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文學能給孩子什么？文學應給孩子什么？在擁擠而嘈雜的現代生活節奏中，什么樣的文學作品能凈化孩子的心靈，培養出健康的精神世界？本文作者認為，道義感、情調和悲憫情懷，是孩子打好精神底子的關鍵元素。
兒童文學是用來干什么的？多少年前我提出了一個觀點：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
前幾年，我將這個觀念修正了一下，作了一個新的定義：兒童文學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
我現在更喜歡這一說法，因為它更廣闊，也更能切合兒童文學的精神世界。
換一種說法：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語文教學、作文教學等，其目的都是為人打“精神的底子”。
如果今天有人覺得用神圣的目光看待文學是可笑的話，我想是不會有人去嘲笑用神圣的目光去看待兒童文學的——如果他是人父人母。
道義感
文學之所以被人類選擇，作為一種精神形式，當初就是因為人們發現它能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凈化。
人類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樣一部文學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些文學家。
因為文學從開始到現在，對人性的改造和凈化，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在現今人類的精神世界里，有許多美麗光彩的東西來自于文學。
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們只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學留下的痕跡。
沒有文學，就沒有今日之世界，就沒有今日之人類。
沒有文學，人類依舊還在渾茫與灰暗之中，還在愚昧的紛擾之中，還在一種毫無情調與趣味的純動物性的生存之中。
某些病態的現代理論，卻要結束這樣的文學史，鼓勵與滋長對文學的一種輕慢態度，我以為這是在毀滅文學。
文學——特別是兒童文學，要有道義感。
文學從一開始，就是以道義為宗的。
必須承認固有的人性遠非那么可愛與美好。
事實倒可能相反，人性之中有大量惡劣成分。
這些成分妨礙了人類走向文明和程度越來越高的文明。
為了維持人類的存在與發展，人類中的精英分子發現，在人類之中，必須講道義。
這個概念所含意義，在當初，必然是單純與幼稚的，然而，這個概念的生成，使人類走向文明成為可能。
若干世紀過去了，道義所含的意義，也隨之不斷變化與演進，但，它卻也慢慢地沉淀下一些基本的、恒定的東西：無私、正直、同情弱小、扶危濟困、反對強權、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尊重個性、呵護仁愛之心……人性之惡，會因為歷史的顛覆、階級地位的替更、物質的匱乏或物質的奢侈等因素的作用而時有增長與反撲，但，文學從存在的那一天開始，就一直高揚道義的旗幟，與其它精神形式（如哲學、倫理學等）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著人性之惡，并不斷使人性得到改善。
沒有道義的人類社會，是無法維持的；只因有了道義，人類社會才得以正常運轉，才有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景觀。
由此而論，不講道義的文學是不道德的。
不講道義的兒童文學更是不道德的。
文學張揚道義，自然與道德說教絕非一樣。
道德說教是有意為之，是生硬而做作的。
而張揚道義，乃是文學的天生使命，是一種自然選擇。
在這里，道義絕非點綴，絕非某個附加的主題，而是整個文學（作品）的基石——這基石深埋于土，并不袒露、直白于人。
它的精神浸潤于每一個文字，平和地滲入人心，絕不強硬，更不強迫。
一件藝術品，倘若不能向我們閃爍道義之光，它就算不上是好的藝術品。
情 調
今日之人類與昔日之人類相比，其區別在于今日之人類有了一種叫作“情調”的東西。
而在情調養成中間，文學有頭等功勞。
人類有情調，使人類超越了一般動物，而成為高貴的物種。
情調使人類擺脫了貓狗一樣的純粹的生物生存狀態，而進入一種境界。
在這一境界之中，人類不再是僅僅有一種吃喝及其它種種官能得以滿足的快樂，而且有了精神上的享受。
人類一有情調，這個物質的生物的世界從此似乎變了，變得有說不盡或不可言傳的妙處。
人類領略到了種種令身心愉悅的快意。
天長日久，人類終于找到了若干表達這一切感受的單詞：靜謐、恬淡、散淡、優雅、憂郁、肅穆、飛揚、升騰、圣潔、素樸、高貴、典雅、舒坦、柔和……
文學似乎比其它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幫助人類養成情調。
