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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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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時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記史的散文。
到了周朝，各諸侯國的史官進一步以樸素的語言、簡潔的文字記錄了列國間的史實，如《春秋》。
以后，隨著時代的需求，產生了描述現實的歷史文學，這就有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萬字，記載了春秋240年間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和言論以及天道、鬼神、災祥、占卜之事。
這部書敘事富于戲劇性，情節緊湊，戰事描寫尤為出色，語言精煉、富于形象。
《國語》是一種國別史，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各國(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記言多于記事，所記大多為當時較有遠見的開明貴族的話。
《戰國策》作者不可考，現在版本為西漢劉向輯成。
它同《國語》一樣，也是分國記事，記載了西、東周及秦、齊、楚、趙等諸國之事，記載內容是謀臣策士的種種活動及辭說。
《戰國策》文章的特點是長于說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極為生動。
先秦歷史散文為中國的歷史文學奠定了基礎，對后世歷史家和古文家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春秋戰國之交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各種學術流派紛紛著書立說，爭論不休，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代表不同階級或階層的思想家的著作，促進了說理散文的發展。
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記載他們言論的書流傳到現在的有《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
《論語》和《孟子》是儒家詮釋“仁”的著作。
《論語》是記錄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
《孟子》是記載孟軻言論的。
孟軻長于辯論，因此書中語言明快，富于鼓動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愛”的主張，語言樸素，說理明確，邏輯性很強，《兼愛》、《非攻》等篇極有代表性。
《莊子》代表道家莊周“無為而治”的主張。
莊子散文在諸子中獨具魅力。
這表現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善用民間寓言，長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學趣味。
《韓非子》代表法家“因時制宜”的主張。
韓非散文結構嚴謹，鋒芒銳利，說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況的學說，現有32篇，多長篇。
荀子散文特點：論點明確、層次清楚、句法整練、詞匯豐富。
《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創作。
它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兼有儒、道、墨、法、農諸家學說。
書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事。
它是一種系統化的、集合許多單篇的說理文，層層深入，最見條理。
和諸子散文一樣，它往往以寓言故事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諸子的說理散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對后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
漢初，政論散文有所發展。
賈誼(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漢初年杰出的文學家，他的文章《過秦》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語言富于形象性。
除賈誼外，漢初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多或論秦之得失，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其中以 錯和鄒陽成就較高。
錯以主張募民備塞的《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兩篇散文最為著名。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王朝迫切需求總結古代文化，給予大一統的統治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司馬遷的《史記》應運而生。
它的出現將先秦歷史散文又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漢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賦”。
賦的名稱始于戰國趙人荀卿的《賦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體制。
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和散文的雙重性質。
接近散文的稱“文賦”，接近于駢文的稱“駢賦”。
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司馬相如（前179--前118）的《子虛》、《上林》，西漢末年楊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班固的《兩都賦》，東漢張衡（78--139）的《二京賦》，都是漢賦的名篇。
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盛行，散文衰落。
但在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楊衡之的《洛陽伽藍記》等學術著作中仍有一些質樸的敘事、抒情、寫景的優美文字。
唐朝韓愈大力反對浮華的駢儷文，提倡作古文，一時從者甚眾，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創作業績大增，影響更大，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文學史上稱其為古文運動。
