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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
字退之。
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
因官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
謚號“文”，又稱韓文公。
在文學成就上，同柳宗元齊名，稱為”韓柳”． 唐宋八大家:韓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兩代八散文大家的并稱。
即唐代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他們八個在古文運動中貢獻最大.最初有明朝的朱右著<<八先生文集>>.因我國明代選家茅坤輯錄他們的作品為《唐宋八大家文鈔》，而因之得名，并由於該選本的廣泛流傳而名聲遠播。
他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
20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
25～35歲，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
后回京任四門博士。
36～49歲，任監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
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
但不得志。
50～57歲，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后遷刑部侍郎。
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
移袁州。
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
政治上較有作為。
思想淵源于儒家，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
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凈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贊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
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并無二致。
這些復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唐代散文學兼詩人。
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屢被貶。
累官至吏部侍郎。
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為了整頓舊時秩序和振興儒道統而提供學習古文，又為了宣傳古道而寫作古文。
他對古方創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義、“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志銘》）、“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
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頗碩，《原毀》、《進學解》、《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雜說》、《祭十二郎文》、《張中丞傳后敘》等都是優秀作品。
在詩歌方面，他推崇陳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韓孟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詩，或反映時事，或寫中下層文士的政治失意和個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山石》、《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等。
古詩往往規模宏大，才氣縱橫，氣勢雄偉。
為了矯正大歷詩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詩歌發展的新路。
不過象《陸渾山火》、《南山》、《石鼓歌》、《月蝕》等，故意搜集險怪，過分散文化、議論化，有傷詩意。
生平詳見《新唐書》卷一七六。
文學主張與創作 文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
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
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
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
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
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
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于《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
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后敘》，融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
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
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
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
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于虛構，接近傳奇小說。
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于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茍”（《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并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
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
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
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后世有一定影響。
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
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
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
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
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
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后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
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
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
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
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
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后的詩歌產生了不良影響。
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
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
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
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云、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
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
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
《調張籍》立意高妙，構思新奇，千百年來，有口皆頌。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是千古不易的定論；“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傳的比喻。
好詩，名句，相得益彰。
參考資料：抄襲的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