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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源頭
根據湖南考古發掘和先秦文獻中許多史實記載的驚人暗合，人們對湖湘文化的歷史長河產生了再認識：湖湘文化不僅源自千年，而且緣于炎黃文化和前炎帝神農文化。
我國考古學界認定，距今一萬至五千年前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早、中期，即傳說中的神農時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器過渡的時期，即傳說中的黃帝時代。
炎、黃二帝既是氏族首領，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稱號，分別代表著兩個時代，即炎帝時代和黃帝時代。
此前的湖南，還擁有數十萬年舊石器文化的歷史。
湖南氣候溫濕，其南部的江永一帶是原始野生稻產地。
毗鄰江永的道縣玉蟾洞遺址發現超乎一萬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為野生稻，略晚的為栽培稻，還保留有野生稻、秈稻和粳稻的綜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栽培稻標本。
這說明，道縣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滿足人們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過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為人類燃起了開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舊石器晚期的長江中游，已經成為兩岸文化同源的紐帶。
渡過湖北江陵一帶，便是湖南洞庭區土質松軟的澧陽沖積平原，具有發展規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條件，從舊石器晚期始，先民們陸續進入這個平原。
八九千年前的澧縣彭頭山就有文字發明前的表意符號、表意繪畫和圖騰。
八千年左右的澧縣八十?遺址，發現稻谷和大米兩萬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發現最多的地方；還有木耒、木鏟和骨鏟等農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與《周易·系辭》“神農氏作，?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傳說記載完全暗合，和戰國中期《尸子》說“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續三皇本紀》載炎帝稱帝“五百三十年”的時間之和也大體相當。
由此可見，神農氏族從陜甘遷入澧陽，創造的優勢不斷增強，形成了定居農業的基本經濟形態，將稻作文化發展到了規模農業階段。
制陶工藝亦相當嫻熟，以多種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輻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鄰。
湖湘文化從此更不斷創新。
6500年前，澧縣城頭山古城和稻田的被發掘，證實了神農氏“日中為市”的傳說記載。
澧縣八十?遺址發現一些臺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間主體部分高出地面約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狀，平面呈海星狀。
這種禮儀中心遺址提示人們：澧縣八十?原是神農時代的中心所在。
第一代神農當是從這里出發南巡為民治病，因誤嘗斷腸草而崩葬于長沙茶鄉之尾。
神農氏族因締造農耕文明而被擁戴為中心氏族，其子孫也就受延攬而衍于四方。
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敗于阪泉之戰，葉落歸根于其先祖的寢陵附近。
這樣，整個神農時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農中心氏族的心臟地區發展起來，也就浸透了神農氏族文化的精神。
隨著時間的推移，黃帝氏族從黃河流域興起，與炎帝氏族逐漸融合發展，形成炎黃聯盟，成為古代中國最強盛的部落群。
炎帝神農氏是這個聯盟的奠基者，爾后黃帝取而代之，統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黃集團從此進入國家產生前夜的酋邦時代。
黃帝成為首任酋長，繼續高舉炎黃聯盟大旗，將炎帝開創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從而奠定了一個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數千年穩定統一的文明古國的鞏固基礎。
湖湘文化也就隨之融合發展成了炎黃文化。
《周易·系辭》將炎黃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
這個概括不僅體現為先賢的哲學理念，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炎黃文化傳統中持續作用著的基本精神，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艱苦創業精神，勤于科技發明的開拓創新精神，樂于為民造福的犧牲奉獻精神，包容互補的民族大團結精神。
在率先發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傳統中，還蘊含著一種慣于發揚主觀能動性，敢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
這些性格和精神，一脈傳承迄今，成為湖湘文化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的基礎，形成了國家民族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突出的愛國主義傳統指向以及個人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