以韓柳為首的古文運動的勝利，樹立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自由抒寫的新文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敘事、議論、諷刺的藝術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運動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歐陽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此后的王安石、曾鞏、蘇軾、蘇洵、蘇轍等人都在古**新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將他們與唐代韓愈、柳宗元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歷史文學家司馬光編有一部歷史巨著《資治通鑒》，它除具有史學價值外，還非常具有文學價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諸位大家影響下，產生了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
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南宋時大量出現的筆記雜文便是一個明證。
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塵錄》是筆記雜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長于說理，造詣非淺。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開國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
明中葉以后，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復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
他們在對掃蕩八股文風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走上了盲目摸擬古人的路子。
后來的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復古運動，也再一次重復了他們的錯誤。
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復古派，進而是萬歷年間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擊擬古主義的隊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為代表，時稱“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為著名。
他們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
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
公安派的散文創作特點是：沖破傳統古文的陳規舊律，自然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
與公安派存在的同時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
公安派與竟陵派革新的直接產物是晚明大量出現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張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較有成就的一位。
他的小品散文題材較廣，山水名勝、風俗世情、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
他的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廣覽簡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節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代表作有《李姬傳》、《馬伶傳》、《任源邃傳》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劉大槐斗、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
方苞(1668--1749)繼承歸有光的傳統，提出“義法”主張，并使之成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
桐城派古文作品選材用語只重闡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簡潔自然，但缺乏生氣，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與桐城派對立存在的是提倡“駢文”的復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績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
王猷定(1599--約1661)的傳奇性散文以小說傳奇體打破了傳統古文寫法，代表作有《李一足傳》、《湯琵琶記》、《義虎記》等。
魏禧(1624--1680)以人物傳記最為突出，代表作是《大鐵椎傳》。
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為清末改良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是學術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
他們的散文無視傳統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見，暢所欲言，是政治斗爭的有效工具。
梁啟超的新體散文更是對一切傳統古文的猛烈沖擊，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和“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國說》即是這樣一篇典型作品。
伴隨著對封建主義文學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現代新文學作品誕生了，議論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現代散文的源頭。
新文學誕生的初期，在報刊雜志上發表議論散文影響最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
