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光輝起點，跨越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早期封建社會三種社會形態，經歷了從坯胎萌芽到生長成熟的漫長過程，直到周代蔚為大觀。
《詩經》和《楚辭》聳立起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座巍峨的高峰，史傳和諸子奠定了中國古代散文的優良傳統。
中國文學史上的歷次詩**新運動，無不以先秦詩文作為師法的楷模和品評的標準，緣于先秦文學自身的特點。
第一是創始性
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第一頁，文學伴隨著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產生，并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至周代而蔚為大觀。
詩歌、散文、辭賦等文學形式一應俱全，散文中史傳散文、諸子散文和應用散文已有明確的分界。
史傳散文的記言記事由分離到融合，產生了文誥、編年、國別、譜牒等多種體例。
諸子散文由簡短的語錄體發展為論辯文，進而形成專題論文，完成了論說文的體制。
應用文中包括典、謨、訓、誥、誓、命以及書信、盟誓、祝文、祝辭、箴、誄、銘文等各種文體。
先秦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體系，彼此滲透，形成中國古代思想史以百家爭鳴為開端的特點，并輻射其他各種文體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記言、敘事、寫人以及議論、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覺，手法逐漸成熟。
詩歌開中國抒情詩之端，《詩經》和《楚辭》分別開創了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主要流派，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從經學角度來說，先秦時代是出產“元典”的時代，儒、道及其他各種思想流派的原始經典都出自這一時代；從文學藝術的起源、文學體裁的產生、思想體系的形成、藝術手法的探索、文學流派的開創等各個方面來看，先秦文學都具有創始性的意義。
這種創始性充分體現了先秦時代的作家所特有的開拓精神和豐富的想象力，注重獨立思考，勇于標新立異，恰與后世輾轉模擬、東施效顰的風氣形成強烈的對比。
第二是綜合性
先秦時代文史哲不分離，詩樂舞相融合。
文學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學、歷史、文學等在內的一切學術。
《論語·先進》說孔門弟子子游和子夏長于文學，“文學”便是泛指古代文獻。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說：“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其中文學之士著書立說，游說之士搖唇鼓舌。
先秦文獻中，史傳散文記史解經，卻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節曲折，人物形象生動；諸子散文傳經布道，客觀上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議論說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張、鋪排等多種文學手法；《詩經》和《楚辭》本是文學創作，卻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價值和思辨色彩。
這些文獻對于研究先秦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文學等都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
先秦時代的詩歌、音樂和舞蹈密不可分，從原始歌謠到《詩經》、《楚辭》都是如此。
《呂氏春秋·古樂》中記載的“葛天氏之樂”，有舞蹈道具和動作的描述，樂章的章名概括了詩歌的內容，顯然是詩樂舞的綜合表演。
《詩經》作品大多重章疊句，原本是適應音樂和舞蹈反復表演的需要。
《墨子·公孟》中也說：“儒者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弦《詩三百》，誦《詩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誦，正說明《詩經》具有綜合藝術的特征。
《楚辭·離騷》的末節、《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懷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節都有“亂曰”，“亂”既是內容的總結，也是標識音樂的末章。
《九歌》是屈原在民間祭神巫歌基礎上的創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無“亂曰”，但末篇《禮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亂辭。
由此可見，楚辭也具有詩樂舞相融合的特點。
明確綜合性的特點，研讀文學便要緊密結合時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實用性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出現大動蕩、大變革、大改組的形勢，文學普遍具有實用性，或為具體社會問題而發，如《詩經》民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或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判斷歷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為現實社會提供借鑒，如史傳散文的定是非，決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決實際社會問題，如諸子百家為拯救社會而各陳己見；或自怨而生，抨擊現實政治，如屈原之作《離騷》。
第四是隨意性
隨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無忌，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
文字產生以前的原始歌謠和神話傳說自然是盡人腦所能想，盡人口所能言。
產生文字的殷商時代也無所束縛，盡管對天神無限崇拜，還是有武乙之輩敢于射天。
周代崇尚禮制，思想有所束縛，然而《詩經》中的民歌用樸實的語言抒發真實的情感，饑者歌食，勞者歌事，對大人君子作無情的嘲諷，對男女愛情作坦率的表白。
經過篩選潤色的《詩經》尚有真實感，可以想見未能入選的詩歌更是實話實說。
先秦無人模擬《詩經》，蘊釀二、三百年之后，楚辭以全新的面貌上詩壇。
后人每以《詩經》為比照評論《離騷》，或認為《離騷》兼具國風、小雅之長，或認為屈原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不同于《詩經》；或認為屈原獨依詩人之義，依托五經以立義；劉勰的《文心雕龍·辨騷》分剖四事同于風雅，四事異乎經典，算是一種折衷的總結。
以同于《詩經》為褒，以異于《詩經》作貶，是囿于漢代作家尊經學重模擬的怪圈，而忽視了先秦作家的隨意性。
屈原是最有個性的詩人，《離騷》是最有個性的詩篇，宣泄自己的滿腔憤懣，一吐為快，他完全沒有也不必“徵圣宗經”。
東周時代，天子的權威日益下降，逐漸名存實亡，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分裂的**面為思想的活躍和言論的自由創造了客觀條件。
儒家有傳播仁義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棄仁義道德的自由，縱橫家也有以利害關系取代仁義道德的自由。
面對舊制度的日益式微，舊秩序的日益破壞，兼并戰爭的日益頻繁，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種獨立的思想體系。
為了更有效地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人們競相探尋最為合適的表達方式和最為美妙的語言技巧，從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審美情趣。
創始性、綜合性、實用性、隨意性彼此聯系，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先秦文學的基本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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