這種價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維方式，即博采內外眾家、廣為交融、優化思維主體的開放方式。
上述三個層面更共同鍛造了從周敦頤、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及其崇實、主動、重行、通變、求真、達用的哲學方向。
以王船山為代表的17世紀早期啟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歷史前臺，成為近代中國救亡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
湖湘文化，是指一種具有鮮明特征、相對穩定并有傳承關系的歷史文化形態。
先秦、兩漢時期湖南的文化應該納入到另外一個歷史文化形態———楚文化中。
屈原的詩歌藝術、馬王堆的歷史文物，均具有鮮明的楚文化特征。
而南北朝及唐宋以來，由于歷史的變遷發展，特別是經歷了宋、元、明的幾次大規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習俗、風尚、思想觀念上均發生了重要變化，從而組合、建構出一種新的區域文化形態，我們稱之為湖湘文化。
當然，先秦、兩漢的楚文化對兩宋以后建構的湖湘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是湖湘文化的源頭之一，這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有的人希望將湖南這兩種文化形態連接起來，并稱之楚湘文化。
美術：
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畫是中國畫的源頭之一，西漢彩繪漆畫又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畫。
孕育了易元吉、張宜尊、齊白石等美術大師。
體育：
奧運湘軍，2000年，悉尼奧運會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團奪得7塊金牌。
金牌：楊霞：女子舉重53公斤級 占旭剛：男子舉重77公斤級 龔智超：羽毛球女子單打 劉璇：女子體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雙人 李小鵬：體操男子雙杠
音樂：
娛神歌舞，是湖南民間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續的時間很長。
透過風俗性的民歌，可以窺見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樂鼓舞"的某些古樸遺風。
如在全省廣為流布的《鬧喪歌》、《干龍船》、《儺腔》、《獵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娛神的痕跡。
1993年以來，在全省和全國大獎賽中，有500余人獲獎，獲獎作品達300余件。
《春滿土家寨》、《搖籃之歌》、《拉著中華媽媽的手》、《我們是株冶人》、《太陽雨》、舞蹈音樂《踏水謠》、《南燕駕著春風來》、《走向明天的輝煌》、《中法集團之歌》、《山里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獲得國家級音樂評獎的金獎。
在音樂理論研究方面， 近幾年來，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理論成果和優秀理論人才。
在省以上公開刊物發表的音樂學術論文200余篇， 出版音樂理論著作60余部。
宋祖英，李谷一，陳思思，湯燦
戲劇：
湘劇是湖南地方大戲劇種之一。
民間一般稱之為“大戲班子”、“長沙班子”、“湘潭班子”。
“湘劇”這個劇種名稱最早見諸1920年長沙印行的《湖南戲考》第一集西興散人序。
因是用“中州韻，長沙官話”演唱，故又稱長沙湘劇。
湖南戲劇包括：祁劇、辰河戲、衡陽湘劇、武陵戲、荊河戲、巴陵戲、湘昆、長沙花鼓戲、邵陽花鼓戲等。
長沙花鼓戲，其中《打銅鑼》、《補鍋》、《烘房飄香》、《雙送糧》、《駱四爹買牛》、《牛多喜坐轎》、《八品官》、《啼笑因緣》等劇目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
1983年，湖南省花鼓戲劇院排演的神話劇《劉海砍樵》，應華美協進社邀請，赴美國紐約、華盛頓演出。
美《華僑日報》、《華語快報》、《紐約時報》等均載文評論，祝賀演出成功。
長沙市花鼓劇團演出的《劉海砍樵》也應邀赴日本演出，傾譽東瀛。
舞蹈：
作為湖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湖南舞蹈藝術，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和風情獨具的藝術風采。
據不完全統計，湖南現有近400多個舞種，舞蹈節目多達幾千個。
湖南舞蹈藝術的發展歷史悠久。
湖南民族民間舞蹈藝術之花，萌芽、生長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著居民文化的藝術土壤。
隋唐以來，《綠腰舞》、《白獰舞》、《柘枝舞》等著名的盛唐宮廷舞蹈，也流傳到湖南。
唐人李群玉曾在長沙看到過南國佳人的舞蹈。
他作《長沙9日登東樓觀舞》一詩，描述了其時的情景。
這些外來歌舞與當地的楚舞和民間歌舞相融合，鑄就了豐富多彩、風情獨具的湖南民族民間歌舞藝術的獨特風姿。
自古以來，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著苗族、土家族、侗族、瑤族、壯族、回族、瓦族等許多少數民族。
獨特的民族習性、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構成了他們各各不同的舞蹈藝術。
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龍舞》、《盾牌舞》、《先鋒舞》、《茶盤舞》、《儺愿舞》、《渡關舞》和鼓舞、蘆笙舞等。
土家舞蹈有《擺手舞》、《毛古斯》、 《八寶銅鈴》、《仗鼓舞》、《跑馬舞》、《造旗舞》、《團雞舞》、《梅嫦舞》、《八幅羅裙》、《跳喪》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蘆笙舞》、《多耶》、《冬冬推》等。
瑤族舞蹈主要有《傘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龍》及多種祭祀舞。
文學：
