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文壇上興起了一股“文化尋根”的熱潮，作家們開始致力于對傳統意識、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們的創作被稱為“尋根文學”。
文化尋根是以批判與反思的方式記憶傳統文化的，是對傳統文化的一次具有現代意義的整合，其中涉及到區域文化的現代建構。
尋根文學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首先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1982年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因其《百年孤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而得到全世界的認可，刺激和啟發了中國作家，許多年輕作家從馬爾克斯充滿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國家文學走向世界的希望，他們試圖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國人特有的感受性來解讀改造西方的文化觀念和藝術形式，從而解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所面臨的精神貧困等難題。
1983年到1984年間，后來尋根文學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們就曾圍繞文學“尋根”問題交換過意見，召開過座談會。
1984年初，李陀第一次在《創作通信》中使用“尋根”一詞，1985年夏，韓少功、李陀、鄭萬隆、鄭義、阿城、李杭育等紛紛著文倡議或宣揚尋根文學的主張，韓少功的《文學的“根”》后來被看做文學尋根運動的宣言，他說“文學有根。
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
”他認為文學“尋根”，“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人類生存的根”。
(10)其次是由于作家們感到了“文化”對人類的深刻制約，力圖把握它。
對“**”的反思使人們普遍認為“**”是前現代的封建主義的復辟，倡導科學民主，反思傳統以走向未來就成為**后主要的社會文化思潮，文學經歷了反思和改革思潮之后，也開始將反思從社會歷史層面深入到向事物本源意義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上，探尋歷史失誤與民族文化心理積淀之間的內在關系。
鄭萬隆認為：“尋根”是“力求揭示整個民族在歷史生活積淀的深層結構上的心理素質，以尋找推動歷史前進和文化更新的內在力量。
”(11)李慶西說，文學成文化的“根”，并不在儒學里面，而是在區域文化中——發源于西部諸夏的老莊哲學、以屈原為代表的絢麗多彩的楚文化，以幽默、風騷、游戲鬼神和性觀念開放、坦蕩為特征的吳越文化等等。
鄭義、阿城還對五四以來新文化建設中對傳統文化的揚棄提出批評，認為五四運動“對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有阻礙民族文化之嫌”，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斷裂。
總之認為五四以來的文化是一種“無根”的文化，希望以文學來彌補這一“文化斷裂帶”。
這些理論使尋根作家們始終保留著一份政治、人文理想和深刻的自省意識。
其次，20世紀80年代，伴隨現代化浪潮而來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使人們不得不面對文化比較和不同文化價值觀的評價問題，李慶西說他們當初倡導文學尋根的主要意圖在于“尋找民族文化的精神”，以獲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12)。
雷達認為“這股探索民族靈魂的主線索，絕非筆者的玄想，而是眾多作家呼吸領受民族自我意識覺醒的濃厚空氣，反思我們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焦灼地探求強化民族靈魂的道路的反映。
”(13)這一思潮在受到熱烈歡迎的同時，也受到質疑和批評，有人擔心這一思潮會導向對需要批判性反思的傳統文化的回歸，尋根文學作家們將關注視角指向僻遠、蠻荒、原始的非正統文化聚居區域的生活文化形態，與現實社會人生問題和矛盾相距較遠，致使尋根思潮迅速被反映現實生活的新寫實小說所沖淡，此后有尋根傾向的一些長篇小說則具有了“后尋根”的特點，其反映社會歷史文化的深度廣度都超越了那一時期倡導者們的創作。
汪曾祺的短篇《受戒》、《大淖記事》等被看做尋根的重要作品，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作者家鄉江蘇高郵地區市鎮的舊時生活，展現了那里獨特的民風民俗民情及民間生存倫理和規范。
《受戒》對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純美愛情的描繪表現了質樸自然的人性，作家人為地將現實社會懸置起來，把筆觸深入到存在的本真處尋找生命的價值意義，他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抒情詩”，他的小說細致入微地考察了故鄉高郵市鎮的住居、飲食、衣著、言語、交際方式、婚喪節慶禮儀、宗教信仰等等，極大地拓展了**以來文學表現的空間。
