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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文化，即炎帝神農所開創的農耕文化。
炎帝文化是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的遠古之源。
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的孕育和形成，它既傳承了我國遠古時期的炎帝文化，又傳承和融合了中原的儒學文化。
兩千多年來，儒學文化對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形成之影響，近些年來，國內不少學者，從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程灝、程頤兄弟的洛學，到朱熹開辦岳麓書院、再到胡安國、胡宏、張拭、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楊昌濟……將儒學的道德精神與經世致用的實事實功相結合等等諸多方面，已作了許多專題研究，并出了一批理論成果。
然而，我覺得：對于炎帝文化這一遠古之源所給予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形成之影響，其研究尚顯得不夠充分。
炎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下，發明了農耕事業，開創了農耕文化，并為此貢獻出了自己的畢生精力和生命。
炎帝的陵寢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縣城西19公里的鹿源坡。
湖南許多地縣之名，都與炎帝有關。
史載：“炎帝崩，葬于長沙茶鄉之尾”，故有湖南茶陵縣治；“設醴酒，以祭炎帝”，故有湖南醴陵市治；“炎帝制耒耜，教民稼穡”，故有湖南耒陽縣治；“神農作，樹五谷淇山之陽，故今桂陽縣北有淇江，其陽有嘉禾縣，相傳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后置縣名嘉禾”（《衡岳稽古》）。
炎帝文化中，炎帝之不屈不撓的頑強奮斗精神，炎帝開拓奉獻、銳意進取精神，炎帝關心民眾疾苦為民獻身精神……。
自古至今，皆在湖南人的心中樹起了一座座精神豐碑。
緬懷先祖，學習炎帝，遂滋育、培養出了湖南人特有的精神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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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達爾文在他寫的《動物和家養下的變異》一書中寫道：“在原始未開發狀態下生存的人們，曾經經常被食物的嚴重缺乏所迫，不得不試每一種可以嚼碎和咽下去的東西。
我們在幾乎所有植物的效果方面的知識，大概要歸功這些人。
”炎帝就是我們這個古老中華民族所要歸功的人。
《淮南子.修務訓》云：“古者民茹草飲血，采樹木之實，食蠃蠔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
于是神農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可見炎農之堅韌毅力和百折不撓之精神。
正是這種精神激勵著湖湘兒女，遂有湖南人“霸蠻”、倔強的剛烈性格和自強不息之精神。
在近代史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國家面臨蠶食鯨吞、瓜分豆剖之際，湖南人左宗棠舍家抒難，抬著棺材進新疆，不讓沙皇得寸土。
這就是繼承炎帝不避艱險、勇敢向前的精神體現。
炎帝文化的基石在于炎帝創造了農耕稻作文化。
圍繞這一文化基石，炎帝從采集果實發現了可作食用的稻種（嘉禾），研究了宜于耕作的土壤，首倡“相地之宜以利耕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炎帝制耒耜，以利農耕，《周易》云“包犧氏設，神農氏作砍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耒耜的發明和使用，大大提高了原始農耕生產力，改良了土壤結構，提高了稻作產量，使原始先民的定居生活成為了可能。
湖南省有耒水、耒山，就是對炎帝制耒耜這一開創精神的紀念。
《明一統制》載：耒水出郴州之耒山，發源于桂東縣邊境屏水山，流經桂東、汝城、資興、郴縣、永興、耒陽、衡東等七縣，主流全長355公里。
可見，炎帝發明農耕的開創精神，深深地影響著湖南人，并使其具有“敢為人先”的精神品質。
近代學者湖南邵陽人魏源，在總結1848年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時，認為中國之所以失敗，在于不了解西方，沒有“船堅炮利”。
于是，他在廣為搜集西方資料的基礎上，編成了《海國圖志》，并在書中明確地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
這一口號的提出，是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表現，從而，開創了我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學習之先河。
炎帝為了免除民眾疾苦，“日食百草，以應周天之數”。
最后，因誤食斷腸草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這種不避禍福、不顧生死的犧牲精神，對湖湘兒女的影響也是很深的。
所以湖南人的愛國獻身精神，廣為人們所稱道。
陳獨秀在八十年前寫的一篇文章中云：“若道中國滅亡，除非湖南人死光。
”陳獨秀所贊揚的就是湖南人繼承先祖炎帝，敢于為國犧牲之精神。
戊戌百日維新遭到失敗，康梁遠走日本以圖再舉。
有人勸譚嗣同去日本，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自流血始。
今中國未聞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
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6日，他在赴死的途中，高聲朗誦自己寫的絕命詩：“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為變法維新從容就義，血濺北京菜市口，時年三十三歲。
此外，近代以來敢于為國犧牲、慷慨赴死的湖南志士仁人數不勝數。
總之，從炎帝文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湖南人心系天下、憂國憂民、敢為人先、勇于犧牲、堅定執著、頑強果決的精神品質的形成，是深受炎帝文化影響的，炎帝文化是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精神的遠古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