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我國的經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統治中國近2000年。
《論語》當然也就穩坐了2000年的寶座。
直至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論語》的地位才開始動搖。
**時期深刻的“批林批孔”,更進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對人們的束縛,《論語》從此埋沒人間。
《論語》究竟是什么內容?為什么他被古人視為經典,而后又成為所謂“封建統治者的工具”呢?懷著這些疑問,我漫步于《論語》的花園,嘗試著去感受其中的奧秘。
《論語》是一部語錄體散文,全書總共20篇,計有《學而》、《為政》、《八佾》、《里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
《論語》是孔子死后,弟子們把他平日的言行記錄收集起來,整理編成的。
其中有孔子的言論,也有弟子們的自相問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據的經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
他父親孔紇,又名叔梁紇,曾做過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宰,本身屬于貴族階級下層的“士”。
他的母親姓顏,名叫征在。
孔子3歲時,父親就死了,17歲時母親也死了。
孔子青年時,曾做過管理倉庫(委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
后來孔子精通“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孔子的政治主張是“禮”和“仁”的學說。
他生活于春秋大變革時代,他反對以政、刑來強迫人民服從。
他所說的“禮”,是一種政治秩序,他所說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規范,當然,這種仁和禮是有上下、尊卑、貴賤、等級之分的。
動蕩不安的春秋時代,諸侯為了爭霸,是講究實力,著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納孔子“仁”的政治主張,孔子也沒有被重用。
孔子師徒顛沛流離14年周游列國,于公元前484年(魯哀公十一年)返回魯國,這時孔子已是白發蒼蒼的68歲的老人了。
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籍——“六經”。
中庸卻是《論語》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難做到的。
中庸指的是“對人處事采取不偏不倚、調和折衷的態度”。
這種思想體現了當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
對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始終保持中立。
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端,但過度的“忍”卻能使一個民族沉睡,古代中國的發展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中庸是儒家的為人之道,體現了儒家學派的軟弱性。
君子是一個意義深刻的詞。
從小就聽說什么“君子動口不動手”、“觀棋不語真君子”等,感覺君子就像個呆呆的人似的。
事實上,君子就是孔子他們儒家學派的一種自稱,是理想的“中庸”的人。
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從之斗”,都體現了君子的優良品質。
與君子相對的當然就是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壞人,只是素質沒有君子高罷了。
《論語》花了相當篇幅直截了當的闡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點,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然而,君子的物質地位往往與小人相差甚遠。
**說過:“小人累君子,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可見君子的物質生活是那么的悲慘!
禮,表現了孔子對當時社會的不滿。
孔子生活在動蕩不安的春秋時代,諸侯國不遵守“周禮”,鬧得一團烏煙瘴氣。
孔子的禮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致力于維護三綱五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因此,當魯國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時,孔子憤怒地說:“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觀,這后來發展成為了他學生孟子的政治主張。
孔子認為,“克己復禮為仁”。
克制自己,遵循“禮”,這就便是“仁”了。
“仁者愛人”,這里愛的“人”是指上層社會的王室貴族;尊重朝廷貴族,“不犯上”,也說明孔子對“禮”的尊重。
此外,孔子還把“仁”當作“人”的標準:“仁者,人也。
”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過:孔子“這種所謂仁道,很顯然的是順應著奴隸解放的潮流的。
這也就是人的發現。
”
《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
《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么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
孔子提倡仁愛,但他并不認為應當以喪失原則的仁愛之心去寬宥所有人的過失。
《論語》告訴我們,要本著平等和理性的態度去尊重每一個人,且彼此之間要留有一點分寸,有一點余地。
常言道:世界是個大家庭。
既然是在“家”里,就不免人各有志,人各有稟性,正如有愛螃蟹,有人愛鱸魚,不過都是求真的一種心境。
只要不越于原則,還有什么不可以真心待人,真誠說話,真情做人的道理呢!
品味人生,修身養性,其目的正是要在愉快地生活中做好這一次穿越。
淡泊的襟懷,曠達的心胸,超逸的性情和閑適的心態去生活,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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