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作家葉兆言說:“張愛玲的一生,就是一個蒼涼的手勢,一聲重重的嘆息”。
確實,品讀張愛玲的《封鎖》,筆者亦掩卷嘆息。
電車向遠處延伸,叮玲玲的鈴聲是冰冷的,兩度切斷時間與空間。
這是上世紀40年代的上海,一個精神活躍卻被沉重肉身裹挾的上海。
呂宗楨與吳翠遠,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相愛了。
封鎖期,那么漫長,足以讓萍水相逢的二人產生一段愛情;那么短暫,唯美的畫面只在彈指一揮間銷聲匿跡,無影無蹤,只剩下一只裝死的、在思想的烏殼蟲。
空中沒有留下鳥兒的痕跡,可是它的確飛過。
呂宗楨回到位置上,仿佛什么也沒有發生,“整個上海打了一個盹,做了一個不近情理的夢”。
不近情理?確實如此,一段呂宗楨為了躲避表侄的意外戀情,一段呂吳雙方都悖棄了家庭期許的戀情;但又合乎邏輯,正如之前深得吳翠遠欣賞的那個男同學,呂宗楨拿她當作一個男人、一個心腹看待,看得起她。
吳翠遠處于一個近乎真空的環境,處處受人壓迫排擠,劇情的設置讓她邂逅了呂宗楨;于呂而言,她又是一個極佳的傾訴對象,可以靜靜地聽他的心聲。
精神上的互求成了兩人交往的巨大引力。
在這個“好人比真人多”的年代,呂宗楨便是吳翠萍心中的少有的真人,吳翠遠則是一個外表“好”而內心“真”的矛盾結合體。
吳翠遠帶著一種蒙娜麗莎式的美出現在電車中,模棱兩可,沒有輪廓,大家的印象中一個清晰的好女兒好學生的形象。
比起那個不斷提醒丈夫注意褲子的婦女,吳翠遠少了市儈之氣。
這種美,也是一種虛幻的存在,她是呂宗楨飄渺的思維固化成的一個觸手可及的角色,也是作者的一個設置,反映一個人精神的跋涉、翻轉與進化。
吳翠遠同時也是張愛玲的視點,穿透吳翠遠的雙眸,仿佛可以看到張愛玲本人娉婷的從遙遠走來,洞察一番現實世界,又輕嘆一聲轉過身去,緩慢遠走······張愛玲的小說,是有自己的小說,留下的,只有一片純粹的精神世界,正如封鎖的電車。
“將張愛玲從小說中攫出來,然后再還給小說”,或許像李歐梵先生一樣品讀,才能領略到精要所在。
作者用她的文字設置了一段擁堵的封鎖時期,勾勒出一幅客觀百態的電車環境圖,將他們巧妙地推到一起。
他們給乘客擠得緊緊的,身體的接觸仿佛一下子把他們之前的生疏感全部化解了,只剩下兩顆心臟,跳動的是那般快樂,那般激動,吳翠遠甚至瘋狂的想用行動來證明她純粹的愛意。
在那樣一個物質至上的上海,充斥著議論是非之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茶余飯后的消遣。
作者神來之筆所設置的美好的時間與空間,打破了封鎖期的僵局,成就了呂宗楨與吳翠遠短暫的戀情。
一輛昏昏沉沉前進的麻木的電車,外表洋氣,可是少有與之匹配的魂靈。
有了張愛玲,上海也不完全是冷漠的代名詞。
因為她是愛這片土地的,它成就了她。
她包容,她傾注,于是,上海便有了微光。
整篇文章的氣氛由壓抑,到有亮色的增添,再到重返那個沉悶的世界,仿佛一聲嘆息,剛到思想的高潮,卻不得不跌回現實,給人一種無力感與無奈感。
呂宗楨的突然離開,比起假設他們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果更為悲劇,他“死”了,吳翠遠熱烈的火光就這樣幻滅。
當一切戛然而止,又回到了那個壓抑的現實。
可是封鎖雖解,可接下來的不更是一種對思想的封鎖嗎?短暫的現實封鎖,有著一段激烈的愛情,有人的思想解凍復蘇。
這一停,好像也是一個讓遠遠落在后方的靈魂追上身體的速度。
現實的封鎖是短暫的,而精神的封鎖是長期的,也是一直以來被尋求自由的作家不停詬病的所在。
大而化之,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具而析之,也有張愛玲本身處于對女性的同情,也是女性的悲劇。
縱觀全文,仿佛更為吳翠遠的經歷而感到憂傷——女性受到限制與困擾的命運。
重重的嘆息,浮沉過濾下便只有干凈的文字。
奈何,一人之力怎敵千萬人?嘆息也好,反抗也罷,留給人的是困惑、憤恨還有遺憾。
電車依舊駛過那兩條永不相交的鐵軌,軌道如同柔滑的光熒熒的曲蟮,向前方延伸,沒有完,沒有完……那兩條鐵軌仿佛離別后的呂吳二人,大概永遠沒有再次觸碰的時光與機會了吧?它的前方還有多少個封鎖在等待著,等待著帶給人一輪又一輪思想的沖擊和精神的洗禮?對于一個快窒息的人,這痛徹的呼吸足以將他拉離死亡線;對于一群在黑屋里呆太久的人,一束微光足以喚醒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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