他們的作品以隨感錄為主要形式，內容包羅廣泛，重點在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上。
魯迅是寫作議論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誕生期的議論性散文擔任了反封建的先鋒，它所議論的對象緊貼生活，具體而且細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長可短；它的語言可剛烈悲壯，也可幽默諷喻。
議論散文之后，記敘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繼問世，現代散文進入蓬勃發展階段。
發展期的散文風格各異、樣式不一，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就形式而言，有記敘、寫景、抒懷、言志、評述；風格上形成了魯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沖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的豪邁揮灑，葉圣陶、許地山的樸素平直，徐志摩的濃艷絢麗等。
語絲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開拓者之一，代表作《故鄉的野菜》、《烏篷船》、《菱角》、《夏之夢》等多以小題材為描述對象，筆調從容、閑逸，于趣味性、知識性中潛移默化地培育著對生活的熱愛。
他的議論性散文在當時也占有重要地位。
與周作人藝術風格相近的是同為語絲社的林語堂。
他的代表作《翦拂集》著力諷刺時弊，批判傳統的中庸哲學，強調與舊世界的斗爭。
俞平伯的《雜拌兒》、《燕知草》等集子也帶有與周作人類似的雅致，但同時又多了些晦澀的味道。
郭沫若與郁達夫同屬奔放瀟灑一派。
郭沫若的散文詩集《小品六章》文筆精美，語言雕飾，設景味道深長；郁達夫的游記散文中《屐痕處處》和《釣臺的春晝》是代表他風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寫出了富春江秀麗的景色，于憑古懷悼之間，抒發了對現實的憤懣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別有風姿，被稱為“詩人的散文”。
做為現代派詩人，他將現代派的一些方法滲入散文創作，以達抒寫情感之目的，代表作為《畫夢錄》。
何其芳散文的語言同他的詩一樣，精雕細琢，有很強的可感性。
記敘性散文中，李廣田(1906--1968)記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
他筆下的人物描寫沒有故事情節，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斷，加以抒情的寥寥幾筆，以達傳神之效。
抗戰爆發，尤其是皖南事變之后，富有戰斗性的雜文發出時代的最強音。
郭沫若的《新繆司九神禮贊》、《斥反動文藝》等文成為國統區思想戰線、文化戰線的重要文獻；聞一多《最后一次的講演》表現了一個堅強的民主戰士面對手槍的英勇氣概；馮雪峰的雜文側重于人的心靈剖析，表現出較強的理論力量；聶紺弩(1900--1986)的雜文在藝術上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興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擊現實。
此外，豐子愷(1898--1975)、林默涵(1909-- )等許多作家也都寫了大量雜文。
記敘與抒情相結合的散文在國統區成績突出。
茅盾的《白楊禮贊》、《風景談》，巴金的《廢園外》、《燈》、《龍》都是名篇，沈從文的《湘西散記》是記敘自然與人文狀況的美文。
建國初期，作家和戰斗在各條戰線上的業余作者們，運用散文自覺地高唱反映新時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風貌的贊歌。
因為作者隊伍龐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寬廣程度。
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格也是多種多樣的，如巴金的熱烈凝重，冰心的細膩柔婉，靳以的熱情澎湃，劉白羽的激越高亢，華山的幽默氣派，風格雖各不相同，但他們都以真實純樸的感情涂抹著新生活的絢麗色彩。
這時期散文創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兩項內容交相輝映。
抗美援朝題材的作品影響較大的是：劉白羽的《朝鮮在戰斗中前進》、靳以的《祖國棗我的母親》、菡子的《和平博物館》、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陽的《王永淮》、沙汀的《盧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嶺去》、華山的《童話的時代》、李若冰的《在柴達木盆地》、臧克家的《**向著黃河笑》、楊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樣也是本時期散文創作的收獲之一。
游記、小品、隨筆和雜文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它們在新時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讀者的歡迎。
游記有賀敬之的《重回延安棗母親的懷抱》，方紀的《歌聲與笛聲》，楊朔的《香山紅葉》，碧野的《天山景物記》，葉圣陶的《游了三個湖》，茅盾的《斯德哥爾摩雜記》，峻青的《歐行書簡》等；隨筆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為的《兩姊妹》；雜文有茅盾的《剝落蒙面強盜們的嘴臉》，巴人的《況鐘的筆》，任晦的《“廢名論”存疑》以及馬鐵丁的《思想雜談》等。
雖然本時期散文創作收獲豐厚，但從整個文學領域來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學體裁受重視不夠，尤其雜文顯得更為薄弱。
另外，有時由于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響，整個文藝界普遍存在著不敢大膽揭露現實矛盾沖突的現象，散文創作也不例外。
1957年以后，散文創作受到各界重視，作品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大超過了上一時期，名家俊作競相涌現。
老作家葉圣陶發表的《記金華的兩個洞》是繼《游了三個湖》之后又一篇耐看的游記作品；冰心的《櫻花贊》和巴金的《從鐮倉帶回的照片》是兩支國際主義友情的贊歌；吳伯簫的《歌聲》、《記一輛紡車》，是對延安艱苦歲月的追憶；方紀的《揮手之間》記錄了歷史的緊要關頭，偉人**從容不迫的風采；**的《松樹的風格》詠物抒懷，意味深長；碧野的《雪路云程》、《武當山記》在蔥山麗水雪路云程之間洋溢著濃情畫意；陳殘云的《珠江岸邊》、《沙田水秀》描繪了珠江岸邊人民的變化；于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將人帶入迷朦的畫境，詩意盎然；翦伯贊的《內蒙訪古》以歷史學家豐厚的文化底蘊將游記散文寫得充實而辭采飛揚；沈從文的《新湘行記》中一如往日的山水煥發出了新生活的新氣象；韓少華的《序曲》和徐開壘的《雕塑家傳奇》是描寫人物散文中的優秀篇章。