“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文學能用最簡煉的文字，在一剎那間，把情調的因素輸入人的血液與靈魂。
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泰戈爾、海明威、屠格涅夫、魯迅、沈從文、川端康成……一代代優秀的文學家，用他們格調高貴的文字，將我們的人生變成了情調人生，從而使蒼白的生活、平庸的物象一躍成為可供我們審美的東西。
情調改變了人性，使人性在質上獲得了極大的提高。
而情調的培養，應始于兒童。
情調大概屬于審美范疇。
現在的語文教學、作文教學，往往一說就是思想的深刻性，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思想上，就像現在的理論與現在的文學一樣，玩命地追求思想的深刻性。
有些人對思想的深刻性的追求甚至到了變態的程度。
一些看似深刻的東西，甚至離開了常識。
所以我常對學生說：首先回到常識。
這種氣氛是怎么形成的？三言兩語說不清楚。
我這里只說，文學忘了：這個世界上，除了思想，還有審美，這兩者都很重要。
我一貫認為，美感的力量、美的力量絕不亞于思想的力量。
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變為常識，但只有一個東西是不會衰老的，那就是美。
我們再打個比方，東方有一輪太陽，你的祖父在看到這一輪太陽從東方升起的時候，會感動，你的父親一樣會感動，而你在看到這一輪太陽升起的時候也一樣會感動。
這種感動一直到你的兒子，孫子，子子孫孫，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每當我們看到這一輪天體從東方升起的時候，我們都會被它感動，這就是美的力量。
然而，在現在中國的語境里面卻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美”成了一個非常矯情的字眼。
我在課堂上講課的時候，每當說到“美”這個字眼的時候，就覺得非常矯情。
這個年頭你怎么還會談美呢？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我告訴大家，現在的中學語文選課文，很難從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里選出一些文本，只能從現代作家的作品里選。
為什么？現在的作家很少有適合給中學生看的散文和小說，因為里邊都有一些很臟的東西。
我在許多地方都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中國作家把丑和臟混為一談。
西方的文學和藝術一直在寫丑，這是沒有問題的，丑是它里面很重要的一脈，但是它不寫臟。
丑和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打個比方，我們說這個人長得很丑，但并不意味著這個人很臟，也許這還是一個非常非常干凈的人。
所以臟和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中國現在有許多作家對這兩個概念區別不開。
另外，中國作家還有一對概念區別不開，就是“虛偽”和“假”。
虛偽是道德品質的問題，假是一個必要的東西。
當人類第一次把一片樹葉遮在他的羞處時，假就已經開始了。
他并沒有說我的身體在炎熱的天氣之下，為什么還要拿個東西遮住，拿掉不是更真實嗎？但是不，這是文明的開始，這是文明的第一步。
假從這個地方已經開始了。
康德把“假”和“虛偽”區別得非常清楚。
我們卻把這對概念混為一談。
只要認為是不真實的，就說是虛偽。
那么我就在想，在一個特定的場合比如說去簽訂一個國際條約，你能穿一個三角褲衩去嗎？那不行吧。
天氣再炎熱，你都得西裝筆挺，非常莊重地到那個地方簽字。
你總不能穿著個三角褲衩跑到長安街街頭吧。
不能因為夏天熱，不管什么場合都袒胸露背。
這個就是假，假是必要的。
新時期的小說，寫廁所的不少。
我曾建議一個學生寫一篇論文：新時期小說中的廁所意象。
一個人與一個人認識，是蹲坑認識的。
一個了不起的創意，誕生于便桶之上。
不久前看了一部電影，導演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新生代導演。
其中有一個鏡頭：一個人追著一個人辦事，那個人說，我上一趟廁所，你等我一會。
那人就進了廁所，于是我們就聽到了一股水流聲。
等在外面的這位，等得不耐煩了，也進了廁所，于是我們聽到了更為宏大的水流聲。
就在最近，還在電視里看過一個叫《廁所》的舞蹈，就見那些人從這個便桶挪到那個便桶。
中國究竟是怎么了？一談美，人家就說你附庸風雅。
我要說，附庸風雅不比你附庸惡俗好嗎？一個風雅之人，一個風雅民族，其實都是從附庸風雅開始的。
附庸就是模仿，就是親近，沒有附庸之心，則永遠與風雅無緣。
請文學不要隨地吐痰，不要隨地大小便。
文學應當講一點衛生，講一點修養。
脫褲子撒尿，撒不出現實主義來。
靠脫褲子撒尿來制造所謂的真實感，也實在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不要誤讀西方，以為西方的大街上到處都是嬉皮士。