他的小說呈現的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態，他用簡潔質樸的散文化筆法抒寫鄉鎮民間生活的美和健康的人性，他善于發現民間獨特的生命活力，善于表現普通人內在的歡樂，他說“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14)，他的藝術追求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的藝術追求有著精神旨趣上內在的關聯，從某種程度上說汪曾祺的小說接續了沈從文的文學選擇和審美追求。
賈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系列”，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鄭萬隆筆下的黑龍江邊陲的山村，烏熱爾圖的鄂溫克族生活等，都可匯入“尋根”所誘發的民俗風情敘述潮流中。
其次，具有濃郁地域色彩的“民俗風味小說”，如鄧友梅筆下的北京，馮驥才的“津門系列”，陸文夫的蘇州小巷等，對城市生活和風俗沿革的考察是廣泛而深入的，對普通市民言語、心理、情感、行為方式和價值理念的刻畫，細微而又傳神，帶有明顯的尋根特征。
尋根作家在思想傾向和價值評估上，較之傷痕、反思和改革作家們要復雜曖昧許多，他們在經歷了對“傳統文化”的孺慕之后，開始了反思，開始對“不規范”的傳統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進而在創作中展現野史、傳說、民歌、偏遠地區的民風民俗中的文化蘊藉，挖掘道家思想和禪宗哲學的文化精髓，而對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規范”的體制化傳統，則持批判、拒斥的態度，從而接續了魯迅對封建禮教的批判傳統。
阿城的中篇小說《棋王》發表于1984年，以知青生活為題材，作者卻有意淡化了故事發生的政治時代特征，消解了社會矛盾，從人的基本生存層面(吃)和精神層面(下棋)來表現普通人在“**”中的生活。
王一生是一個天生柔弱的知識青年，他對吃有著濃厚的興趣，因為吃是生存之需，是基本的生存欲望，而下棋則是他的精神需要，是他對自身的一種精神修煉。
他是一個被政治和時代邊緣化的人，內心又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要想在政治風浪中站穩腳跟，獲得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就只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內心平衡、適應外界各種變化的一種方式，于是下棋成為王一生生命存在的方式。
當王一生戰勝曾經的縣冠軍成為棋王時，他已經成為一座雕塑，有一種仙風道骨的感覺，“下棋”成為生命力的展現，他通過“下棋”實現了人生的價值。
他的人生哲學是中國道家文化精神的一種體現，具體表現是：不隨流，不合污，矢志彌堅，操守如一，超然于世，解憂散懷，寄情養性，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等。
他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顯示了內在的充分自由性，小說蘊含著作者對自由境界和不受約束的自由人格的自覺追求，折射出了現代人所面臨的精神困境和人們自覺超越的良好意愿。
小說對人物“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的極力渲染，本身就有一定的現實批判性，那種看似純然的出世精神蘊含著他們自我價值實現的強烈欲望，小說用“王一生”這一略顯極端的人物表達了自己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理想精神的嘗試與探索，把道家思想作為人們在“亂世”中超越世俗生活的憑藉。
韓少功作為尋根文學的倡導者，在他的《歸去來》、《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說中實踐著他的理論主張，他善于以強烈的“尋根”意識和撲朔迷離的形式感來發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頑不化的國民劣根性。
在《爸爸爸》中，他塑造了丙崽這一文化意象，丙崽是永遠長不大也死不了的白癡、侏儒，他長相丑陋，思維混亂，言語不清，行為猥瑣，盲從迷信依附，他生活在近乎靜態封閉、愚昧齷齪的雞頭寨，這是一個偏僻落后又充滿神秘感和巫術感的幾乎原始荒蠻的村落，作者把一種具有遠古意識、初民思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意在把愚昧、蠻荒、冥頑不化的“集體無意識”加以抨擊與放大。
這種原始意識主要表現在：雞頭寨人相信萬物有靈，丙崽娘曾燒死過一只綠眼赤身大蜘蛛，冒犯了神明，所以生**殘心呆的兒子；他們畏天祭神，爛了秧就拿丙崽祭谷神，祭神時聽到驚雷，就以為是上天對這瘦癟癟的祭品表示不滿；村民們還篤信千奇百怪的迷信解釋、預兆、禁忌等，比如他們認為蛇性淫，見婦女就挑逗；人吃了魚和雞會腹生活魚活雞；貼紅紙可以避邪，灌大糞可以治好瘋病等；他們認為咒人“背時鳥”可使人絕后；取所愛女子頭發一根系在門前樹上，念“花咒”72回，就能迷住女子；在“打冤”之前，他們請巫師指點，以砍牛頭之后，觀牛進退來預卜戰事勝負；他們固守原始而盲目的祖先崇拜和長輩權威，他們立祠堂、修族譜，過年過節和紅白喜事都必唱古歌，小說結尾雞頭寨大敗后，有話份的老者仲滿熬了毒藥水，讓老弱遵照列祖列宗的先例服毒而死，大家都乖順地照喝不誤；不僅如此，村中的青年和孩子們還把對侏儒丙崽的侮辱當成大家的樂事，隨意對他施加獸性般的摧殘，村寨之間械斗“打冤”成為遺風民尚，男人們好勇斗狠，集團仇殺的事時有發生。
