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中國的散文分為駢體和散體兩類。
先秦兩漢的“古”體，單句散行，六朝以降，駢儷之風盛行。
此風一直延續到唐代。
唐人要從思想上重振道統，在語言表達方式上必然要革除章句之繁瑣，回到經典儒學的文體，于是由唐代儒學的復興產生了古文運動。
一、文道關系的演變
文道關系是儒家文論的一個永久性話題，它隨著儒學的興衰而變化。
文道關系圍繞重道輕文或重文輕道而變化，追求文學的藝術性、重文學形式技巧的文學思想同原道、宗經、致用的功利主義文學思想彼此斗爭，此消彼長。
唐代的古文運動是以復興儒學為旗幟，以文體改革為中心的散**新運動。
古文是以先秦的散體文為代表的文章形式，其特點是散行單句，不拘格式。
駢文萌芽于兩漢，興起于魏晉，盛行于南北朝和初唐，其特點是講究駢儷、對偶、麗藻、用典和聲律，它是一般文章寫作引入詩賦創作的語言技巧的結果。
駢文作為中國散文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出現了一批膾炙人口的佳作，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庾信的《哀江南賦序》、王勃的《滕王閣序》等。
駢文對文章藝術形式美的追求，體現了中國人的宇宙觀和文化傳統。
但是，在所有文章（包括應用文）中推行駢體化，不顧需要地堆砌典故、推敲格律，一味追求華艷的辭藻，用形式的追求取代思想的追求，甚至障蔽思想感情的表達，又使文章的寫作走向重文輕道的華而不實道路。
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們正是基于這一點，從復興儒學出發，提出文章寫作中的復古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家倡導文章“復古”，有文化重振（復興儒學）和散文自身發展兩方面的原因。
從后者來說，是看到了先秦散體文在記事、說理方面的各種風格和不拘格式的明顯優點。
在敘事方面，先秦散文日趨詳盡、細膩，記敘文字表述準確，形成的“春秋筆法”寓褒貶于一字之間；在說理方面，思想的活躍與邏輯的推演，使說理文字論證嚴密，避免疏漏。
墨辨邏輯推理嚴密，《墨子》一書的文字極為簡練嚴密；道家對個人內心生活真實的眷念，采用“卮言、寓言、重言”的話語方式，形成了“無端涯之辭”的語言特點；縱橫家氣勢雄健、鋒芒犀利、縱橫捭闔；儒家質樸敦厚、文質彬彬。
先秦“百家爭鳴”的文化氛圍中，歷史散文的作者要考慮史事的表述與評價，諸子散文的作者要考慮如何表述自己的思想見解，說客們考慮的是如何馳雄辯以聳動視聽，說服人主。
總之，先秦散文取得了令后世矚目的多方面成就，這是它不斷為后世所稱道和向往的主要原因。
后世主張復古的文人常常以向它認同與回歸作為革除文壇流弊的途徑。
當然，作為先秦散文發展基礎和指導思想的功利主義文學觀，也成為后世一切復古運動的指導思想。
在文與道的關系問題上，凡是主張復古的散文理論，無不遵循文以載道的原則。
只有那些著眼于技巧的雕琢和藝術上追求的作者，才會偏離文以載道，表現出重文輕道的傾向。
唐代的古文運動在韓、柳之前就已經開始醞釀。
在韓、柳之前，一批古文家，如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在文道關系上，提出宗經，即要求用一種符合儒家經典的思想，去充實文章的內容，使文章有益政教。
在宗經的原則下，要求文章質樸簡潔，反對藻麗雕飾。
但是他們是在復興儒學的前提下倡導古文運動的，所以其文風只是一味模仿先秦儒家散文，沒有吸收莊子散文的滂沛汪洋，縱橫家的凌厲激切，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新的創造。
真正代表古文運動實績的散文作家，是韓愈、柳宗元。
二、“文以明道”說
韓愈的古文理論和古文創作成就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屬于里程碑式的人物。
蘇軾稱韓愈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潮州韓文公廟碑》）劉熙載進一步分析說：“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
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
”（《藝概·文概》）柳宗元與韓愈齊名，都在古文運動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績中作出了令后人矚目的成就。
和韓愈相比，他的哲學和政治思想更具有歷史的進步性。
韓愈、柳宗元以他們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績，使古代散體文發展到成熟的高峰，從而完成了古代由以駢體文為主到以散體文為主的歷史性轉變。
韓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論，在對待文與道的關系問題上，都主張以道為本，文以載道。
韓愈反復說：
修其辭以明其道。
（《爭臣論》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
（《答陳生書》，《韓昌黎全集》卷一六）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
（《答李秀才書》，《韓昌黎全集》卷一六）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
