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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從歷史上，找出散文創作成敗得失的一些規律，那對我們衡量當前的散文，可能是比較有用的。
從我們熟讀的一些古代或近代的散文看，凡是長時期被人稱誦的名篇，都是感情真實，文字樸實之作。
比如說歐陽修的《隴岡阡表》，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
我們常說，文章要感人肺腑，出自肺腑之言，才能感動別人的肺腑。
言不由衷，讀者自然會認為你是欺騙。
讀者和作者一樣，都具備人的良知良能，不會是阿斗。
你有幾分真誠，讀者就感受到幾分真誠，絲毫作不得假。
如果有時間，讀一些舊報紙，舊期刊是有好處的。
在三中全會以前，報刊上的文章，包括散文在內，虛假的東西太多了，現在找來一看，常常使人啼笑皆非。
這種散文，即使沒有政治上的撥亂反正，也是當日無讀者，何況流傳？
但是，這種文風，曾經猖獗了若干年，要說是完全根絕了它的影響，也不是事實。
歐陽修在寫他這篇文章時，敘述的只是家庭瑣事，夫婦、母子之常景常情。
諸葛亮當時雖然是丞相，他這一篇文章，并沒有多少空洞的官腔。
李密當時的處境，尤其困難，如果他不說真情實話，能夠瞞得過司馬氏的耳目？
文章能取信于當世，方能取信于后代。
這三篇文章，所以能流傳百代，就是因為感情的真摯和文字的樸素無華。
所謂感情真實，就是如實地寫出作者當時的身份、處境、思想、心情，以及與外界事物的關系。
寫出這些，這本來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觸及文字，很多人就做不到。
這就無怪自古以來，名篇范作如鳳毛麟角了。
文字是很敏感的東西，其涉及個人利害，他人利害，遠遠超過語言。
作者執筆，不只考慮當前，而且考慮今后，不只考慮自己，而且考慮周圍，困惑重重，叫他寫出真實情感是很難的。
只有忘掉這些顧慮的人，才能寫出真誠的散文。
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因為是私人信件，并非公開流布的文字，所以他才說了那么多真心話，才成為千古絕唱。
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也說了些真心話，透露了出去，就招來了大禍害。
有鑒于此，致使文人執筆，左顧右盼，自然也有其不得已的地方。
現在，有論者居然責怪：在“四人幫”肆虐期間，作家們為什么沒有站起來，大聲疾呼？這種要求，未免不近人情。
在當時，一個作家，能夠沉默，不去幫兇，就算可以了。
論者當時如何表現，不得而知，至少他是沒有去反抗的。
不然，他早就成為張志新了。
但就散文的規律而言，真誠與樸實，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個根本，不能改變。
如果不只從數量上看，主要從質量上看，當前散文創作的不足之處，恐怕還是在作者的創作用心上，有或多或少的華而不實之處吧！
這不能完全歸咎于作者。
在一個不算短的時期中，在各個現實領域，虛假浮夸，不大遇到批評和制裁，而真實地反映情況，即說真話，卻常常遭到難以想象的打擊。
這不能不反映到文學創作上。
現在雖力加糾正，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清除這種遺留的影響，有時比在現實生活中清除，還要慢一些，復雜一些。
而散文創作，以其更直接的現實性，在這方面的表現，就更比其他藝術領域顯著。
有些散文，其不足之處，可以歸納為：
一、對所記事物，缺乏真實深刻感受，有時反故弄玄虛。
二、情感迎合風尚，夸張虛偽。
三、所用詞藻，外表華麗，實多相互抄襲，已成陳詞濫調。
四、因以上種種，造成當前散文篇幅都很長，欲求古代之一千字上下的散文，幾不可得。
古代散文，意境深遠，但皆言之有物。
柳宗元的散文，寫驢，寫鼠，寫麋，寫蝜蝦，取材很細小，而意義很深刻。
韓愈《進學解》，則對自己作深刻的剖析，發揮自己的見解，這也是很有勇氣的。
散文短小，當然也有所謂布局謀篇，但我以為，作者如確有深刻感觸，不言不快，直抒胸臆即可，是不用過多的構思設想的。
現在一些文章評論家，談論構思太多，也太機械。
實際創作的過程，往往并非如此。
散文之作，一觸即發。
真情實感，是構思不來的。
散文中的議論，也是自然事物演變的結果，在很多情況下，并非散文作者主觀的前提。
而蘇子瞻常先有警句，冠于篇首，但與所敘事物，仍為血肉，并非徒具大言，以驚流俗。
抒情亦如此。
無情而強抒，與無病呻吟等。
感情低下，不如不抒。
面對大好河山，內心營營茍茍，故作堂皇之言是對河山的不敬。
狀景抒情，成為散文的意境。
意境有高下，正如作者修養有高下，胸襟有廣狹，志趣有崇卑，不可勉強。
當然，人可以通過修養，提高其志趣。
總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
散文意境之有區分，也在于此。
范仲淹先憂后樂之名言，并非一時乘興，創作出來，乃是久縈于心的素志，觸景生情而出。
散文的語言很重要，一篇短文，語言文字不講求，是成不了家傳戶誦之作的。
當然語言文字也與作者的真情實感緊緊相關。
中國散文的品類繁多。
所以，散文作者，首先應該涉獵中國散文的豐富遺產，知道有多少體制，明白各種體制的作用，各類文章的寫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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