西方的精神標尺始終沒有倒下。
去看一看那些代表西方文學主流藝術獲奧斯卡獎的影片就會有這個深刻的感受。
如果這個高度不存在了，也就是文學下滑的開始。
我們是作洼地文學還是作高地文學？總得在腦子里過一過吧？
一個未經證明但感覺上仿佛對的觀念是：深刻不存在于美的物象之中，深刻只隱藏于丑陋與骯臟的物象之中。
這一觀念來自現代派的實踐與理論，幾乎形成了一個公式：丑（臟）等于深刻。
不是說文學不能寫廁所，不能寫小便。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荒漠時期的愛情》中也寫過廁所。
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上了歲數，上廁所解小便時，總是稀里嘩啦，弄得便桶很臟，她的老伴就時常指責他，搞得他很傷心。
他回憶起他年輕時上廁所撒尿的情景——那是一番什么樣的情景啊！又穩又準又狠。
這里寫的是生命流逝、青春不再的傷感。
這個對比，可以看出中國作家與這些大師們在境界上的高低來。
文學家的天職，就是磨礪心靈、擦亮雙目去將它一一發現，然后用反復斟酌的文學昭示于俗眾；文學從一開始，就是應這一使命而與人類結伴而行的；千百年來，人類之所以與它親如手足、不能與它有一時的分離，也就正在于它每時每刻都在發現美，從而使枯寂、煩悶的生活有了清新之氣，有了空靈之趣，有了激活靈魂之精神，并且因這美而獲得境界的提升。
人類現今的生活境界，若無文學，大概是達不到的；若無文學，人類還在一片平庸與惡俗之中爬行與徘徊。
這也就是文學被人類昵近與尊敬的理由。
我橫豎想不通：當下中國，“美”何以成了一個矯情的字眼？人們到底是怎么了？對美居然回避與詆毀，出于何種心態？難道文學在提攜一個民族的趣味、格調方面，真是無所作為、沒有一點義務與責任嗎？
成人文學那里有對于“美”的忽略，但在兒童文學這一塊，我們還是要講一講的。
不打這個底子不行。
沒有這個底子，人性是會很糟的。
且別急著深刻，且別急著將人類的丑行那么早地揭示于他們。
錢理群先生本是一個思想很銳利、很無情的人，但說到給孩子的文字時，他卻說，人的一生猶如一年四季，兒童時代是人的春天。
春天就是春天，陽光明媚，充滿夢想，要好好地過。
用不著在過春天的時候就讓他知道寒冷的冬天。
讓他們過完一個完整的春季。
錢理群先生懂得這個人性的底子、精神的底子到底怎么打。
美育的空缺，是中國教育的一大失誤。
這一失誤后患無窮。
蔡元培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在全國第一次教育討論會上，提出五育（德、智、體、世界觀教育、美育）并舉的思想，其中就有美育。
但美育的問題引起激烈的爭論，幾乎被否定掉了。
后來是作為中小學的方針被肯定下來的。
但對美育的理解存在趨窄的傾向，僅僅將它與美術、音樂等同了起來。
在蔡元培看來，五育為一個優質人性培養的完美系統，德智體為下半截，世界觀、美育為上半截。
恢復完整的教育系統，不僅是少兒社的事，也是教育社、所有出版社的事。
不僅是出版社的事，也是政府、全社會的事。
悲憫情懷
臺灣將有關我的評論文章收成一本集子，電話中我問責編書名叫什么，她說叫“感動”。
我非常感謝她對我作品的理解。
悲憫情懷（或叫悲憫精神）是文學的一個古老的命題。
我以為，任何一個古老的命題——如果的確能稱得上古老的話，它肯定同時也是一個永恒的問題。
我甚至認定，文學正是因為它具有悲憫精神，并把這一精神作為它的基本屬性之一，才被稱為文學，也才能夠成為一種必要的、人類幾乎離不開的意識形態的。
在我們看來，陳舊的問題中，恰恰有著許多至關重要、甚至是與文學的生命休戚相關的問題。
而正是因為這些問題是一些基本問題，所以又極容易被忽略，其情形猶如我們必須天天吃飯，但卻在習以為常的狀態下，不再將它看成是一個顯赫的問題一樣。
進入這個具有強烈現代性的時代之后，人們遺忘與反叛歷史的心理日益加重，在每時每刻去親近新東西的同時，將過去的一切幾乎都廢棄掉了。
悲憫情懷（或叫悲憫精神），就正在被廢棄掉。
所以，我們有必要重說這一情懷、這一精神。
對文學而言，這不是一個什么其它的問題，而是一個藝術的問題。
我對現代形態的文學深有好感。
因為它們看到了古典形態之下的文學的種種限制，甚至是種種淺薄之處。
現代派文學決心結束巴爾扎克、狄更斯的時代，自然有著極大的合理性與歷史必然性。
現代形態的文學大大地擴展了文學的主題領域，甚至可以說，現代形態的文學幫助我們獲得了更深的思想深度。
我們從對一般社會問題、人生問題、倫理問題的關注，走向了較為形而上的層面。
我們開始通過文學來觀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這些狀態是從人類開始自己歷史的那一天就已存在了的，而且必將繼續存在。
正是與哲學交匯的現代形態的文學幫我們脫離了許多實用主義的糾纏，而在蒼茫深處，看到了這一切永在，看到了我們的宿命、我們的悲劇性的歷史。
然而，我們又會常常在內心詛咒現代形態的文學，因為，是它將文學帶進了冷漠甚至是冷酷。
也許，這并不是它的本意——它的本意還可能是揭露冷漠與冷酷的，但它在閱讀效果上，就是如此。