凡此種種，延續幾千年，才產生了丙崽這一文化意象，韓少功把傳統文化存在的所有問題都濃縮在丙崽身上，丙崽的產生正是中國文化喪失了“根”的結果，這一人物形象傳達出作家對傳統文化既眷戀又痛恨的窘境，丙崽不僅長不大，而且長僵了，我們的文化缺少自我批判和創新的能力。
作者把丙崽作為一種意象成人生的象征，把他所生活的氛圍和環境看成一種凝固了的社會空間，小說揭示出的這種生命形態成為我們邊遠地區和落后地區至今還保存著的民族生存形態，同時，它也成為一種穩態的意識結構滲透于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之中，韓少功將它進行變形的夸張與放大，其目的是想引起療救的注意。
然而，作者的探索還停留在批判的層面，而沒能為未來文化的創造與建構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內容和方法論上的啟示，他對國民性的批判并沒有超越魯迅。
此外，小說的文體實驗也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作者采用了打破生與死，人與鬼的界限，打破時空界限，吸收歐美現代派時序顛倒、多角度敘述、幻覺與現實交錯等藝術手法，使小說彌漫著一種飄忽不定的、撲朔迷離的神秘感，作者滯重的敘述語調，整個作品陰郁壓抑的情感氛圍，及在神秘的敘述之中所透露出來的象征意蘊，顯示了作者對這樣一個衰敗腐朽發霉的“種族”的悲觀與無奈，促發讀者去思考更深層的文化意蘊。
小說對山地的風俗和自然景觀的描寫，以及糅進的神話描寫也為小說的內容表達和形式表現增添了賞心悅目的色彩效果。
莫言的《紅高粱》系列將筆觸深入到“歷史”的縱深處，在“高密東北鄉”——那片充滿野性活力和原始生命力的生活場景上，在“我爺爺”和“我奶奶”們熱情奔放、無拘無束的生命激情中尋找中華民族驍勇強悍的血性，他們的野性蓬勃的生命力幻化為那一片紅紅的高粱地，然而，他們那原始野性的生命力能給這片土地帶來富庶榮光與現代化嗎？
關于尋根，作家們或以自己的理論，或以自己的創作，來表達自己對歷史文化的思考，探索的真正目的都是為著人的發展和完善，在這一尋根熱潮中，我更尊重和敬佩史鐵生的文化探索及其意義，他的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散文《我與地壇》等都表現了一個肉體殘疾者對社會人生和世俗生活的切身體驗和思考，在他看來，所有的人都是殘疾的，有缺陷的，他對傷殘者命運和痛苦的持續關注早已超越了個體生命的體驗，上升為對普遍性生存，特別是對人類精神“傷殘”現象的人文關懷，他的小說也寫傷殘者的生活困頓和精神困境，卻沒有自怨自憐自嘆，他把寫作當成個人的精神探索，這使他的小說具有濃重的哲理意味，他用溫情而又感傷的筆調訴說著命運的荒誕無情與人類宿命般的抗爭。
他對“尋根”的闡釋，是對尋根文學意義的最好總結，他說：“‘根’和‘尋根’又是絕不相同的兩回事。
一個僅僅是，我們從何處來以及為什么要來。
另一個還為了：我們往何處去，并且怎么去”。
他認為尋根“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誕，去為精神找一個可靠的根據”。
(15)尋根是人類永恒的宿命，尋根文學作為思潮會成為過去，但尋根作為一種文化沖動，卻永遠不會消失。
只要還有尋根的沖動和愿望，人類就有到達彼岸世界的希望。
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以及尋根文學在文學史上被指認為歷時性的、進化式的發展邏輯，似乎時間的更迭預示著文學階段的完成，其實對傷痕的書寫，對歷史文化的反思，對人類文明之根的尋覓，從來沒有停止過，它們一直都是新時期文學的重要內容。
傷痕文學雖然在沖破極左文藝路線的各種禁區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會問題，卻將敘述核心停留在“社會與人生傷痕的表層描寫上”，反思文學超越“表層控訴”，轉向“更深廣的歷史內容”和“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上，出現了更具有包容性和重大悲劇美學意義的作品，但二者的突出特點就是對“過去”的追憶與撫摸，而忽視了曾在發生著的現實生活，改革文學受到主流文化和讀者的熱烈歡迎就是因為它的“當下性”，因為人不能永遠停留在對“過去”痛苦的回憶和反思之中，人類“健忘”的劣根性，追求“當下”快樂原則的自然本性使人們更加注重當下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1980年代的經濟中心的轉移，“四個現代化”的提出，“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都為國人描繪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圖景，一味揪住“過去”顯然不符合主流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有悖于人性的自然發展，加之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社會矛盾也亟待解決，改革**應運而生，成為新時期以來“功利話語與審美話語結合得較為完美”的小說思潮。
但對傷痕的反思被改革文學的春風徹底終結，也引起一些人文知識分子的擔憂，尋根文學的倡導是一種有意識的反正，我更愿意把尋根文學當作反思文學的延續或深化，而人的發現無疑是這一系列文學思潮的根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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