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
（《送陳秀才彤序》，《韓昌黎全集》卷二0）
韓愈一再聲明他是為了提倡古道才寫作古文，“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題哀辭后》）韓愈所說的古道，是正統的儒家之道，其主要內容就是“仁義”。
他在《原道》中說：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乎外之謂德。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倉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這個到孟子就中斷了的道統，韓愈下決心要“回狂瀾于既倒”（《進學解》）。
韓愈對孟子特別崇敬，因為他要明的道，內容主要就是仁義。
韓愈在《原道》中要求君主能讓老百姓安居樂業，無溫飽之憂，正是對孟子“仁政”、“民本”思想的具體發揮。
韓愈力排佛老，也是從革除政治弊端出發，他認為但是朝野上下信奉佛老，是導致儒家仁義不行、社會動蕩不安的主要原因。
韓愈行“先王之教”，維護嚴格的等級制度，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反對藩鎮割據，加強中央政權。
所以他反復強調要正君臣的名分。
《原道》篇說：“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他如此強調要維護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就是為了從輿論上削平藩鎮割據的勢力。
由此看來，韓愈給儒家傳統文學觀的明道說賦予了與當時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實際內容，改變了他的前輩們空言明道的性質。
三、“氣盛言宜”、“不平則鳴”說
韓愈的文論受孟子直接的影響，除了他所說的“道”上承孟子“仁義”之外，他還在孟子倡養“浩然之氣”的基礎上提出了“氣盛言宜”說。
劉熙載指出：“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觀《答李翊書》，學、養并言可見。
”（《藝概·文概》）在《答李翊書》中，韓愈告誡弟子，立言作文要建立在立行養氣的基礎上，“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華。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他用果樹的根與果、油燈的膏與光作比，說明有了仁義，講的話才和藹可親。
在“養氣”說的基礎上，他提出了“氣盛言宜”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
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氣好比水，言好比浮在水面上的物；水大，浮物跟著水勢而動；氣勢旺盛，語言便隨著旺盛的氣勢發出，或長或短，或高或低，無不合適。
強調“有德者必有言”，強調內在的道德修養比外在的語言表現更為根本、更為重要，是儒家文藝觀的傳統。
韓愈繼承并發展了儒家的這一思想，與他對駢文流弊的深刻認識有關。
駢文末流在創作上掉書袋、形式上過于追求精巧密致，其病根在于駢文作者的生活貧乏、思想空虛、精神境界卑下。
韓愈要從根本上扭轉這種不良文風，所以強調文品與人品的深刻聯系，提出“氣盛言宜”說。
那么，作家的這種靡足珍貴的“盛”氣從何而來呢？在韓愈看來，它來自于創作主體與社會環境的沖突之中。
這就是他提出的“不平則鳴”的著名命題。
他在《送孟東野序》中說：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
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
人之于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評者乎！
他把上古以來許多的思想家、文學家都稱作“善鳴者”，他們的善鳴乃是由于“不得其平”。
韓愈把“不平則鳴”上升為一個普遍的規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如此。
就人來說，復雜險惡的社會環境，難以規避的矛盾沖突，激起了作者的不平之情，并促使他們將心中積蓄的這種情感一吐為快。
《送孟東野序》是針對孟郊仕途失意、生活窮愁而發，所以韓愈在這里提出的“不平則鳴”，主要是從鳴其不幸、鳴其不平立論，而不是從鳴國家之盛說的。
這種思想在他的《荊潭唱和詩序》中也有表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
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
窮不極則文不工，有不平而后有勃發的感情。
在這里，韓愈認識到文學創作行為是主體既往的不平、憤怒、愁苦郁積到一定程度后的爆發與宣泄。
“和平之音”、“ 歡愉之辭”之所以淡薄、難工，是因為作者缺乏醞釀、激化和強化自己創作情緒的生活經歷，而沒有足夠強度的創作情緒，就不會有發自內心的足夠強度的創作欲望，因此也就難以寫出有質量的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