湖南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的南楚到明代，為古代湘楚文學時期。
這一時期的文學代表人物有屈原、陰鏗、李群玉、胡曾、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第二個時期，從清代到中日甲午戰爭，為湖湘經世文學時期， 其文學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齡前魏源、曾國藩、何紹基、郭嵩燾、鄧輔綸、王闿運等；第三個時期，從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后，為資產階級文學時期。
其文學代表人物有譚嗣同、陳天華、寧調元、易順鼎等；第四個時期，從“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歐陽予倩、田漢、丁玲、沈從文、張天翼、周揚、周立波、康濯、莫應豐、古華、譚談、孫健忠等。
屈原的辭賦，他懷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情感，寫下了許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風土人情、民間祭祀、神話傳說的辭章，表現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開創一個與《詩經》風格迥異的南方楚辭、離騷文學流派的同時，也奠定了湖南文學的基石。
當時著名詩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齡、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等都曾流寓湖南， 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偉大詩人杜甫還客死在湘江的一葉孤舟上。
宋元明時期湖南著名的文學人物有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
在鄉先賢王夫之“身之所歷，目之所見， 是鐵門限”的理論遙相倡導下，湖南文士得風氣之先，經陶澍、賀長齡、魏源弘揚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湖湘經世派文學群體。
他們以功業自許，以實務為先，寫詩作文則提倡介入生活。
也就在這一時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趨于繁榮。
在散文方面，出現了以曾國藩為領袖的桐城古文湘鄉派，涌現了吳敏樹、鄧輔綸等一些著名作家，他們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義法，明確提出將“經濟之學”納入文學范疇，認為文章除了必須講究義理、考據、詞章外，還應當力矯空疏，經世致用。
在詩歌方面，出現了何紹基、王闿運等名家。
他們都是門人弟子甚眾，文采風流，盛于一時，交相輝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當時中國詩壇的奇麗景觀。
資產階級文學時期，時間上為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后。
“革命黨之大文豪”陳天華熟練地運用了人民喜聞樂見的說唱形式及淺顯的白話文，寫作了《猛回頭》、《警世鐘》等作品，為辛亥革命起義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文物：
長沙窯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
晚唐時，長沙窯的產品已遠銷朝鮮、日本、東南亞和西亞， 是當時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陶瓷產品之一。
較重要的有西漢牛鐙、魏晉人形吊燈、五代馬殷鐵盆、馬希廣和馬希范銅鏡、宋代銅則、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雙魚大盤和清初的鐵炮等。
湖南是南方發現商代晚期的銅器最多的省區之一，總數約有300件。
其中特別重要的有寧鄉縣月山鋪轉耳侖的四羊方尊，黃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獅形山的象尊，衡陽市包家臺子的牛尊，湘潭縣九華金盆養鯉的豕尊，華容、 岳陽、常寧的犧首獸面紋尊等。
這些青銅器以體形高大厚重，紋飾優雅秀麗，造型雄奇，鑄造精良而聞名于世，在中國青銅文化寶庫中占有較高的地位。
馬王堆西漢古墓，馬王堆漢墓位于湖南長沙市東郊五里牌，為一馬鞍開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徑30米左右。
原來以為是五代楚王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繼發掘，先后出土3座西漢墓葬。
據考證，這是西漢初期諸侯家族墓地。
其墓葬結構非常宏偉復雜，其中一、三號墓棺槨葬具保存完好。
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對我國的歷史和科學研究均有巨大價值，其出土文物異常珍貴。
如從三號墓中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經考證，比《黃帝內經》（成書于春秋戰國時代）可能還要早，書中記載了52種疾病，還提到了100多種疾病的名稱，共載方280多個，所用藥物計240多個。
這是我國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劑。
《五十二病方》的發現，補充了《內經》以前臨廣西壯族自治區醫學的內容，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醫學遺產。
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長沙西漢王室墓的發掘出土、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紀年簡牘的出土，分別被評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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