對零度寫作的某種認同，一方面，使文學獲得了所謂的客觀性，一方面使文學失去了古典的溫馨與溫暖。
現如今，這樣的文學，已不再是漂泊者的港灣、荒漠旅人的綠洲。
文學已不能再庇護我們，不能再慰藉我們，不能再純凈我們。
上面說到古典形態的文學，始終將自己交給了一個核心單詞：感動。
古典形態的文學作了多少世紀的文章，作的就是感動的文章。
而這個文章，在現代形態的文學崛起之后，卻不再作了。
古典形態的文學之所以讓我們感動，正是在于它的悲憫精神與悲憫情懷。
當慈愛的主教借宿給冉阿讓、冉阿讓卻偷走了他的銀燭臺被警察抓住、主教卻說這是他送給冉阿讓的時候，我們體會到了悲憫。
當祥林嫂于寒風中拄著拐棍沿街乞討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
當沈從文的《邊城》中爺爺去世，只翠翠一個小人兒守著一片孤獨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
我們在一切古典形態的作品中，都體會到了這種悲憫。
在沉悶蕭森、枯竭衰退的世紀里，文學曾是情感焦渴的人類的庇蔭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
我不想過多地去責怪現代形態的文學。
我們承認，它的動機是人道的，是善的。
它確實如我們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樣，是想揭露這個使人變得冷漠、變得無情、變得冷酷的社會與時代的，它大概想喚起的正是人們的悲憫情懷，但，它在效果上是絕對地失敗了。
人類社會滾動發展至今日，獲得了許多，但也損失或者說損傷了許多。
激情、熱情、同情……損失、損傷得最多的是各種情感。
機械性的作業、勞動的重返個體化的傾向、現代建筑牢籠般的結構、各種各樣淡化人際關系的現代行為原則，使人應了存在主義者的判斷，在意識上日益加深地意識到自己是“孤獨的個體”。
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都在止不住地加深著冷漠的色彩。
冷漠甚至不再僅僅是一種人際態度，已經成為新人類的一種心理和生理反映。
人的孤獨感已達到哲學與生活的雙重層面。
甚至是在這種物質環境與人文環境中長大的兒童（所謂的“新新人類”）都已受到人類學家們的普遍擔憂。
擔憂的理由之一就是同情心的淡漠（他們還談不上有什么悲憫情懷）。
什么叫“同情”？同情就是一個人處在一種悲劇性的境況中，另一個人面對著，心靈忽然受到觸動，然后生出扶持與援助的欲望。
當他在進行這種扶持、援助之時或在完成了這種扶持、援助之后，心里感到有一種溫熱的暖流在富有快感地流過，并且因為實施了他的高尚的行為，從而使他的人格提升了一步，靈魂受到了一次凈化，更加愿意在以后的日子里，繼續去實施這種高尚的行為。
我們已看到，今天的孩子，似乎已沒有多少實施這種高尚行為的沖動了。
種種跡象顯示，現代化進程并非是一個盡善盡美的進程。
人類今天擁有的由現代化進程帶來的種種好處，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
情感的弱化就是突出一例。
在這一情狀之下，文學有責任在實際上而不是在理論上做一點挽救性的工作。
況且，文學在天性中本就具有這一特長，它何樂而不為呢？現代形態的小說家們過于形而上的人道主義，在客觀效果上，可能恰恰是對情感弱化之趨勢的推波助瀾。
現代派理論對現代小說的闡釋無論多么深刻，它在效果上的那種推動情感進一步冷漠化的作用卻是無法否認的。
大概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創造了《廊橋遺夢》《泰坦尼克號》《克萊默夫婦》之類能夠讓人直接體味到悲憫但并不高級的作品。
我們如此斷言過：文學在于為人類社會的存在提供和創造一個良好的人性基礎。
而這一“基礎”中理所當然地應包含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悲憫情懷。
文學沒有理由否認情感在社會發展意義上的價值，也沒有理由否定情感在美學意義上的價值。
它一樣也是人類存在的基本問題。
文學有一個任何意識形態都不具備的特殊功能，這就是對人類情感的作用。
我們一般只注意到思想對人類進程的作用。
其實，情感的作用絕不亞于思想的作用。
情感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最基本部分。
一個人如果僅僅只有深刻的思想，而沒有情感或情感世界比較荒涼，是不可愛的。
如果有人問我，你喜歡康德還是歌德，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我喜歡歌德這個人有思想，也有感情，知道談情說愛，知道浪漫，而康德這個人只有思想，他連女人都不喜歡，很冷血的樣子，是一個思想的動物，不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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