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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
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
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于紙筆。
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
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
我索性放下筆，什么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
**、“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并不糊涂，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
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
在大廳里，我想起許多事情。
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里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
我記起了《家》里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玨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
”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
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
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咽下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里喚著死者的名字。
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么不讓我先死？
我想，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蛇神”的小紙牌，還掃過馬路。
究竟為什么？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
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
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后門她才住進醫院。
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
這個愿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
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
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
但是我并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后才褪盡。
她挨打只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
那里只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
當著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里。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
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給人當作“罪人”和“賊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
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云都消散了。
我有什么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
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要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
我喚她，她也喚我。
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
”或者再加一句：
“堅持就是勝利。
”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匯報。
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
從外地到“作協分會”來串聯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
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
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里來，高興拿什么就拿走什么。
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斗和電視批斗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出處：出自巴金的《懷念蕭珊》。
擴展資料：
創作背景：
1936年，巴金與上海愛國女學校學生陳蘊珍（蕭珊）結識。
陳當時是巴金作品的喜愛者，兩人由通信討論作品開始認識。
1938年7月，蕭珊高中畢業后追隨巴金來到廣州。
直到1944年，已經40歲的巴金才在桂林花溪與蕭珊結婚，兩人的婚禮極其簡樸，沒有任何儀式也沒有一桌宴席。
1945年，抗戰勝利，女兒李小林出生。
中國**期間巴金受到殘酷的迫害，蕭珊也因為與巴金的關系受到非人的待遇。
1972年7月蕭珊因患癌癥住院，而巴金在干校勞動不被允許探望，于是蕭珊只得獨自在醫院接受治療，半個月后含冤長辭人世。
在蕭珊去世的3年之后，巴金才獲許把蕭珊的骨灰捧回，巴金將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邊，每夜與之共眠，三年之后，巴金寫了《懷念蕭珊》一文。
2005年，巴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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