此外，菡子的《黃山小記》，嚴陣的《牡丹園記》、馮牧的《沿著瀾滄江的激流》、宗璞的《西湖漫筆》、峻青的《秋色賦》、李若冰的《祁連雪紛紛》都是游記和抒情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這一時期的散文園地進入成熟的收獲期，冰心、巴金、葉圣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
更為可喜的是，以楊朔、劉白羽和秦牧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漸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藝術風格。
楊朔的散文似輕風撫柳般清新優美、婉轉動人，劉白羽散文如同熔巖爆發般恣肆汪洋、熾熱如火，秦牧的散文則將知識性、趣味性融合起來，如數家常、娓娓道來。
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個性鮮明，如碧野的明艷動人，陳殘云的輕盈秀麗，鄧拓的深刻犀利，吳伯簫的簡煉真誠，曹靖華的平易樸素，峻青的高遠深闊，李若冰的豪邁冷峻，**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溫婉細膩，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寫作散文的真功夫。
文化革命中，文化遭到浩劫，沒有了文化，也就沒有了散文。
**后，天開云霽，人們被壓抑了十年的情感噴涌而出，在散文創作領域，首先匯成的是一曲哀挽的悼歌。
這支歌以高亢的旋律、悲壯的色彩、樸素的風格，開拓了一代文風。
懷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散文有何為的《臨江樓記》、毛岸青、邵華的《我愛韶山的紅杜鵑》，劉白羽的《巍巍太行》，袁鷹的《飛》，張長的《潑水節的懷念》，菡子的《長江橫渡》，薛明的《向黨和人民的報告》，陶斯亮的《一封終于發出的信》等；追憶緬懷被迫害致死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其它民族精英的優秀作品有：丁寧的悼念楊朔的《幽燕詩魂》，黃宗英悼念上官云珠的《星》，金山悼念戲劇家孫維世的《莫將血恨付秋風》，丁一嵐的《憶鄧拓》，荒煤的《憶何其芳》，巴金追念愛妻的《懷念蕭珊》，樓適夷的《庸悼傅雪》和悼念柳青的《創業詩篇猶待續，千秋遺恨在人間》等。
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人們所熟悉和敬仰的，他們的事跡都是鮮為人知的，作品所抒發的情感不僅感人肺腑，而且催人警醒，促人奮進。
新時期的散文，如同一只報春的燕子，靈巧、敏捷地最先帶著時代的氣息飛進人們的心里。
改革開放后，全社會沸騰的生活首先在散文中得以體現。
此外，反映生活各方面，如回顧個人經歷和情懷、揭示生活哲理的散文亦重展笑顏，綻放光彩。
這類作品中的優秀之作有丁玲的記敘與丈夫的牛棚生活的《牛棚小品》，嚴陣追憶女教授高風亮節的《水仙》，張抗抗的歌頌群眾中蘊藉的無窮力量的《地下森林斷想》，管樺和丁寧托物言志，寄托氣節與向往的《竹》和《仙女開花》等。
游記散文也日漸繁榮，它們大多繼承古典散文中寄情于景的傳統手法，于一山一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懷。
這當中，國際題材的作品風采獨具，丁玲的《我看到的美國》、蕭乾的《美國之行》、王蒙的《德美兩國紀行》、穆青的《在斜塔下》、劉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納河》、韋君宜的《故國情》等都是鼎力之作。
秋天的況味（林語堂）
秋天的黃昏，一人獨坐在沙發上抽煙，看煙頭白灰之下露出紅光，微微透露出暖氣，心頭的情緒便跟著那藍煙繚繞而上，一樣的輕松，一樣的自由。
不轉眼繚煙變成縷縷的細絲，慢慢不見了，而那霎時，心上的情緒也跟著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講那時的情緒，而只講那時的情緒的況味。
待要再劃一根洋火，再點起那已點過三四次的雪茄，卻因白灰已積得太多，點不著，乃輕輕的一彈，煙灰靜悄悄的落在銅爐上，其靜寂如同我此時用毛筆寫在中紙上一樣，一點的聲息也沒有。
于是再點起來，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露，香氣撲鼻，宛如偎紅倚翠溫香在抱情調。
于是想到煙，想到這煙一股溫煦的熱氣，想到室中繚繞暗淡的煙霞，想到秋天的意味。
這時才想起，向來詩文上秋的含義，并不是這樣的，使人聯想的是蕭殺，是凄涼，是秋扇，是紅葉，是荒林，是萋草。
然而秋確有另一意味，沒有春天的陽氣勃勃，也沒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
我所愛的是秋林古氣磅礴氣象。
有人以老氣橫秋罵人，可見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
在四時中，我于秋是有偏愛的，所以不妨說說。
秋是代表成熟，對于春天之明媚嬌艷，夏日之茂密濃深，都是過來人，不足為奇了，所以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蘢之慨，不單以蔥翠爭榮了。
這是我所謂秋的意味。
大概我所愛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時暄氣初消，月正圓，蟹正肥，桂花皎潔，也未陷入懔烈蕭瑟氣態，這是最值得賞樂的。
那時的溫和，如我煙上的紅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溫香罷了。
或如文人已排脫下筆驚人的格調，而漸趨純熟煉達，宏毅堅實，其文讀來有深長意味。
這就是莊子所謂“正得秋而萬寶成”結實的意義。
在人生上最享樂的就是這一類的事。
比如酒以醇以老為佳。
煙也有和烈之辨。
雪茄之佳者，遠勝于香煙，因其味較和。
倘是燒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支，看那紅光炙發，有無窮的意味。
鴉片吾不知，然看見人在煙燈上燒，聽那微微嘩剝的聲音，也覺得有一種詩意。
大概凡是古老，純熟，熏黃，熟煉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樣的愉快。
如一只熏黑的陶鍋在烘爐上用慢火燉豬肉時所發出的鍋中徐吟的聲調，是使我感到同觀人燒大煙一樣的興趣。
或如一本用過二十年而尚未破爛的字典，或是一張用了半世的書桌，或如看見街上一塊熏黑了老氣橫秋的招牌，或是看見書法大家蒼勁雄深的筆跡，都令人有相同的快樂，人生世上如歲月之有四時，必須要經過這純熟時期，如女人發育健全遭遇安順的，亦必有一時徐娘半老的風韻，為二八佳人所絕不可及者。
使我最佩服的是鄧肯的佳句：“世人只會吟詠春天與戀愛，真無道理。
須知秋天的景色，更華麗，更恢奇，而秋天的快樂有萬倍的雄壯，驚奇，都麗。
我真可憐那些婦女識見偏狹，使她們錯過愛之秋天的宏大的贈賜。
”若鄧肯者，可謂識趣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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