋虛逐微。
竟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⒁，誕但缺乏實踐構建。
王勃的兄弟們“磊落詞韻，鏗鏘風骨”⒂，“亦一時之健筆焉”⒃，但缺乏理論支撐，皆不成氣候。
唯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啟》和《平臺秘略論??文藝三》中，樹出了“思革其弊，用光志業”的旗幟，指導自己的詩歌創作；又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證實理論，又有一時俊彥的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鼓舞其心，發淺其用，八宏馳騁于思緒，萬代出沒于毫端”⒅“遂使繁綜淺術，五藩籬之固”⒆，“翰苑豁如，詞林增峻”，遂成局面。
王勃多次以“氣橫霜暑”，“氣凌云漢，字挾風霜”作為文學評論的標準，我們且看他是如何在詩歌中顯現的，其一《騰王閣》詩：
騰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云，珠簾幕卷西山雨。
閑云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詩僅八句，卻展現了畫棟上云彩的升騰，朱簾外山雨降臨，潭里悠悠的閑云，檻外滾滾的長江這樣無限的空間和物換星移的綿長的時間，在此壯闊的背景下，凸現了高聳入云的騰王閣的雄邁氣魄，雖有“勝地不常，盛筵難再”的感慨，難掩雄放剛健的氣概，所以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稱贊王勃“龍文虎脊皆君馭”，這里的“虎脊”就是雄放剛健風骨的另一種稱法。
其二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共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這首五言律詩是一篇見習的送別之作，但完全背離了宮廷風格，具有了雄健風格的明確的建構意識。
首聯以“城闕”與“五津”對舉，是對別后空間格局及隔斷距離的預設，為詩意的衍進張力。
頷聯和頸聯，也一改宮廷詩的景事的羅列與辭藻的比類，而充盈著情、意，由兩人的處境和共同的感受，進而以心理的力量把“天涯”之遙縮短為“比鄰”之邇，表現了“北海雖賒，扶搖可接”的豪邁意境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寬廣胸懷。
尾聯一掃“臨岐灑淚”“黯然銷魂”的傳統慣例，矚望于心靈的相通，互勉于前程的展望。
八宮體詩繁縟的描寫性變為抒情體樸素的表現性，一洗悲酸之態，充滿昂揚之情，雄放剛健，意氣風發，給人以風發向上的力量。
這種風骨，直接開啟了盛唐詩風。
二
唐中宗復位，即著手清除武后黨羽，許多新貴也乘機排斥異己，卷入政治旋渦，不少杰出詩人也都隨之升沉浮降，如王勃、盧照鄰、駱賓王、蘇味道、崔融、杜審言、宋之問、沈全期等人由于各種緣故而被貶逐遠方。
這對以建功立業為懷抱的這批詩人，自是嚴重的挫折和殘酷的打擊，也使他們的詩風為之一變，如沈全期被逐驩州時所寫的詩歌，風格與宮廷時截然不同，顯示出幽怨、絕望乃至憤懣。
王勃由于佛學和叔祖王績隱居思想的影響，表現得不那么強烈，但由“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的勃勃雄心，竟至于坎坷失志，流離歲月，羈蕩山川，感慨和不平是難免的，詩風的轉變也是自然的。
宮廷中盛行斗雞，王勃為沛王戲作《檄英王雞》，高宗認為是兄弟之間“交構之漸”，王勃被革除官職，趕出沛王府。
這對王勃的仕途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他說：“坎坷于唐堯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
”在任虢州參軍時，又發生了“匿殺官奴曹達”的冤案，以觸犯大唐法律被判死刑，這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幸遇大赦，僅去官職，其父也受牽連而遠遷交趾令。
他在《冬日羈游汾陽送韋少府入洛序》中說：“下官詩書拓落，羽翮摧頹。
朝廷無立錐之地，丘園有括囊之所。
山中事業暫到漁樵；天下棲遲，少留城闕。
忽逢萍水，對云雨以無聊；倍切窮途，托形骸而何托！”這正是他窮途末路，絕望悲涼的自我寫照。
正是這種人生遭遇，才使得王勃后期的詩歌大多帶有蒼涼悲郁的風格，試看在蜀中寫的兩首送別詩：
別薛華
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
悲涼千里路，凄斷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無論去與往，俱是夢中人。
重別薛華
明月沉珠浦，風飄濯錦州。
樓臺臨絕岸，洲渚亙長天。
旅泊成千里，棲遑共百年。
窮途唯有哭，還望獨潸然。
薛華是唐開國重臣薛收之孫，從《序》中看，第一首詩當作于錦州，兩位少年才子漂泊他鄉，其感觸自不待言。
作者用“窮途”“遑遑”“悲涼”“凄斷”“同漂泊”“共辛苦”“夢中人”營造了蒼涼的氛圍，表達了濃郁的心情。
第二首前半部分用風物涂抹出濃黑蒼涼的夜色，后半部分直抒胸臆，表達了沉郁的別情。
與前期長安寫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相比，已經完全沒有了激昂慷慨，意氣風發的豪情壯志，把“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變成了“窮途唯有哭，還望獨潸然”了。
還有一些別離詩，如《寒夜思友三首》之一：“久別侵懷抱，他鄉變容色。
月夜調鳴琴，相思此何極。
”；《江亭夜月送別二首》之二：“亂煙籠碧徹，飛月向南端。
寂寂離亭掩，江山如此寒。
”《別人四首》其四：“霜華凈天末，霧色籠江際。
客子長畏人，何為久留滯。
”都顯現出蒼涼冷落，凄苦沉郁。
不僅別離詩中，即使是其他題材的詩中，也多充盈著這種詩風。
如《上已浮江宴韻得遙字》：“上已年光促，中川興緒遙。
綠齊山葉滿，紅泄片花銷。
泉聲喧后澗，虹影照前橋。
遽悲春望遠，江路積波潮。
”詩中游宴之初，作者尚有興致，而游宴之中，忽生悲涼。
情思所以變化得如此迅速，是因為波濤和潮汐的不平靜，引起了作者世路艱難的感慨。
又如《山中》：“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
”前兩句以長江滯悲喻舊念之深，后兩句則以蒼涼的山景著意點染，烘托詩人愁旅思歸之情。
再如《易陽早發》：“云間迷樹影，霧里失峯形。
復此涼飆至，空山飛夜螢。
”詩中以空冷蒼涼的意象幽約地傳導出詩人仕途的挫折與旅途艱辛的隱曲的情感意緒。
以上兩方面是對王勃前后兩個時期詩歌風格初步探討。
對王勃的詩歌風格，論者如云，間或有談到詩風轉變，但僅從“題材進一步豐富，內容進一步充實”“脫離宮廷的狹小范圍，走入江山與塞漠的廣闊天地”方面入手。
本人末學后進，不憚冒昧，提出淺見陋識，望行家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